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調解員的利潤——老羅斯福外交的啓示（敘利亞系列之五）

咫尺地球】通過介入敘利亞危機，中國調整了外交政策，合理化它對世界事務的參與，這是宏觀效益。至於在微觀層面，中國作為調解員，又有什麼得失？


道義的「雙失」與「中國半島台」

雖然北京希望證明敘利亞反對派犯下人道罪行，但西方和阿拉伯社會普遍認定，巴沙爾政權要對屠殺負主要責任，除非北京能提出具說服力的證據，證明屠殺是反對派嫁禍政府，否則中國會失去道德高地。過去阿拉伯各國對北京存有一定好感，但這次中國處於阿拉伯聯盟的對立面，不少阿拉伯聯盟國家像突尼斯、利比亞、埃及等，都由茉莉花革命後的民主政權管治，這更容易被演繹為中國對中東、北非民主化的缺乏信任，令中國再失去另一道德高地，是為「雙失」。法國華裔學者張倫就在BBC撰文，認為這是中國外交的「道義缺失」，假如處理不善，足以影響中國改善中的軟權力。

但這是否代表中國失去具體利益？卻不一定。根據以往經驗，中國從「雙失」得到的啓示，恐怕不是如何疏理人權和主權的關係，而是會認為這是中國缺乏國際輿論配合的苦果。既然中國有意長期當國際調解員，自然要加強對世界各地的輿論宣傳，例如讓新華社啟播阿拉伯語頻道，讓中國的聲音和CNN、BBC、半島台等並駕齊驅，相信這早晚會是中國的重點策略。

在調解過程中，北京雖曾派特使到敘利亞，但沒提出任何具影響力的方案，也不同美俄，在當地沒有實力支持其調解。但「被調解」後，中東各國卻不得不接受「不能忽略中國」的事實，中國也能逐漸建立自己的社會資本，例如第一手了解敘利亞反對派的成分，以便從中爭取個別派系為代言人；又或在列強忽略的地區捐贈福利物資，以爭取戰後重建時在相關地區或項目上有一定優勢。這些社會資本，不會千里外憑空而降，只能通過實地參與累積。

借鑑調解日俄戰爭的算盤

說到以調解之名拓展利益的外交政策，不期然教人想起小布殊的偶像，百年前的美國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老羅斯福一生以胡蘿蔔加大棒的擴張主義馳名，但他進入東北亞的中介，卻不是出兵，而是當上日俄戰爭的調解員，更因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雖然美國當時的實力不足以全面滲透東北亞，但當時沒有其他國家適合當調人（英國與日本結盟、法國與俄羅斯結盟）。老羅斯福通過調解，除了直接影響東北亞列強最高層人員，更對日俄和中國東北的虛實有了第一手觀察，也建立了種種關係，這是他參與東北亞事務的重要部署。讓各方通過調解維持均勢、互相制衡、不能獨大，而又足以保護美國「利益均沾」做生意，讓美國不戰而屈人之兵（對小國則施以大棒），是老羅斯福調解外交的指導思想。

因此他除了調解日俄戰爭，也調解了1906年德法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機。雖然老羅斯福贏得不少國際讚譽，但朱衛斌等中國歷史學者，則視之為美國變相取得中國東北利益的取巧行為，暗示調解也是美國爭取利益的手段。中國今日的綜合國力，有點像百年前的美國；北京參考老羅斯福的調解外交，無論有心還是無意，也是順理成章。

其他大國近年也有通過調解國際衝突，謀求自身利益的案例，例如法國前總統薩爾科齊2008年調解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即為典型。假如敘利亞危機的結局不會太出乎北京之料，持續不斷（而非間歇地）通過調解提升國際地位，從而擴大國家利益和影響，足以成為中國外交一項新目標。在學界，關於第三國如何通過調解影響國際局勢的研究不少，Marieke Kleiboer發表於《衝突解決期刊》的論文〈理解國際調解的成敗〉提出了四個模型，最值得北京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