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国有四大银行的盈利再创新高，用银行人士的话说“赚钱赚得都不好意思了”。而与银行业大幅度盈利的悖论是国有银行的股票一直跌跌不休，很显然广大股民选择了“用脚投票”。源于银行业的盈利主要来源于存贷差收益，是全国人民存款的负利率造成了银行业的盈利假象，维持了国有银行大到不能倒的局面。至于“利率市场化”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对于民间借贷而言，早就是“利率市场化”的天下了。因为国有银行目前享有的种种优惠，是不可能给予民间金融的。它只是维系了各地政府和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等利益集团之间一种微妙的平衡而已。而且放开民间中小银行业发展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即使有朝一日放开了，也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培育和发展过程。所以说，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这种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是不会改变的，那么“银行为刀俎，百姓为鱼肉”的现状也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尽管负利率存在，但从2011年投资黄金、白银、股票和存银行投资收益来看，存银行的损失还是比较小的。据有关机构测算：2011年考虑利率、汇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综合变动因素，购买黄金的投资损失大约为2%；购买白银的投资损失大约为20%；购买上证A股的投资损失大约为29%；而存银行（一年期定存）的投资损失大约为19%。
最近，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以希腊债务危机为导火索，开始波及整个欧洲各国。众所周知，欧盟只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共同体，并不是一个联邦的“合众国”。其货币统一而财政不统一，某一国的债务风险并不能直接转嫁到其他各国，更不可能转嫁给其他各国的老百姓。希腊的债务必须由希腊人节衣缩食自己去解决，而要让别的国家承担，那是有条件的或者其他国家愿意承担风险才行，这就是目前欧盟各国一直争吵不休，达不成解决问题协议的实质所在。
而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解决债务危机具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不仅比“欧盟”好解决，而且比联邦制的美国也有优势。即使各级政府目前的债务有十几万亿之巨，最终都可以通过先贷再还、贷新还旧和延期支付，靠多印票子、增加流动性的办法一步步达到稀释民间财富的目的。至于长期负利率给本国老百姓造成的损失，那就只好被“包容”了，因为这是中华名族千年流传的 美德之一。
二、党和政府“顶层设计”的自我纠错机制不可忽视。
目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中，“顶层设计”一词已被广泛使用。虽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但“顶层设计”的客观存在和实践意义都不言自明。因为如果没有“顶层设计”，不仅中国的民主、民生和民权进步无法推进，就是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和体制也无从谈起。应该明确的是：我们把各种美好的愿望寄望于“顶层设计“，并不是说“顶层设计”的所有改革举措都是完全正确的，是不需要实践检验的。而恰恰相反，目前，党和政府的“顶层设计”存在较强的纠错机制，不管它是内生的，还是由于国内外形势所迫，亦或是借鉴各国的经验教训。但它确实帮助党和政府度过了难关，避免了革命，并促进了改革和发展。如1989年的“六·四”反革命暴乱最终定性为“六·四”风波，并经过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交锋，直接导致了1992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运动。这就是“顶层设计”自我纠错机制的明证。现在面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有部分学者提出：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显示出了对改革的关注和焦虑，依然对“顶层设计”寄予了厚望。我倒认为：历史有时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但推进中国改革和前进的绝不是一种形式。我们可拭目以待。
三、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是“模仿能力”超强。
“创新”是一个动词名物化的“名词”，在经济研究中多指一种结果，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把其理解为“动词”，而用作“动词”显然是无法实际操作和寄予正确评价的。显然要达到“创新”的效果，是需要环境、条件和制度予以保障的。绝不是空有一腔爱国热情就能创新，也不是包容不公正、不公平现象的蔓延，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传统美德就会创新的。从国家和企业创新情况来看，虽然与国际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但我们的模仿能力却是世界一流的。如我国的互联网企业大多在模仿“美国”，在创新方面甚至不如印度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又如我国虽然是食品生产大国，也是食品消费大国，但我们的食品设备制造业，从乳品到饮料、从啤酒到方便面，其设备生产线不是进口的就是合资的，而自己研发的设备很少或者不好用，更谈不上创新了。甚至包括汽车制造、民用大飞机和先进战斗机的生产，其核心竞争力也就是模仿能力而已，发动机都是人家生产的。再拿我国淮南王发明的豆腐生产为例，现在业内人士花几十万元就可以生产出日本人几百万元研发生产的设备，消化吸收能力非同寻常。
所谓的商业模式创新，目前，在我国很难大面积出现。虽然不乏企业创新的例子，但在这方面的研究总结远远不够。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方若教授所言：在中国研究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较多，而研究微观经济的经济学家不多，主要是对企业案例发掘、总结不够，以至于世界着名大学的商学院少有中国企业的案例。这一点应引起中国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的关注和研究。
而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解决债务危机具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不仅比“欧盟”好解决，而且比联邦制的美国也有优势。即使各级政府目前的债务有十几万亿之巨，最终都可以通过先贷再还、贷新还旧和延期支付，靠多印票子、增加流动性的办法一步步达到稀释民间财富的目的。至于长期负利率给本国老百姓造成的损失，那就只好被“包容”了，因为这是中华名族千年流传的 美德之一。
二、党和政府“顶层设计”的自我纠错机制不可忽视。
目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中，“顶层设计”一词已被广泛使用。虽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但“顶层设计”的客观存在和实践意义都不言自明。因为如果没有“顶层设计”，不仅中国的民主、民生和民权进步无法推进，就是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和体制也无从谈起。应该明确的是：我们把各种美好的愿望寄望于“顶层设计“，并不是说“顶层设计”的所有改革举措都是完全正确的，是不需要实践检验的。而恰恰相反，目前，党和政府的“顶层设计”存在较强的纠错机制，不管它是内生的，还是由于国内外形势所迫，亦或是借鉴各国的经验教训。但它确实帮助党和政府度过了难关，避免了革命，并促进了改革和发展。如1989年的“六·四”反革命暴乱最终定性为“六·四”风波，并经过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交锋，直接导致了1992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运动。这就是“顶层设计”自我纠错机制的明证。现在面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有部分学者提出：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显示出了对改革的关注和焦虑，依然对“顶层设计”寄予了厚望。我倒认为：历史有时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但推进中国改革和前进的绝不是一种形式。我们可拭目以待。
三、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是“模仿能力”超强。
“创新”是一个动词名物化的“名词”，在经济研究中多指一种结果，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把其理解为“动词”，而用作“动词”显然是无法实际操作和寄予正确评价的。显然要达到“创新”的效果，是需要环境、条件和制度予以保障的。绝不是空有一腔爱国热情就能创新，也不是包容不公正、不公平现象的蔓延，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传统美德就会创新的。从国家和企业创新情况来看，虽然与国际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但我们的模仿能力却是世界一流的。如我国的互联网企业大多在模仿“美国”，在创新方面甚至不如印度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又如我国虽然是食品生产大国，也是食品消费大国，但我们的食品设备制造业，从乳品到饮料、从啤酒到方便面，其设备生产线不是进口的就是合资的，而自己研发的设备很少或者不好用，更谈不上创新了。甚至包括汽车制造、民用大飞机和先进战斗机的生产，其核心竞争力也就是模仿能力而已，发动机都是人家生产的。再拿我国淮南王发明的豆腐生产为例，现在业内人士花几十万元就可以生产出日本人几百万元研发生产的设备，消化吸收能力非同寻常。
所谓的商业模式创新，目前，在我国很难大面积出现。虽然不乏企业创新的例子，但在这方面的研究总结远远不够。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方若教授所言：在中国研究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较多，而研究微观经济的经济学家不多，主要是对企业案例发掘、总结不够，以至于世界着名大学的商学院少有中国企业的案例。这一点应引起中国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的关注和研究。
四、知识分子善于标新立异，不善于求同存异。
今日中国，“文人相轻”的思想和表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好面子”思想不仅充斥在日常生活中和工作中，而且在学术研究领域甚为盛行。对于一些明显正确的观点，虽然心里服气，也不表示支持，而是要发表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所以，目前，在知识界很难就一些重要观点形成影响力，进而影响中国改革共识的形成和推进。尤其是这种现象，与中国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官本位”体制相互依存，使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力大大降低。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今日中国，“文人相轻”的思想和表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好面子”思想不仅充斥在日常生活中和工作中，而且在学术研究领域甚为盛行。对于一些明显正确的观点，虽然心里服气，也不表示支持，而是要发表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所以，目前，在知识界很难就一些重要观点形成影响力，进而影响中国改革共识的形成和推进。尤其是这种现象，与中国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官本位”体制相互依存，使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力大大降低。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对常识性问题的不必要研究。如公共领域和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就应该是国有主导的体制，那么就应该实行准公务管理，而不应该实行“财富与权力”通吃的管理机制，而研究在这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研究伪问题，此问题无解。而非要研究那就是“临摹”和“模仿”，既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又混淆视听。因为这种常识性的问题人人皆知，何劳经济学家的大驾，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最近，看了着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博文称：为了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国家可以考虑把垄断国企的资产分给人民一部分，以刺激消费。此话说起来也占理，但要实行恐怕很难，权当一家之言吧。这方面的有关建议如陈志武教授关于“建立国民权益基金”的构想更显理性和可操作性。但这方面研究跟进不多，表示支持的经济学家也不多，实属遗憾。当然，这种观点的采纳实施有赖于“顶层设计”，这又印证了“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
二是经济学家习惯于当“算命先生”。以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几位经济学家为例可以说明“算命先生”有可能会误导人们的理性决策。谢国忠教授是近年来敢于直话直说、并大胆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经济学家。尽管其预测屡屡失败，但他这种屡败屡战的勇气还是让我钦佩，至少可以使决策者起到清醒作用。经济学家许小年虽然功底深厚，观点以尖锐而闻名。但去年还是发表了“乳品国标被大企业绑架“的外行观点。而国家食品标准的制定是有严格程序的，是包括企业、专家、学者、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讨论，互相博弈，按一定程序确立的。在这个过程中大企业理应有更多的话语权，很多小企业根本不关心标准的制定，不是那个企业能够说了算的。许先生作为经济学家发表这种不了解行业情况的言论，虽无不良用心之嫌，却实有混淆视听之果，更是给加强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添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做的事。李稻葵先生是清华大学的着名教授，又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仅以其特殊身份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去年，北京调控房价的“限购”政策一出，他不仅不顾市场的逻辑力挺，而且预测房价将下降10%-15%。现在一年过去了，调控结果并未按照其预测兑现。据公开数据统计，在2011年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600多个城市中只有上海、深圳和杭州的房价同比出现下降，下降幅度仅在5%。多数城市保持上涨，半数城市涨幅超过10%，最高涨幅超过30%。所谓的量价齐跌，环比下降或基本持平等结论根本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这种不分时间、地点和房屋类别的所谓大胆预测，无异于利用其特殊身份误导消费者，哗众取宠，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相比之下，还是国务院关于通过调控 “使房产价格合理回归”的用词更加准确，既表明了中央政府坚决整顿房地产市场乱象的决心，也基本符合市场的逻辑。至于何为合理价格，应该是市场决定的事。还有一位知名财经评论人士叶檀女士，去年11月30日刚刚发表了“年内不会下调存准率”的断言，时间不过一天，央行就宣布下调存准率0.2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经济学家还是慎当“算命先生”，并尽可能不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意见为好。理应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对经济规律和现存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深化上，真正发挥经济学家应该发挥的作用。
五、“居住改变中国”是不可抗拒的发展大趋势。
为了发展中国经济，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确立了太多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也曾是中国确立的支柱产业之一。去年以来，随着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似乎有些改变。但改变不了房地产业确实和木材、钢材、水泥、能源、建筑、家居、装饰和家用电器制造业的紧密相关，一损俱损的关系。所以，从房地产相关行业的发展来看，“居住改变中国”确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上的大事件。凡是出过国的人都知道，中国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别之一就体现在各种房屋和建筑物上。发达国家的建筑物大多数都在百年以上。且经风雨，见世面，保存完好，给人以面貌一新之感。而我国除北京“故宫”以外能有多少留存于世的房地产呢？举国上下，保存百年以上的完好建筑物有而不多，像样的居民住宅就更少了，有的大院只能供游客观赏而不能居住，皆因缺乏产权约束所致。所以，“居住改变中国”确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大事件之一，其标志就是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1998年主导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尽管目前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存在诸多问题，但宏观调控的目的决不是单单降房价那么简单。有很多专家、学者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房地产商当成了房价上涨的罪魁祸首，甚至把腐败的原因归罪于房地产开发商，大有为倒闭一批开发商为快事。据北京市建委去年12月19日批露，北京已有473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到期未延期或营业执照被注销；武汉市在2011年的房企数量也减少了200家。这当然是一部分人乐意看到的，我不愿就此多发评论。我只是想问一句：“开发商何罪之有？开发商也是商人，其公司也是企业，而且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为什么前两年石油行业（陕西）、煤炭行业（山西）发生的改革倒退的情况，今天又在房地产行业重演？为什么每次调控受伤的总是民营企业？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调控政策的反思吗？实际上真正的房地产行业腐败是政府行政干预和权力加买卖的必然结果，开发商只是承担政策变化无常的载体而已。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政府调整土地政策，降低税费，减少审批，杜绝寻租设租行为，房地产开发成本一定会有所下降，并最终反应到房产价格上。因此我还是要大胆预言：居住改变中国，对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绝对不是梦想，它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追求，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幸事。我从农村来北京近30年，已搬过十几次家了。这其中为了孩子上学和照顾老人，不知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酸甜苦辣，冷暖自知。但每次搬家，哪怕是些许条件的改善，都令我兴奋不已。现在静下心来想一想，还是1998年开始的住房市场化改革给了自己改善生活条件的希望，能使自己小小的心愿得以实现。同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梦想成真。因此，我现在有时候回想起八十年代在机关工作期间，看到有许多大龄青年结婚而无房住，而有权力的“领导”的儿子、甚至孙子都有几套房（不是买的是分的）的情况，还是让我感到后怕。而去年又由于“限购”和“限贷”等政策导致的一些人为买房假结婚、假离婚的现象，让我再次体会到计划经济体制对人性的肆意摧残和可恶。所以，要真正实现公民个人心中的梦想，正确的调控政策还是要回归常识。即让保障的归保障，市场的归市场。唯有如此“居住改变中国”对全体国民来讲才会梦想成真。至于投机性和投资性购房，只不过是是房地产市场的伴生物而已，而且投机与投资很难区分清楚。即使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也包含了相当一部分投机的成分。为什么却鲜见政府智库认真研究分析呢？
二是经济学家习惯于当“算命先生”。以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几位经济学家为例可以说明“算命先生”有可能会误导人们的理性决策。谢国忠教授是近年来敢于直话直说、并大胆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经济学家。尽管其预测屡屡失败，但他这种屡败屡战的勇气还是让我钦佩，至少可以使决策者起到清醒作用。经济学家许小年虽然功底深厚，观点以尖锐而闻名。但去年还是发表了“乳品国标被大企业绑架“的外行观点。而国家食品标准的制定是有严格程序的，是包括企业、专家、学者、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讨论，互相博弈，按一定程序确立的。在这个过程中大企业理应有更多的话语权，很多小企业根本不关心标准的制定，不是那个企业能够说了算的。许先生作为经济学家发表这种不了解行业情况的言论，虽无不良用心之嫌，却实有混淆视听之果，更是给加强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添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做的事。李稻葵先生是清华大学的着名教授，又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仅以其特殊身份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去年，北京调控房价的“限购”政策一出，他不仅不顾市场的逻辑力挺，而且预测房价将下降10%-15%。现在一年过去了，调控结果并未按照其预测兑现。据公开数据统计，在2011年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600多个城市中只有上海、深圳和杭州的房价同比出现下降，下降幅度仅在5%。多数城市保持上涨，半数城市涨幅超过10%，最高涨幅超过30%。所谓的量价齐跌，环比下降或基本持平等结论根本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这种不分时间、地点和房屋类别的所谓大胆预测，无异于利用其特殊身份误导消费者，哗众取宠，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相比之下，还是国务院关于通过调控 “使房产价格合理回归”的用词更加准确，既表明了中央政府坚决整顿房地产市场乱象的决心，也基本符合市场的逻辑。至于何为合理价格，应该是市场决定的事。还有一位知名财经评论人士叶檀女士，去年11月30日刚刚发表了“年内不会下调存准率”的断言，时间不过一天，央行就宣布下调存准率0.2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经济学家还是慎当“算命先生”，并尽可能不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意见为好。理应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对经济规律和现存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深化上，真正发挥经济学家应该发挥的作用。
五、“居住改变中国”是不可抗拒的发展大趋势。
为了发展中国经济，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确立了太多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也曾是中国确立的支柱产业之一。去年以来，随着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似乎有些改变。但改变不了房地产业确实和木材、钢材、水泥、能源、建筑、家居、装饰和家用电器制造业的紧密相关，一损俱损的关系。所以，从房地产相关行业的发展来看，“居住改变中国”确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上的大事件。凡是出过国的人都知道，中国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别之一就体现在各种房屋和建筑物上。发达国家的建筑物大多数都在百年以上。且经风雨，见世面，保存完好，给人以面貌一新之感。而我国除北京“故宫”以外能有多少留存于世的房地产呢？举国上下，保存百年以上的完好建筑物有而不多，像样的居民住宅就更少了，有的大院只能供游客观赏而不能居住，皆因缺乏产权约束所致。所以，“居住改变中国”确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大事件之一，其标志就是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1998年主导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尽管目前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存在诸多问题，但宏观调控的目的决不是单单降房价那么简单。有很多专家、学者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房地产商当成了房价上涨的罪魁祸首，甚至把腐败的原因归罪于房地产开发商，大有为倒闭一批开发商为快事。据北京市建委去年12月19日批露，北京已有473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到期未延期或营业执照被注销；武汉市在2011年的房企数量也减少了200家。这当然是一部分人乐意看到的，我不愿就此多发评论。我只是想问一句：“开发商何罪之有？开发商也是商人，其公司也是企业，而且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为什么前两年石油行业（陕西）、煤炭行业（山西）发生的改革倒退的情况，今天又在房地产行业重演？为什么每次调控受伤的总是民营企业？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调控政策的反思吗？实际上真正的房地产行业腐败是政府行政干预和权力加买卖的必然结果，开发商只是承担政策变化无常的载体而已。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政府调整土地政策，降低税费，减少审批，杜绝寻租设租行为，房地产开发成本一定会有所下降，并最终反应到房产价格上。因此我还是要大胆预言：居住改变中国，对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绝对不是梦想，它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追求，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幸事。我从农村来北京近30年，已搬过十几次家了。这其中为了孩子上学和照顾老人，不知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酸甜苦辣，冷暖自知。但每次搬家，哪怕是些许条件的改善，都令我兴奋不已。现在静下心来想一想，还是1998年开始的住房市场化改革给了自己改善生活条件的希望，能使自己小小的心愿得以实现。同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梦想成真。因此，我现在有时候回想起八十年代在机关工作期间，看到有许多大龄青年结婚而无房住，而有权力的“领导”的儿子、甚至孙子都有几套房（不是买的是分的）的情况，还是让我感到后怕。而去年又由于“限购”和“限贷”等政策导致的一些人为买房假结婚、假离婚的现象，让我再次体会到计划经济体制对人性的肆意摧残和可恶。所以，要真正实现公民个人心中的梦想，正确的调控政策还是要回归常识。即让保障的归保障，市场的归市场。唯有如此“居住改变中国”对全体国民来讲才会梦想成真。至于投机性和投资性购房，只不过是是房地产市场的伴生物而已，而且投机与投资很难区分清楚。即使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也包含了相当一部分投机的成分。为什么却鲜见政府智库认真研究分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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