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 a Life
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
Johnson Deng【译】
If you're so "successful," why aren't you having more fun? If you're so "together," why are your days so chaotic? "Getting a life" means getting control. 假如你已经很成功，那么为什么你还是不够快乐？假如你是个很有条理的人，那么为什么你每天的生活还是如此凌乱？
“生活(getting a life)”就意味着要有节制!
不喜欢所从事的工作，要成功实现物质上的满足感很难；喜欢所从事的工作但不喜欢一起共事的人，要成功实现物质上的满足感也很难！不喜欢所从事的工作，要成功实现物质上的满足感很难；喜欢所从事的工作但不喜欢一起共事的人，要成功实现物质上的满足感也很难！不喜欢所从事的工作，要成功实现物质上的满足感很难；喜欢所从事的工作但不喜欢一起共事的人，要成功实现物质上的满足感也很难！
也难怪我们许多人经常会提出同样棘手的问题：我已经很成功了，可为什么我还是不够快乐？我是个很稳健的人，可为什么我还会有失控感？还有，我们许多人经常会得出同样结论：我想找回我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也不足为奇。
也难怪我们许多人经常会提出同样棘手的问题：我已经很成功了，可为什么我还是不够快乐？我是个很稳健的人，可为什么我还会有失控感？还有，我们许多人经常会得出同样结论：我想找回我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也不足为奇。
“我想要的不止是赚钱”，菲利普斯告诉自己说，“我需要的是对公司产生影响，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产生影响意味着迈进了积极的一步。1993年，菲利普斯放弃了客服工作而选择了人力资源工作。她的同事为此说她疯了：“这与你之前的付出不着边际啊“。她的父亲甚至还告诫她说：“合作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些建言并没有说服她，阻止她的决定。对此她解释说，
“我做了一个基本判断，伙伴不是那么重要，而且自己喜欢做什么比地位更重要”。
如今，作为永安国际的全球传讯总监，菲利普斯已经实现并体验着她的愿望—“影响力”，负责永安公司具有全球化思想的员工在各子公司间的调配工作，协同欧洲、亚洲及其它地区资深伙伴一起工作。虽然走的不是创造伙伴的职业之路，但她真正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
弗兰克.凯西（Franc Casey）也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过凯西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方式与菲利普斯不一样，46岁的凯西是康涅狄格州东部诺沃克一家木船公司的所有者，是人们公认的手工木船业修理大师。凯西的客户包括一些来自华尔街与麦迪逊大街的大富豪，他的项目成本高达50万美元。然而，凯西也不否认自己的公司比25前同自己的兄弟初创时要小得多，这不在于他如今想要获得更多的客户，而在于他对所承接的项目很讲究。
凯西说，“我做的所有项目都是我想做的。对要修复的船，我都要经过重建框架、再复位和再设计，除去船的内部损害组件并装上新的组件。如今我真正在乎的是跟谁合作。” 凯西已经决定，不会再与蠢才合作。他说，“过去我们的公司从2人发展到15人的规模，而且还可以发展得更大，但我们不追求业务量，为此又将公司规模缩小到了2人。我们的客户不会少付一分钱，我们是按协议办事，我只与愿意至始至终都信守承诺的人合作。”
当比尔.盖尔斯顿（Bill Galston）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时，那对华盛顿官方来说却是一个警觉。回到1993年，如今52岁的盖尔斯顿当时是马里兰州立大学的一名教授。后来他被任命为内政总统终身助理秘书，此时他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高强度、高压力以及夜不归宿的超工作日工作。
然而，工作一年后，无时无刻不沉浸于工作中的盖尔斯顿开始明白这份工作真正让他失去的东西是什么。他收到了九岁的儿子埃兹拉的一封来信，信中讲述了过去那些玩棒球时让儿子最得意的光景，对儿子来说这些光景是最重要的。但出于工作的原因，盖尔斯顿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光景。儿子埃兹拉在来信中写道，“当没有人为你鼓掌喝彩时，玩棒球也很无趣”。
后来，经过六个月的思想斗争，盖尔斯顿终于鼓起勇气来到总统办公室，与总统协商并辞掉了这份工作。他决定要成为一名华盛顿区的头条新闻记者。政治记者追求的是幕后的真相，职业专家追求的是更深层的意义。三年过去了，盖尔斯顿没有任何遗憾。去年春天，他花了许多下午环游华盛顿，看自己的儿子打棒球，这样的光景是他在白宫时做梦都难以实现的。
他说，“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得到一份跟我拥有的一样的工作，我会怎么做。这似乎不是我要放弃我不在乎的事情，但我却为了我更在乎的事情而选择了放弃。父亲身份就是一面棱镜，通过这面棱镜我看清了这个世界。再没有别的什么关系比这更贴近了。”
这些故事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故事中的这些人都很特别。菲利普斯、凯西、盖尔斯顿都必须面对对成功的选择，他们面对的个人挑战同其他数百万人所面对的挑战一样。但是，他们的选择却简单而果断，选择的是造就一种让自己更满意、更具可持续性的新型成功方式。他们信誓旦旦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做到了！
你也有同样的要求吗？
爱琳.詹姆斯在《简单》（Simplicity Guru）中这样写道，“维持复杂生活的伟大方式就是避免改变生活”。他的这本书畅销140万册，已经帮助许多人形成生长运动。“尽管我们的工作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不能怠慢，可我们也不得不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婚姻失灵了，工作不如意，远离了孩子，朋友关系不可求。没有什么比还有空余时间更危险。”
(参见文章, "保持简单," 第152页)
52岁的个人生产力权威戴维.艾伦曾在微软公司、L.L.Bean、美国海军以及其他高效组织机构担任管理培训师，他指出：“为了改变而改变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这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压力。为此，我们才会逃避新的体验和棘手的选择，因为新的体验与棘手的选择都不会让我们舒服、好过，而能让我们舒服、好过的往往是我们力所能及的问题。”
因此，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务必做好不舒服的准备！
讨厌工作的你不可能热爱你的生活
到了工作是必须的年龄时，即到了你的年龄必须与你的作为相称时，工作就成了更深层次的个人满足的源泉，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与解开某种事实的真相毫不相干，它只是在解决某个数学问题。南加利福尼亚马歇尔商学院大学的企业家教授威廉姆.B.加纳（William B. Gartner）做了这样一个简单的计算：保守地说，假如你一周工作40个小时，一年工作50周。那么按50年工龄来计算的话，你一生要工作10万个小时。我们会愿意花10万个小时去从事让我们毫无满足感的工作吗？
加纳认为，“你有一样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你的时间。我对我的学生提出的第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是：‘你有10万个小时，你打算怎样利用这10万个小时？’所有人真正面对的一个挑战极限不是财富，而是时间。太多的人低估了他们的时间的机会成本”。
抑或他们低估了自己可以改变利用时间的方式这一能力。最近华尔街日报与ABC新闻做了份名意调查，调查表明，如有机会的话，一半的美国人愿意选择新的工作方式。很显然，接下来有人可能会问：是什么在阻止他们选择新的机会？对于这样的问题，很显然的答复是：这要是个简单的问题，谁都可以回答。有关这一话题，专家们无不在书本上大费周折，教授们在课堂上也煞费心机的讲。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纽约大学导师兼并非这样的新时代（not So New Age consulting）咨询公司的创始人罗宾.希尔西伯格（Robin Hirschberg）这样说。曾担任过前雷曼兄弟伦敦培训总监的希尔西伯格在训诫那些想要重新定位自己职业生涯的管理者们时说，“人们总是不明确自己的目标（我想做什么—what do I love to do?），不明确自己的理想（怎样做才是舒服—How am I comfortable behaving？），以及没有预期的结果（怎样才能实现—How can I achieve?）。如果你理清了这些问题并结合自身的才智与能力去比较问题的答案，那么你就会缩短通往成功的路程。这是经验之谈，你只有真正知道了答案时，也就真正的明白了答案的道理。”
旧金山的社会心理学家及《拥有》一书的作者狄波拉.李（Deborah Lee）在书中这样写道，满足不是宽恕：“许多人不想停下来审视自己，是因为那样会让他们有一种责任感，一种被自己掌握的东西牵着鼻子走的行为责任感，这可能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亚特兰大的职业顾问鲍伯.麦克唐纳（Bob McDonald）甚至更加严厉的指出：“有很多人，他们其实没多少想法，可他们却认为自己想法很多。大多数人将过多的时间花费在规划自己闲暇上，而不是去仔细想想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
没有人会指控拉里.斯密斯（Larry Smith），62岁的斯密斯在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公共管理。斯密斯教授的是一门完整而广泛的职业课程，他担任过两任国防部秘书长及白宫军事服务委员会主席的职业顾问。1984年，斯密斯负责管理政治竞选活动，帮助加里.哈特策划其总统竞选活动。斯密斯还当过大学教师，做过油漆工。
他说，“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我们想从事的工作的类型，它可让我们感到自豪。但是，要找到这样的平衡点需要的自知之明，深刻的自我认识。首先从对你感兴趣的工作的审视开始，试着去做这样的工作并对工作体验做一个评估。渐渐地你对工作的了解就越来越多，同时你也在进步。我把这样的过程视为渐进性自我审视的过程。你总是在体验着关于自己的构思模式，持之以恒。”
有时候答案就写在你脸上。开始她人生职业生涯，在永安会计师事务所与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面谈的那一刻，菲利普斯面对的是最让自己感到恐惧的面试问题：你对自己未来五年的期望是什么？她的回答非常诚恳（她从未忘记过）：“我想从事的工作就是你在做的工作”。
实际上，菲利普斯花了近五年的时间才摆脱她最初的职业道路，一种传统的伙伴关系的道路，也正是这样才让她得到了今天应有的职业回报。正如黛博拉.李所说：职业的选择需要一定的行为导向。菲利普斯保持与人力资源部的人以近距离的接触，而且记下了她在这个部门看到的所有她喜欢的东西。后来，她一直寻找的机会终于来了，人力资源部的某个职员病了，而此时正好需要一位替补来做一次重要的招聘工作，因此菲利普斯自愿踊跃做了这名替补，而且做得相当不错。自那以后，她获得了越来越多做招聘工作的机会。最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她有可能成为人力资源部的明星。
“今天，我总算能够得以让自己想做的事与自己擅长的事相一致并最终成为了这个组织的一部分”，菲利普斯说，“我是在做我想做的事，而不是在做强迫自己去做的事”。
不幸的是，大多数答案都不是明摆着的。那么如何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呢？方法一听起来很简单，那就是去咨询最了解你的人。唐.赫起逊（Don Hutcheson）就采用了这一方法。八年前赫起逊经营起了一家6000美元资产的广告代理公司，享受着他花了整个职业生涯换来的职业成果。他说，“我感觉自己很幸运，我总是在做自己觉得是正确的事，而且无论到了哪里（目标）似乎都是游刃有余。不过每当我抵达一个地方时，我就会感觉这还不够”。
如今，51岁的赫起逊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是在享受工作。于是他制定了一项反思自己职业选择的个人计划，他甚至将这项计划命名为：“新视野计划（Project New Vision）—我需要的是一些自由和一些财富，这样我就有机会去追求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首先，像斯密斯一样来审视自己。他给自己制定了一套个人指南，对自己想要从事的工作编制了11种品质。“平衡是最大的要求”，他说，“我要求的企业性质是我无需经常与客户打交道，与真正的聪明人合作；而且还要可以从工作中不断的学习和体验，这样才会让这个世界进步”。
赫起逊则是这样做的，他邀请了一半的要好朋友一起聚餐，要求他们对自己的目标给出建议。“我想从在乎我的人那里得到反馈”，他说，“我自己心里有数，有自己的见解，但现在我需要的是别人对我的见解”。
黛博拉.李则认可这样的方法。“与别人交流真的很重要”，她说，“那是发现自身问题的唯一途径，不仅可以找出你有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是具有影响力的，以及哪些问题是消极的且会成为你实现愿望的累赘。当你发现你独特的思想问题得到周围人们的分享时，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这同时还证实了你们的情感。”
对赫起逊而言，事情是这样的。最先了解他的“新视野计划”的人之一是心理学家兼职业顾问鲍伯.麦克唐纳。他们两是在部队服役时认识的，都从事俄语翻译工作。赫起逊找到了现已51岁的麦克唐纳，最终实现了这两位朋友的通力合作。赫起逊卖掉了自己的广告代理公司并与麦克唐纳一起创建了位于亚特兰大的Highlands Program公司。Highlands Program是一职业顾问服务公司，为人们提供职业咨询服务，帮助他们发现自己人生的职业愿景。有来自世界各顶尖公司如IBM、惠普及西北人寿保险公司等近7000人都体验过公司的咨询服务。赫起逊与麦克唐纳还共同合著了一本名为《旅鼠阴谋》（Lemming Conspiracy）的书，内容是关于如何重新定位一个人的生活，摆脱压力，获得平衡。
“没有某种个性视野，你就没有方向”，赫起逊说，“你可以追随大众，但也许你会发现当大众带你走出悬崖绝壁时已为时太晚。”
与蠢才共事，你不可能热爱你的工作
对工作不满意吗？也许这个问题不是你要考虑的，或许你只是对与你一起共事的某个人不满。“人们常常会忽视他们工作环境的限制”，黛博拉.李说，“人们常常会告诫自己，‘如果我更有组织性，如果我打破了工作与家庭间的平衡，那么我的感觉会更好’。然而，你不可能忽视你周围的人，我们不但不能控制他们的行为，而且还不能控制我们对他们行为所做出的情绪反应。如果你要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满足感，你必须处理好与你一起共事的人之间的关系。”
大多数人都会因有一个傲慢的上司或一个表里不一的同事而感到痛苦。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关于你所在的公司、你从事的项目，就与你一起共事的同事的能力而言，你有做选择的信心吗？如果完成一项美差意味着你要与蠢才一起工作，你有拒绝这样美差的定律吗?
斯密斯曾在华盛顿做过几年的服务工作，当时的工作需要经过大量喘急的水。斯密斯声称，不考虑一起共事的人就不可能实现满意的工作。“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团队合作”，他说，“任何满意的工作都需要与他人的合作，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对与我一起共事的人进行筛选。这不代表我就傲慢，而是自信。如果你已经找到了工作的平衡点，那你就能做好这份工作；如果能做好这份工作，那你就有决定与谁共事的自由。”
当然了，自由就意味着做选择，做选择就意味着可以说‘不’。“上研究生院时我做过油漆工”，斯密斯说，“当我与妻子来到华盛顿时，我就要求她将我的漆刷放在地下室。这样一来，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咨询服务或是我不喜欢他们，那么我还可以去做我的漆工。正是这样的一种态度让我毫无畏惧的去工作。”
与斯密斯不一样，凯西从不向政治家提供有关军事策略或州事务方面的咨询建议。但他与斯密斯一样，拒绝与蠢才合作。凯西一向的服务对象是富人和成功人士，因为这些人可以为他的能力买单。不过回到70年代凯西刚开始创建公司时，这些人也是真正的水手，他们在乎自己的船，很欣赏凯西的工作质量。
后来到了80年代，越来越多凯西的顾客视他们的船只仅为财产，不再是激情。“我真的很厌恶来上班了”，他说，“我打算要么关掉公司，要么就只为那些我喜欢的人提供服务。这真的是个很简单选择，我决定将我的经营风格提前告诉那些潜在的客户，并让他们知道必须遵守哪些约定。如果他们同意我的做法，那我乐意为他们效劳；但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可以去找别的公司。”
物极必反——太多的好事反成坏事
也许你热爱你的工作，尊重与你共事的人。然而，太多的好事并不是件好事。想想这样一句告诫：“没有在临死时还会想着工作”。或许你又会想：“再一次把问题看明白了，死亡岂不是很完美吗”。事实上，就在去年，所有这些著名人物包括时间管理大师史蒂芬.柯维、个人成功大师东尼.罗宾斯、总统比尔.克林顿以及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他们都异口同声的重复着这条训诫。
问题是，既然这么多著名人物对职业成功都推崇这样纠正性的看法，那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还对之充耳不闻呢？为什么在关于如何支配自己的时间上，我们许多人在临终时还是会留下那么多的遗憾呢？答案是，因为我们仅仅是商人，尤其是在工作上不能说‘不’的商人。
这是大卫.纳德勒七年前才悟明白的一件事。49岁的纳德勒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咨询师之一。1980年他成立了德尔塔咨询集团公司，并从此与来自著名的大型公司如Chase Manhattan、Xerox、Lucent Technologies等的资深管理者展开合作。纳德勒著作或编辑了十几本关于商业与变化的书籍，商业周刊杂志冠以他“管理巨人新秀”之名号。
纳德勒明白成功的代价。他说，“创建公司的代价不只是你一直在工作的问题，而是不工作就会有内疚感的问题。”然而，当纳德勒越来越成功时，他付出的代价似乎也越来越严峻。事实上，他的公司是以牺牲其他一切活动为代价建立起来的。他离过两次婚。“我喜欢我的工作”，纳德勒说，“我喜欢与我合作的客户。但渐渐地我认识到我必须平衡我的生活”。
平衡意味着说‘不’。首先，纳德勒为德尔塔公司设计了一种新型的管理结构，通过这一结构来减小公司对他的依赖性。这样一来，他投入公司的工作就相对减少了。“我发现我的工作量增加或减少10%对成功与失败没多大影响。”实际上，如今的纳德勒52个星期里至少有8个星期不去自己的办公室。他说，“每逢年初我就给自己制定计划，预计8~9个星期不去我的办公室”。
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纳德勒明白了改变一个人的工作态度与改变其个性之间的区别。说的好听一点，他是一个工作狂。如今他仍然是一个工作狂，但除了热爱工作外他还热爱帆船运动。
纳德勒参加了安纳波利斯帆船学校，学习巡航、领航、导航等课程。后来他直接升级到乘大船环游维京群岛和塔希提岛，成为一名不仅在职业上取得了成功而且在航海上也有所成就的成功人士。“航海不是我的工作部分”，他说，“但航海给我带来了生活上的满足感。在做咨询工作时，除了与许多人协作去完成非常繁杂的工作外，我总是搞不清楚我究竟拥有什么。航海却很清楚，我要么抵达了目的地，要么没有。”
与纳德勒谈他不在公司的那些时间，你不会有丝毫的遗憾。跟前克林顿总统办公室的盖尔斯顿一样，他在工作上的牺牲是非常巨大的。盖尔斯顿达到了他个人职业生涯的至高点，对国家政策有着巨大影响，但恰逢此时他选择了离职。他说，“如果我继续留在那里，再从事几年那样的高压工作，那么在我儿子成年时已失去了与他共处的最重要的时光。我可以请求总统替换我，但我的儿子不能。”
今天，相比谈起他在白宫的那些日子，盖尔斯顿一谈起儿子的成人礼拜仪式就兴喜若狂。“有将近250人参加这个仪式，有来自以色列和南非的家长”，他说，“那真的是多么辉煌的时刻。”这样情形与他工作时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儿子的成人仪式上我可以只是名观众，但我却参与了进去并与大家融入在一块”。
关于要怎样才能实现人们真正想要得到的真实生活，美国USC教授威廉姆.卡特纳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组织生活的大谎言之一就是——‘工作可以同完成工作的人一样的重要’。这是不真实的，团队不可能比我们的家人还重要，同事不可能比我们的朋友还重要，公司不可能比公司的人还富有、精彩。我们比我们的组织重要，这才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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