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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未来的三大挑战

中国内地撰稿人 罗天昊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3-24

本月，日本大地震一周年。

对于日本人来说，影响未来的，有比地震影响更为深远的因素。

新加坡领袖李光耀近日表示，日本是一个由日本人聚集的“均质社会”，缺少开放性，新加坡应以日本为“反面教材”，以增加国家的开放度。

事实上，日本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于此。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某种意义上，使日本深感挫败。不过，在更远的未来，制约日本发展的，仅非外部因素，而是日本自身固有的痼疾。

在未来，日本社会面临着三大困境。能否走出困境，应对挑战，将关系日本未来百年国运。

门阀抑制日本活力

某种意义上说，日本门阀的存在，乃是先天遗传。

从日本现代化肇始的明治维新时期算起，门阀就普遍存在。甚至明治维新诸杰，本身就出身豪族，并且在明治维新之后，成为新时代的豪族。如维新时期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在其身后，都形成了豪族，甚至大久保利通的后裔，亦成为后来的麻生首相。

目前，日本不仅存在小泉、安倍、麻生、鸠山等四大“首相世家”，其他议员世家，更是遍布日本，自民党的300余名议员中，属于“直系世袭”的达到100多人，占了三分之一。而且这三分之一“世袭”议员囊括了自民党大部分最重要的高层职位。如果不算直系，各种亲属连带，更是比比皆是。日本战后的首相，基本都出自这些议员世家。来自平民阶层，依靠一代人个人奋斗而登顶者，非常罕见。纵使以改革著称的小泉纯一郎和鸠山由纪夫，竟然也是有深厚的家族背景。

日本虽然大致接受了现代民主制度，但是，其残存的社会土壤，使家族世袭流行。

在经济领域，由于财产私有，财富的世袭，本来就合法。日本的私人企业兴盛，而且，与美国不同，美国的大企业，最后一般通过上市，成为公众公司，而且创始家族，股权日益分散，日本则是大家族牢牢控股，家族占股很大，最后，在经济领域形成了财阀。

比如，丰田汽车，从其创始人至丰田佐吉到丰田章男，已历四世传承，代代掌门人，都是丰田家族的人，而欧美很多公司，创始人家族往往在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就退出经营。而日本的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更是依靠家族影响力，经营日本支柱产业，虽然经历过美国在二战后的抑制财阀的打击，但是，仍然很快恢复元气。

一些支柱产业受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这些行业的经营者，非豪族不可。只有豪族，才有巨大的影响，得到关照，亦只有豪族，才有力量独立经营这些行业。如三菱的海运、重工与军事联系紧密，而住友的铜业，在很多国家，亦需特批。

在政治领域，虽然日本实行竞选制度，但是，政治世家却常常出现。日本的选举制度和选区规划，有利于家族政治世袭。日本的议员选区，是按照选区议员名额的多少，按得票多少依次排列，先者当选。而日本的选区划分，几十年来没有变化，很适合政治人物经营地方势力。

很多政治世家通过长期经营和投资，在固定地区形成别人无法抗衡的势力范围，间接实现操纵选举。家族领袖在位时，常安插家族力量，成为自己政治盟友的秘书、助手等角色，积累影响力和人脉。当家族的领袖年迈退休时，选区就会被作为政治遗产传给后代。于是，无论其后代才德如何，都可以顺利进入执掌日本国政的国会，成为“二世”、“三世”议员，甚至进位大臣、首相。

在未来，日本社会面临着三大困境。能否走出困境，应对挑战，将关系日本未来百年国运。

门阀抑制日本活力

某种意义上说，日本门阀的存在，乃是先天遗传。

从日本现代化肇始的明治维新时期算起，门阀就普遍存在。甚至明治维新诸杰，本身就出身豪族，并且在明治维新之后，成为新时代的豪族。如维新时期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在其身后，都形成了豪族，甚至大久保利通的后裔，亦成为后来的麻生首相。

目前，日本不仅存在小泉、安倍、麻生、鸠山等四大“首相世家”，其他议员世家，更是遍布日本，自民党的300余名议员中，属于“直系世袭”的达到100多人，占了三分之一。而且这三分之一“世袭”议员囊括了自民党大部分最重要的高层职位。如果不算直系，各种亲属连带，更是比比皆是。日本战后的首相，基本都出自这些议员世家。来自平民阶层，依靠一代人个人奋斗而登顶者，非常罕见。纵使以改革著称的小泉纯一郎和鸠山由纪夫，竟然也是有深厚的家族背景。

日本虽然大致接受了现代民主制度，但是，其残存的社会土壤，使家族世袭流行。

在经济领域，由于财产私有，财富的世袭，本来就合法。日本的私人企业兴盛，而且，与美国不同，美国的大企业，最后一般通过上市，成为公众公司，而且创始家族，股权日益分散，日本则是大家族牢牢控股，家族占股很大，最后，在经济领域形成了财阀。

比如，丰田汽车，从其创始人至丰田佐吉到丰田章男，已历四世传承，代代掌门人，都是丰田家族的人，而欧美很多公司，创始人家族往往在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就退出经营。而日本的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更是依靠家族影响力，经营日本支柱产业，虽然经历过美国在二战后的抑制财阀的打击，但是，仍然很快恢复元气。

一些支柱产业受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这些行业的经营者，非豪族不可。只有豪族，才有巨大的影响，得到关照，亦只有豪族，才有力量独立经营这些行业。如三菱的海运、重工与军事联系紧密，而住友的铜业，在很多国家，亦需特批。

在政治领域，虽然日本实行竞选制度，但是，政治世家却常常出现。日本的选举制度和选区规划，有利于家族政治世袭。日本的议员选区，是按照选区议员名额的多少，按得票多少依次排列，先者当选。而日本的选区划分，几十年来没有变化，很适合政治人物经营地方势力。

很多政治世家通过长期经营和投资，在固定地区形成别人无法抗衡的势力范围，间接实现操纵选举。家族领袖在位时，常安插家族力量，成为自己政治盟友的秘书、助手等角色，积累影响力和人脉。当家族的领袖年迈退休时，选区就会被作为政治遗产传给后代。于是，无论其后代才德如何，都可以顺利进入执掌日本国政的国会，成为“二世”、“三世”议员，甚至进位大臣、首相。

“少子化”损害日本未来

日俄战争、日美战争、日中战争等，日本与这些大国的交锋，从来都没有亡国危险，但是，未来日本，却逐步走向自毁之路。

据日本官方估算，全国未满15岁的儿童，不足1700万，为1950年以来的最低。从1982年起，日本的儿童人口，已经连续30年减少。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如果“少子化”现象继续发展下去，至 2050年日本人口将减少到1亿，2100年则将减少至6400万。

日本政府一项新调查显示，日本要维持良好的社会结构，最理想的状况是每对夫妇诞下2.48名孩子，但日本每对夫妇的生育率平均只有1.37这样的极低水平。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经济的停滞，社会压力的加剧，具有生育能力的青年人口，却出现了严重的生育意愿下降。首先是结婚年龄越来越迟，2007年日本平均结婚年龄为男性30.1岁，女性28.3岁，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日本的未婚率不断攀升。据NHK报道，日本社会当前有71%的适龄男性未婚，25到29岁的女性有60%未婚，30岁到34岁的女性中有近一半未婚。

日本在战后和20世纪70年代分别出现过出生高峰。日本的二次崛起， 某种意义上正是得益于战后的第一次生育高峰。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起飞，而当时，第一次生育高峰所造就的人口，基本成长为青壮劳动力，庞大的青年人口，所造就的消费能力、创造能力，无与伦比。

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衰退，神话的破灭，虽然导火索是“广场协议”，但是，其病根，却在于畸形的社会结构。由于青年人口的缺少，日本的创新能力受到影响，本土消费能力亦开始萎缩。而所谓的“银发经济”更多是一种消耗型而非生产型经济，是一种“负能量”。

而日本长期的老人政治、世家政治的存在，本来在宪政改革之后，可以逐步改善，但是，日本却长期改革无力，青年缺少可能是原因之一。

百年前，中国学者梁启超在其雄文《少年中国说》中，便将青年人为主体的社会，与老年人为主体的社会作了详尽的对比，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由此缺少活力和勇气。同时，老化的人口，亦由于精力的限制，亦出现智慧退化。

无论哪国改革，青年人的动力与激情，皆为必然。“阿拉伯之春”中，阿拉伯诸国，青年人口占比都达到了70%，而日本的邻国中国，30年前的改革开放，亦由于良好的人口结构所推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主流人口，主要是青年，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为青年人寻找出路的共识，成为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的巨手。

目前，类似中国改革的这种动力，在日本已经消失。由此，代表青年势力的鸠山由纪夫纵使一时崛起，但日本的主流社会并不为青年人所把持，鸠山改革很快寂然，难成大器。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日本社会的排外倾向，在本国人口萎缩的情况下，不能大规模开放移民，特别是亚洲青年移民。李光耀批判日本的开放度低，并非虚言。

未来，日本需要加大文化的包容性，彻底开放亚非移民，吸引中国、朝鲜、越南、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亚洲人口大国的青年进入日本。

“脱亚入欧”寿终正寝

本次地震，日本缺乏战略腾挪空间的弊端，显露无疑。

作为经济大国，日本和德国，是核能利用最充分的国家，亦反应了两国的经济总量，与资源拥有之间的反差巨大。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核电，是避免过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必然选择，亦是日本的悲哀与无奈。日本人的领土危机，亦比从前更为急迫。

回归小国，保持强国，或可是日本未来宿命。

日本崛起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乃是在亚洲引领现代化的先声，获得了相对亚洲诸国的制度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不可能永久。随着亚洲国家现代化的推进，日本的领先优势，将会逐步消解。

2010年，日本即被中国反超，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有预测称，到2025年，中国、印度的GDP将分别占到世界总GDP的15%和10%。而届时，日本的这一比率只有5%。这一数据，基本与亚洲受到西方冲击前夕一致。也就是说，当亚洲诸国，尤其是亚洲大国也同步完成现代化之后，日本的制度优势将荡然无存。

由此，日本立国百年以来的根基，亦将被动摇。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脱亚入欧”的国策，并且，这种“脱亚入欧”的思维，与日本残存的封建影响结合，最后变成了一种畸形的发展战略，即在完成自身对于欧美的学习后，将自己独立于亚洲之外，然后，以欧美的眼光，来看待亚洲同伴。但是，日本对于亚洲的破坏作用，更甚于欧美，欧美是在亚洲殖民，然后希望同化其殖民区，而日本，则是对亚洲赤裸掠夺。日本在二战前，长期对于亚洲实行领土竞争战略，迷恋武力征服。先后对朝鲜、中国和东南亚诸国发动侵略战争。日本由此本身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亦无益于亚洲。脱亚入欧，由此成为半瓢水。

在二战之后，日本在美国帮助下，实现了文化，社会制度的改革。失去了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的日本，在亚洲推行的是财富竞争战略，意外的是，这种战略，使日本与亚洲获得了双赢。日本获得了亚洲的市场和资源，其第一大市场，即是中国，第一大资源来源国，则是印度尼西亚。

在此情况下，日本的“脱亚入欧”，亦发生了动摇。在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地已经日益趋同，包括日本，本身已经在某些领域，与欧美趋同。日本在进入西方“八国集团”之后，其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政治制度，已经基本固定，而在经济领域，欧美已经不是日本的朋友，而是竞争对手了，特别是在高端产业领域，日本与美国、德国几乎是平行发展，在汽车领域，日本更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而亚洲诸国，亦在完成民族革命之后，逐步与现代制度接轨，日本与亚洲大部分国家，亦已基本趋同。

目前，亚洲势头正猛的国家，是中国、印度、越南，日本已经完成了其崛起历程，对于这些国家的高速时代，只能羡慕，不能仿效。而日本的未来，也在于与这些亚洲国家绑定：在他们的崛起过程中，利用日本目前尚有的优势，进行互补，最后实现共生。

日本百年前提倡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在未来将以另一种模式实现。这种模式，甚至不同于目前亚洲的雁阵模式，而是多头竞争，多级发动。日本，也许注定未来要泯然众人。

这种落差，是未来数十年内，日本必须接受的现实。

二百年一个轮回，脱欧入亚，回归亚洲，或者是日本未来一百年的理性战略选择。

（注：作者为前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研究，著有《大国诸城》一书。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