关于福利国家，我有一套既定的看法，一般人说服不了我，我也不打算说服别人。但前两天看到有人在媒体上呼吁“高福利体制让人民更有尊严”，终于忍不住写两句。那篇文章内容虽不能算全错，但读罢总感觉作者露一半藏一半，有点忽悠大众的意思。我不准备直接反驳那篇文章，只想借此题目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的《人与福利国家的较量》（Man vs. The Welfare State）。
说起福利国家，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如瑞典、挪威、丹麦等等。这些国家的政府的确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人民从摇篮到坟墓都有政府无微不至的关爱，纵做鬼也幸福。这听上去很诱人，尤其是对于长期生活在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财产缺乏安全保障的国家的人们来说，更希望三步并作两步实现全民福利的目标。然而，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果真能包治百病吗？很遗憾，历史为我们提供的答案是否定的。
黑兹利特在书里专门开辟了一章的篇幅来谈过去乌拉圭的福利改革。不要小看乌拉圭这个国家，它曾经被人们誉为“南美洲的瑞典”。众所周知，南美人民自古有革命传统，乌拉圭概莫能外。在政治革命后，乌拉圭人民继而搞起了社会福利革命，以期实现自己心中“大同社会”的理想。于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乌拉圭的“福利国家大跃进”正式开始，他们当时的榜样，便是瑞典。
黑兹利特说，乌拉圭早在1919年就引入了养老金制度。这甚至比西欧福利国家理论的基石《贝弗里奇报告》还早了几十年。看来，乌拉圭之所以被人称为“南美洲的社会试验场”，与其敢为天下先的无畏精神有些关系。但既然是实验，就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很不幸，当年的乌拉圭最终成为了一个失败的社会实验案例。
失败之路是这样踏上的：1952年，乌拉圭废除了效率低下的总统办公室，转而由九人组成的国民议会实行统治。这九个人，相当于当年乌拉圭的九个常委，当然，他们来自不同的政治党派。但在进行福利国家改革的问题上，九核心达成了一致意见：坚决推行国家福利改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很快，医疗、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公共服务被政府大量制造出来。最高的时期，超过40%的人在政府提供的福利下生活。表面上看，迈进福利国家门槛的乌拉圭人民幸福指数蹭蹭上窜，越来越好。但一个大问题马上来了：钱呢？
制造公共产品需要金钱，维持这些公共产品的运转需要更多的金钱，同时还需要庞大的人力。黑兹利特在书中统计，政府福利机构的大肆扩张使得乌拉圭一度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依靠“吃体制饭”而生活。养活他们需要一笔不菲的开支。况且，南美诸国政府的腐败程度堪称雁过拔毛，丝毫不输给某些亚洲国家。没有猫儿不偷腥，乌国官员下了班也需要吃鲍鱼、混夜场、马杀鸡。这一切，都要从政府开支中“提成”。并且，政府开支越大，他们“提成”的数额自然越高。从1961到1962年，政府赤字从两亿比索上升到八亿比索，创下三十年来最高纪录。
当年的乌拉圭只是南美洲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农业国，国民实际上拿不出足够的钱养活因追求社会福利而日益扩大的公务员队伍、不断增多的社会服务，以及腐败的官员。看样子，这个社会福利计划是很难继续推行下去了。但困难归困难，架不住当年的乌拉圭人民志气高，发誓要把“南美洲的瑞典”的美誉保持到底。苦，不能苦国家；穷，不能穷政府。如此深刻的政治觉悟让乌拉圭人民咬牙接受了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印更多的钞票。
让货币贬值大概是政府用来抵消债务的最便捷手段了。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就像是一副多米诺骨牌，只要一开头，就很容易形成恶性连锁反应。果然，1965年的物价上涨高达88%，第二年继续上涨超过40%。物价一上涨，乌拉圭人就上街，政府因此不得不提高工资。但如此一来，公共开支变得更大，于是政府又发行了更多的钞票。通胀的雪球越滚越大，政府的财政情况并未得到任何改善。
这时，乌拉圭政府开始寻求别的办法，比如对进口贸易实行严格限制，以免货币进一步流失。此举最直接的后果是助长了乌拉圭与巴西等国之间的走私贸易。此外，极度缺钱的政府开始对商业征重税，这导致乌拉圭不少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增多的失业人口进一步加重了国家福利系统的经济负担，新一轮的印钞和通胀又开始了……就这样，乌拉圭一步步陷进他们自己设定的福利国家圈套当中。这似乎距离最初政府对人民许诺的美好图景相去甚远。实际上，“南美洲的瑞典”在当时只能算是一个通胀严重、黑市猖獗、社会动荡、政府权力不断扩张的国家。
故事讲到此，或许有人会质疑：整件事情完全是由于乌拉圭画虎不成反类犬，想学瑞典又没学到家才造成的结果。无论如何，发生在乌拉圭的灾难并没有发生在他们的“老师”瑞典身上。的确，瑞典的情况比乌拉圭好很多。但瑞典的福利制度也有不少问题，从本质上看来，其实和乌拉圭的区别不大：都是政府的权力借福利之名扩张权力，庞大的公共开支拖累财政。
简单来说，瑞典政府远比乌拉圭廉洁高效，并且瑞典的经济状况也远强于乌拉圭，这让相同性质的问题在乌拉圭表现得较重而在瑞典表现得较轻，瑞典没有因为全民福利政策而成为“欧洲的乌拉圭”。但是，公共开支过大和效率低的问题本身依然存在。【這個問題就涉及到了生育和維持物質水平等公共問題了：如果不限制人口或福利水平，那就是快死到臨頭了；可是，與人性作鬥爭，至今為止勝者寥寥！這個問題必須由宗教來解決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政治学者Anders Lindbom在一篇论文里说过，多次受到冲击的瑞典福利系统之所以至今没有解体，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这个福利体系进行了改革。这意味着公共开支的削减，更重要的是，国家的“经济菜单”里减少了“社会民主”成分，增加了“自由经济”成分。瑞典政府的“福利之手”得到了有效的限制。
且不详谈瑞典如何改革。我想问的是，当我们在谈论引进“福利国家”的体系时，是否能够首先确保政府的廉洁度？确保政府不会借福利之名暗中扩张？确保公众能监督政府对社保金的使用？确保大多数人愿意为庞大的福利开支买单，并且支付得起？是否可以确保政府不会像当年的乌拉圭政府那样，在问题出现时用新的错误来掩盖上一个错误？当所有这些设问一个都保证不了的时候，盲目推行所谓的福利国家岂不是意味着重蹈几十年前乌拉圭的覆辙？把属于自己的钱交给政府建设臆想中的福利国家，本身就是一件风险很高的事情，即使那个政府是所谓的民主政府。更何况，它还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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