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制衡是未來中國改革的關鍵
2012/03/02 09:47:32
近日，世界銀行行長佐立克來中國訪問，參加了世界銀行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編制的《2030年的中國》研究報告的發布會。這項研究報告的中心思想是：“中國現已走到發展道路上的一個轉折點”，必須加快和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才能避免“沒有太多預兆”情況下經濟快速放緩的危險。這份報告還警示說，中國經濟急速放緩，可能會令銀行和其他產業中的問題惡化，甚至可能引發經濟危機。
進一步深化改革，正在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一般共識。中國社會已經到了非進一步改革不行的關頭，但問題是如何改？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從哪裡著手？如何啟動？改革的核心和關鍵又是什麼？
上述報告向中國政府決策層提出了六條建議：
（1）、重新界定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的作用，完成向市場經濟轉型；
（2）、推動創新，建立與全球研發網絡相連的開放型社會；
（3）、促進綠色發展；
（4）、為所有人提供均等機會和社會保障；
（5）、加強財政體系建設，改善財政可持續性。這涉及三個關鍵領域：確保各級政府有充足的財力以滿足支出需求、籌集更多的財政收入以及調整支出結構，提高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支出比重；
（6）、確保中國作為國際社會的利益攸關方繼續融入全球市場。
這六條建議乍看來宏大、全面且現實，但仔細分析一下，好像每一條建議均非常“虛”，並沒有真正觸及到當今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體制運行的深層次核心問題。而且，即使這六條建議所涉及到的確實是當今中國社會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其具體可操作性也值得懷疑。
那麼，在經歷了30餘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增長，當前中國經濟社會所面臨的根本問題是什麼？ 我們大致可以將其歸納為以下八大類：
（1）、政府官員貪腐案件大面積發生而屢治不果；
（2）、社會財富佔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斷拉大，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5％；
（3）、越來越依靠政府和國有部門的投資和高投資率來維系經濟增長；
（4）、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費佔國民收入的份額持續下降；
（5）、廣義貨幣不斷膨脹，房價和消費品物價快速上升，導致中國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物價水準已經接近甚至超過發達國家；
（6）、在普通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政府用在醫保和社保等方面的財政支出又嚴重不足，導致民生困頓、民怨積累；
（7）、社會誠信和商業倫理嚴重缺失，食品安全、產品質量、環境污染乃至商業欺詐等問題在各種媒體上不斷曝光；
（8）、上述幾類問題不斷惡化，衍生出了困擾中國政府決策層的第八個問題──一些惡性事件和萬人以上群體事件不時發生，社會內部的緊張程度不斷增強。
為什麼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催生並積累下來上述八大社會問題，且交織在一起而不斷惡化？追根溯源，就會發現，上述深層次的經濟社會問題，直接或間接地、或多或少地都與政府的行政權力不受任何實質性的約束與制衡有關。
單從中國的稅收和財政體制來看，當下中國各級政府每年已掌握了十幾萬億的財稅收入，加上各地政府的賣地收入和其他各種預算外收入，保守估計也要十七八萬億元（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曾估算到，在2010年中國各級政府的實際財政收入已達到了15萬億元）。這麼大的政府財力盤子，各級政府的財政收支又不公開透明，政府官員腐敗大面積地發生而屢治不果，還不是缺少民主預算和財政公開透明的制度安排的一個必然結果？當今中國社會內部財富佔有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拉大，中國大多數富人多與權力有直接和間接關系，難道不與具有這種財政體制安排的基本政治制度有關？
當今中國社會的這八大類問題，越來越強烈地告訴人們，中國政府的財政稅收體制是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了。換句話說，與政府體制和整個政治體制連在一起的財政體制改革，應該是當下和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由此看來，當今中國社會中存在的一些深層次經濟與社會問題，並不是市場化改革不足和不夠的問題，而是在已經市場化了的當今中國社會中，政府不但調控和管理著市場，而且以市場化的手段直接參與市場的問題，是一些政府官員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公開或隱秘地運用所掌控的權力和巨大資源來為自己家人和親友謀利和尋租的問題。
因此，未來中國要走向一個良序的市場經濟社會，必須用民主和法治的現代制度規則來使政府的權力受到實質性的約束和制衡。如果現代民主政治的制度規則不能在未來中國社會中確立，政府權力不受人民代表的任何實質性制衡，談任何表層的市場化改革，都只能會流於空談，也肯定達不到預想的後果。
一句話，在當今中國的經濟社會格局之下，在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沒有清楚地界定之前，在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尤其是征稅權和財政支出權沒有受到人民代表實質性的約束和制衡之前，試圖重新界定“國有部門與私有部門的邊界與作用”，甚至主張將現有國有大企業進一步私有化，只是流於空談。若真的按此改革思路走下去，只會使一些直接掌握著行政權力和與權力有關的人在國有企業的進一步私有化過程中再次暴富，從而進一步拉大中國的社會財富佔有和收入分配的差距，進一步惡化而不可能解決當今中國的上述八大社會問題。
當今中國社會所需要的顯然是深層次的社會改革，尤其是根本性的政府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未來的改革，也顯然是個系統工程，需要整體地考慮和進行根本性的改革。當然，中國社會兩三千年的歷史，尤其是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成功經驗，均告訴世人：中國社會的改革，需要漸進地進行，而且往往是在危機中“應對出來的”。這也意味著中國社會在當下乃至未來均容不得、也經受不起“大爆炸式”的改革。
但是，現在看來，從約束和制衡政府的財稅收支權入手，建立現代民主政治下的有限政府（limited power of government），應當是探索未來中國改革道路的一條基本思路。已經醞釀並蹉跎了十餘年、但目前仍在全國人大財經委、國務院和財政部之間進行內部“協調”和“博弈”的《預演算法修正案（草案）》盡快掛在全國人大的網站上，在社會各階層之間進行廣泛討論和徵求意見，最後修訂出一部符合現代民主法治精神的預演算法，這才符合這種漸進性的改革思路和大方向。
（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
進一步深化改革，正在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一般共識。中國社會已經到了非進一步改革不行的關頭，但問題是如何改？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從哪裡著手？如何啟動？改革的核心和關鍵又是什麼？
上述報告向中國政府決策層提出了六條建議：
（1）、重新界定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的作用，完成向市場經濟轉型；
（2）、推動創新，建立與全球研發網絡相連的開放型社會；
（3）、促進綠色發展；
（4）、為所有人提供均等機會和社會保障；
（5）、加強財政體系建設，改善財政可持續性。這涉及三個關鍵領域：確保各級政府有充足的財力以滿足支出需求、籌集更多的財政收入以及調整支出結構，提高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支出比重；
（6）、確保中國作為國際社會的利益攸關方繼續融入全球市場。
這六條建議乍看來宏大、全面且現實，但仔細分析一下，好像每一條建議均非常“虛”，並沒有真正觸及到當今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體制運行的深層次核心問題。而且，即使這六條建議所涉及到的確實是當今中國社會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其具體可操作性也值得懷疑。
那麼，在經歷了30餘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增長，當前中國經濟社會所面臨的根本問題是什麼？ 我們大致可以將其歸納為以下八大類：
（1）、政府官員貪腐案件大面積發生而屢治不果；
（2）、社會財富佔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斷拉大，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5％；
（3）、越來越依靠政府和國有部門的投資和高投資率來維系經濟增長；
（4）、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費佔國民收入的份額持續下降；
（5）、廣義貨幣不斷膨脹，房價和消費品物價快速上升，導致中國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物價水準已經接近甚至超過發達國家；
（6）、在普通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政府用在醫保和社保等方面的財政支出又嚴重不足，導致民生困頓、民怨積累；
（7）、社會誠信和商業倫理嚴重缺失，食品安全、產品質量、環境污染乃至商業欺詐等問題在各種媒體上不斷曝光；
（8）、上述幾類問題不斷惡化，衍生出了困擾中國政府決策層的第八個問題──一些惡性事件和萬人以上群體事件不時發生，社會內部的緊張程度不斷增強。
為什麼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催生並積累下來上述八大社會問題，且交織在一起而不斷惡化？追根溯源，就會發現，上述深層次的經濟社會問題，直接或間接地、或多或少地都與政府的行政權力不受任何實質性的約束與制衡有關。
單從中國的稅收和財政體制來看，當下中國各級政府每年已掌握了十幾萬億的財稅收入，加上各地政府的賣地收入和其他各種預算外收入，保守估計也要十七八萬億元（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曾估算到，在2010年中國各級政府的實際財政收入已達到了15萬億元）。這麼大的政府財力盤子，各級政府的財政收支又不公開透明，政府官員腐敗大面積地發生而屢治不果，還不是缺少民主預算和財政公開透明的制度安排的一個必然結果？當今中國社會內部財富佔有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拉大，中國大多數富人多與權力有直接和間接關系，難道不與具有這種財政體制安排的基本政治制度有關？
當今中國社會的這八大類問題，越來越強烈地告訴人們，中國政府的財政稅收體制是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了。換句話說，與政府體制和整個政治體制連在一起的財政體制改革，應該是當下和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由此看來，當今中國社會中存在的一些深層次經濟與社會問題，並不是市場化改革不足和不夠的問題，而是在已經市場化了的當今中國社會中，政府不但調控和管理著市場，而且以市場化的手段直接參與市場的問題，是一些政府官員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公開或隱秘地運用所掌控的權力和巨大資源來為自己家人和親友謀利和尋租的問題。
因此，未來中國要走向一個良序的市場經濟社會，必須用民主和法治的現代制度規則來使政府的權力受到實質性的約束和制衡。如果現代民主政治的制度規則不能在未來中國社會中確立，政府權力不受人民代表的任何實質性制衡，談任何表層的市場化改革，都只能會流於空談，也肯定達不到預想的後果。
一句話，在當今中國的經濟社會格局之下，在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沒有清楚地界定之前，在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尤其是征稅權和財政支出權沒有受到人民代表實質性的約束和制衡之前，試圖重新界定“國有部門與私有部門的邊界與作用”，甚至主張將現有國有大企業進一步私有化，只是流於空談。若真的按此改革思路走下去，只會使一些直接掌握著行政權力和與權力有關的人在國有企業的進一步私有化過程中再次暴富，從而進一步拉大中國的社會財富佔有和收入分配的差距，進一步惡化而不可能解決當今中國的上述八大社會問題。
當今中國社會所需要的顯然是深層次的社會改革，尤其是根本性的政府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未來的改革，也顯然是個系統工程，需要整體地考慮和進行根本性的改革。當然，中國社會兩三千年的歷史，尤其是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成功經驗，均告訴世人：中國社會的改革，需要漸進地進行，而且往往是在危機中“應對出來的”。這也意味著中國社會在當下乃至未來均容不得、也經受不起“大爆炸式”的改革。
但是，現在看來，從約束和制衡政府的財稅收支權入手，建立現代民主政治下的有限政府（limited power of government），應當是探索未來中國改革道路的一條基本思路。已經醞釀並蹉跎了十餘年、但目前仍在全國人大財經委、國務院和財政部之間進行內部“協調”和“博弈”的《預演算法修正案（草案）》盡快掛在全國人大的網站上，在社會各階層之間進行廣泛討論和徵求意見，最後修訂出一部符合現代民主法治精神的預演算法，這才符合這種漸進性的改革思路和大方向。
（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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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這個大反骨可不認為權力製衡可以令兲朝今後可保安康。
其實，權利制衡的糟糕結局就有日本政壇、米國整體等的糟爛情形。權利和利益就在他們那個小圈子裡打轉轉～底層還是只有光明得不到根本性的前（錢）途。
想要永保動力和平衡，就得不斷滴“動”，無論底層還是上層，中間沒有玻璃天花板，不允許執政和參政的世襲制！這個挺tmd關鍵的，你家的財富可以保有，可以世襲，可以傳宗接代；但是，你的參政和決定政局的位置不可以！！！堅決地不可以，您家不缺錢，可以培養孩子受教育，幹神馬都行，就是不能在參政上世襲！包括法律和軍隊！
除此之外，俺也木有特別要強調滴啦～偶要的不多，呵呵，真滴不多哦～親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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