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
《诗经》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首诗是周天子祭祀时的颂，可见，在国王力量还相当衰弱的时候，中国的王权主义和资源“王有主义”思想都已经成型。
以后坐江山的王（为叙述方便，本文中的“王”包括后世的“皇帝”），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比如汉朝，刘邦打下江山后，问他老爹，“某业所就，孰与仲多？”把整个国家都当成是他的私产。他所谓产业，包括耕地，森林，草原，湖泊，河海，以及地下的矿产，河中的鱼虾，土地上的动植物等等，这些都是他击败对手，当了皇帝的战利品。
理论上，全国的所有土地都归皇帝，但是皇帝尤其还划出一些地方，作为禁地，这就是除了皇家宫殿外的各地的苑囿。关于苑囿，从今天看到的汉朝人极其铺陈描述其广袤、森严、繁盛的大赋中可见一端。文学大家如司马相如，班固，张衡，扬雄，都写过这样的赋。苑囿中大概有各类珍禽异兽，名贵花果，以及精美的园林建筑，皇帝可以在里面打猎，休闲，玩女人。这些苑囿由官奴隶经营，完全为皇帝个人服务，对于老百姓来说完全是禁地，不能越雷池一步。
皇帝除了霸占一些好地方作为皇家私人苑囿外，全国的所有森林，湖泊，草原，河海以及其中的所有出产也都属于皇帝私家；想象力丰富的话，阳光空气之类生活必需品也会被纳入。历史学家研究认为，汉朝山川、林泽邑居、道路等等资源，占全国土地资源的70％多，还有一些荒地占全国土地资源的22％多。两项加起来，超过90％。这么广大的地盘，皇帝不可能把它完全封闭起来禁止人们进入，皇帝也没有能力亲自去搞生产经营。“王有资源”实现收益权的办法，就是征税。
皇家有条件地允许百姓煮盐打猎捕鱼采集，但一定要给皇家纳税。这些税名目繁多，一物一税，有什么物就有什么税。在汉朝时候，财政分为为国家服务的“供国财政”（用于养兵和养官）和为君主个人和家庭服务的“供君财政”。从江河山川这类资源中抽取的税收，完全属于皇家私有，其收入归“供君财政”，由皇帝的私账房少府专门管理，与大司农管理的供国财政是完全分开的。因为供国财政不足，汉朝的皇帝把一些山川资源的收入，划给供国财政，交给“大司农”。《汉书·食货志下》：“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其实皇帝拿出来的恐怕也仅仅是盐铁两项，其他的并未拿出来。
全国土地的92％归皇帝，其实剩下的8％的土地，是可耕地，也不是完全属于私人。在唐朝两税法以前，长期实行均田制，授田制，限田制等土地制度，将土地授予农民耕种，死后归交还。土地税也一直叫做“租”，显然就是老百姓租种皇帝的土地，给皇帝缴纳的地租。在不再实行均田授田制度，放任民间土地买卖的宋朝以后，表面似乎土地完全私有了，其实皇帝可以任意剥夺农民的土地，赏赐给皇帝喜欢的人，比如藩王，外戚，甚至宦官。农民们缴纳的田赋，本质上仍然是交给皇帝的土地租金。
自然资源，如其名称所说，它们都是自然生成的，在没有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取得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一般认为有先占，劳动，交换，继承诸种手段。国王凭什么就认为那些资源是“王有资源”呢？这或许正是吴思所说的中国历史的血酬定律：统治者认为江山既然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得来的，那么江山上的自然资源也就是他们流血牺牲的战利品，成为“王有资源”或“王有资产”。
既然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粮食，鱼盐等等都是“王有”的，老百姓便被认为是寄生在“王有资产”上，被王所养活的，因此，老百姓缴纳租金作为回报，就是天经地义。不仅如此，老百姓还得对资源所有者的“王”，怀有深沉的感恩戴德之心。
在一些西方国家，纳税人认为纳税是公共服务的对价，老百姓如果没有从国王那里得到好处，就拒绝纳税，并且质问国王：凭什么要向我们征税？我纳税你给我什么好处？国王就失去了征税的合法性。但在中国古代，国王或皇帝认为：你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你还要什么？你知足吧！感恩吧！
所以，几千年来，中国从未有人问过为什么要纳税这样的问题，而几千来年，统治者也从来没有想过，收了税还应该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国王或皇帝他征税，他享用，他养活为他看家护院的兵，养活给他征税跑腿的官，至于公共服务之类，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没有想到。
（作者系财税史学者）
原文地址:自然资源“王有制”的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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