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是如何动员起来的？

（宋石男 《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专栏）

1911年6月，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成立不到十天，保路同志会的会员就激增至十万多人。“成都血案”后，各地同志军云起响应，不下数万人。全川人不分老幼，性不分男女，都深深卷入这场运动——士绅牵头，同盟会策应，哥老会雄起，军队反正，而陷入困境的农村手工业者、各类工人、苦力与失业游民也一起参加，遂成波浪掀天之势。那么，四川保路运动究竟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细考之，大约有以下五要素：民间谣言、报刊舆论、基层宣传、支部建设、分化新军。

先说谣言。人们不要真相，只需要符合自己心理的真相。运动初，就有传单散布说政府之所以将各地集资的铁路收归国有，是为了卖给列强，而列强瓜分铁路，也就瓜分中国。又有谣言说，盛宣怀将铁路收归国有，只是卖国求利的第一步，他下一步要将各种税收与厘金，统统交给外人管理生息。当蒲殿俊等被捕后，赵尔丰并未虐待他们，但民众中立即有谣言说，罗纶惹恼了赵尔丰，立马被拉出去枪毙，还有说，诸人被集中关押，大刑伺候等等。“成都血案”发生，赵尔丰将剿平全川、杀光参与保路所有人的谣言又不胫而走，让各地民众既愤怒又恐惧。种种谣言，都恰到好处地将更多民众卷入漩涡中。

再说报刊舆论。舆论乃一切政治运动之母。四川本地有《广益丛报》、《鹃声》、《四川》等报刊，传播宪政思想。《民报》、《革命军》、《黄帝魂》等革命读物，也被广为传读。据韩文畦回忆，在保路前夜的四川内江，因革命报刊之鼓吹，皇权、官权、绅权在市民心中威信日益下降，而革命党人各种神话却悄然流传，就连儿童也觉得“造反”不是值得惊怪的事情。造反甚至成为被歌颂的对象。保路前夜，湖北《大江报》先后刊出黄侃《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何海鸣《亡中国者和平也》，这可说是为民众打入革命情绪的两篇猛文。而在四川，著名报人邓孝可早先拥护铁路国有，后来局势急转，也带头讨伐盛宣怀，反对国有化。他撰写的《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基本只喊标语，却一纸风行，影响人心极广极深。

三是基层宣传。农村是报刊难以覆盖之地，革命党人便深入基层进行宣传，“仿金田起义故事，远近同情者百余处”，也就是学太平天国的大众动员手段，吸引对生存现状极度不满的广大农民。同盟会员冯志仁还假扮轿夫，到劳动人民中去宣传策动。至“成都血案”发生，同盟会员龙鸣剑缒城而出，与会员朱国琛、曹笃等人裁木片数百个，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将木片涂上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传遍全川。但数百木片，怎么可能传遍全川？无它，但因有转发耳。据罗子任回忆，当时他在资州读小学，官令不准传播木牌，引起大家反感。一群小学生和老师们就在江边捡木牌，捡回后照制，抛光，写字，加油漆，再放到江中漂流。一块木牌即复制二三十块出去，如此作了二十来天。其时恰逢涨水，木牌流动极快极广，沿江百姓翘首以待，拾得木牌即广为传播檄文。这就好比如今病毒式传播的微博转发，保路抗争信息遂如星火燎川。

四是组织演说，支部建到基层。全川各州县都有保路分会，连雷波、屏山等边远县份也不例外。分会之下，又设商、农、学等会。保路同志会有专门的演说部，还有详尽的演说章程，分赴全川各地演说。其中不乏演说高手，比如6月17日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罗纶登台演讲落泪，引全场痛哭，据说足足哭了三十分钟！哭泣的力量不能忽视，如休谟所言，是情感控制理智，而不是理智控制理智。四川立宪党人和绅商两千多人有次汇集铁路公司开会，护理川省总督王人文提前获知消息，派军警进行弹压，不料军警到场后，看与会者多伏案私泣，不由也相顾挥泪，无法动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乃是新军之分化。哥老会的力量深入到四川军队，从队长到伙夫、十有八九是袍哥。剩下一个不是袍哥，也多半是革命党人。以致赵尔丰不止一次在电文中叹息，平川乱不能指望川军。赵尔丰曾逮捕卫队中一个同盟会员，欲斩杀，卫队竟无一人执行，赵只好开除此人了事。新军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教化下，忠于皇权、投身维稳，为什么一下就变质了？其实，当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同时，另一扇门也打开了，每一种话语都有自己的权力，也有自己的对手，而且这权力永远可能被对手消解。当新军主流话语是忠于民族、投身革命时，食指就已扣上扳机。

基于上述要素，四川保路运动的大众动员一发不可收拾。但任何一种大众动员，都必然有副作用。保路运动也不例外，其副作用就是同志军。同志军在抵抗清军，赢得独立的过程中固然有力，但对地方生灵也颇多影响。据民国《重修彭山县志》：“自闹同志会以后，地方土匪日益滋众，大局亦日益糜烂，辛亥保路诸君子，讵料其流毒之至此哉”；民国《犍为县志》：“同志军进城……寻仇报复，杀人越货，靡所不至……智识之士，逃避一空……糜烂之极”；民国《云阳县志》：“县境哥老会趁机纷起，开堂结社……所在蠢动，藉故寻仇勒赎之风已萌，乡人大恐。”又据吴晋航回忆，成都兵变后，社会秩序大乱。同志军哥老会中人头扎英雄髻，身着戏装，腰佩宝剑，脚登花靴，招摇过市者随处可见；黄遂生回忆，同志军大部分是哥老会势力，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对之无法律管束，袍哥日益飞扬跋扈，寻仇报复。沿街所见，打英雄结，插花蝴蝶者比比皆是。尤其公开赌博，旁若无人，军政府门前便有赌摊一百余处。民间恐抢劫，贵重物品皆易地寄存，市况岌岌可危。再据《蜀北军政府成立始末调查记》，蜀北同志军多有劫夺捐税、闹戏子，讨小老婆，穿戴戏服招摇过市之举，以致出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现象。

 现在重看保路运动，我人常有无限感慨。

保路运动初，盛宣怀以皇族内阁为靠山，上谕乃对各省反对集会下“格杀勿论”指示。稍后，载沣命粤督拿办抗争者，又言“倘敢纠众作乱，格杀勿论”。再后，旅美粤侨开会商议保路，也称“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政府对抗争人民用格杀勿论四字，保路侨商对强横政府也用格杀勿论四字。革命的到来，遂可屈指而待。

然而，就铁路国有政策而言，清廷并非蛮不讲理，而是蛮横地讲理。只是，当一个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时候，要蛮横地讲道理，是绝不可能赢回民心的。所谓塔西佗陷阱，就是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更要命的是，面对群体性抗争，清廷一再拒绝妥协与谈判，并不惜对和平请愿者诉诸武力。刚性维稳真是害死人！辛亥前夕，梁启超在给徐佛苏的信中，有句话讲得非常深刻：“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极富讽刺意味的是，清王朝覆亡一年多以后，1913年6月，民国交通部提出接收湖南商办铁路为国有，经过协商，确定仍按原先清政府川路成案分年摊还，长达15年。与民国政府相比，清政府原先的赎股方案要厚道多了。如果清政府当年不是急于把铁路收归国有，而是“顺从民意”继续让商办公司自行其是，那么这些公司破产只是时间问题。其结果将是，各省商办公司在已破产或将破产的压力下，反而会主动要求政府收购路权而实行铁路国有。

现在重看保路运动，我眼前呈现出这么一副画面：一个形象糟糕的政府和一些声名狼藉的官员，肩并肩坐在火山口，打算为国民办一件不算坏的事，但态度蛮横，手段肮脏，结果引发一场混沌不清却无法避免的大众运动：地方士绅因私利而抗争，立宪党人为捍宪政而呼应，革命党人为推翻帝制而行动，哥老会为义气与地盘而雄起，平民百姓在“亡国亡种”感召下蜂拥而至，四川事实上独立，终于激发千余公里外的武昌首义，连锁反应生成，火山爆发，岩浆消融天朝。

【参考书目】

隗瀛涛等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隗瀛涛主编，《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成都出版社,2002年。

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

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四川文史馆编，《四川保路风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中华书局，1962。

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马勇，《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萧功秦，《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刊于《战略与管理》，1996。

陈廷湘，《1911年清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的失误与失败——以四川为中心的保路运动历史再思》，刊于《四川大学学报》，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