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路林漢
我先问一个问题：假设统一和民主是矛盾的，我们是要统一还是要民主？当然了，在我看来这两者根本不矛盾，姑且这么假设吧。
多数中国人会回答：什么都没有统一重要。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在中国呆得久了，我发现很多问题你根本不需要讲道理，因为你的说话对象就没那个智商听懂你在说什么。只要摆出一两件事情，就可以轻易把人们既定的观念推翻。就好象统一和民主的问题，日本投降后，GCD占据北方一隅，国民党认为GCD应该解散武装力量，双方首先得统一，“不统一则无法谈民主”。GCD则反驳说，没有民主，要统一又有何用？然后《新华日报》就发了一堆文章，抨击国民党是如何颠倒黑白，污蔑民主，我一看，我靠，跟民主派今天的说法何其相似啊，想不到GCD当年也是民主斗士吗！但是最后GCD夺了天下，又没给我们民主。60年过去，情况还倒过来了，GCD高喊统一，台湾高喊民主，何其可笑？
再举一个例子，台湾可不可以、应不应该独立？其实独立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吗，我可以讲一堆大道理，举一些外国的例子，像什么东帝汶啊，新加坡啊，斯洛伐克啊，南苏丹啊，美国独立以前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呢，不过还是下面一件事情说起来更有意思。苏联当年帮GCD武装了百万大军，作为回报GCD签定了中苏友好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对此，郭沫若1950年在《日人民报》上发表文章：“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中国人民应该有“让外蒙独立的气度”。人民日报日暴人民，那可是党的代言人，可今天把同样的标准再套到台湾问题上，GCD又不答应了。而且CCTV也明确表示了——台湾人民生活得不幸福。这里他们又玩弄了一个双重标准，CCTV4报导说台湾物价上涨4.5%，百姓大叫“活不了了”，CCTV1报导说大陆物价上涨6.6%，百姓表示“对生活影响不大”。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再比如说，如果美国发兵攻打中国，推翻GCD的统治，像在伊拉克那样建立一个新民主政权，大家愿不愿意？大多数人肯定是反对美国来干涉我们的内政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看，这下我又有理论依据了，中国的地当然要让美国来占了，否则我不是变成爱GCD的国了吗？你们有谁爱GCD的国？那就让美国来占吗，可惜美国又不来，这么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这么便宜的产品，这么好的垃圾处理场，每年还有大批贪官来刺激美国经济，岂能自断财源？
结果搞了半天，中国人今天不能做的事情，曾几何时都做得那么心安理得，那我们的是非标准究竟是什么？有人说，那些是GCD的政党利益，我们讨厌GCD，他们做过的事情不代表是对的，我们照样支持统一，照样觉得台湾应该回归，照样觉得中国的内政不容美国干涉。那么，我请那些认为台湾必须回归的人扪心自问，既然你们这么在乎国家的统一，是否该给外蒙古相同的待遇？为什么你们的眼光只盯着台湾和钓鱼岛，却从来没有关心过外蒙古、藏南、南沙、长白山、白龙尾岛和图龙江以北的大片富饶土地？假如你们生活在50年代，是否又敢保证自己不会把蒙古独立看成是心安理得的事情，你们有谁敢说，没受自己鄙视的GCD所灌输的观念影响？
生活在中国的人，一定会打上中国的烙印。刘宾雁曾这么说过：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这话是说给民运分子们听的，是说给那些最能认清毛泽东本质的人听的。中国人的是非标准究竟是什么？我的标题是个问号，所以我还是负责举例，把答案留给大家自己去想吧。
中国人讨厌日本人，理由是他们很不厚道，给我们造成了深痛的灾难，可一没道歉，二没赔偿，三还篡改历史教科书，小日本这个民族，非常的下贱。如果要讲道理的话，第一日本道歉了，第二赔偿是我们自己不要的，日本也变相补偿了，第三日本只有0.38%的历史书是右翼编的，而且他们也并没有怎么捏造历史。但更打击人的事实是，79年中越战争，解放军同样在丛林里施行了三光政策，80年代的中国军队和40年代的日本军队，几乎没有分别。我们中国人民是否曾反省过自己侵略越南的罪行呢？事实是，没有人当一回事，你们谁看完这段文字心里感到内疚了，麻烦举一下手。而且我们深信是越南首先侵犯了我们——就像金日成声称是韩国首先侵犯了他们一样。既然我们自己犯了也没有反省，凭什么要求日本人反省呢？日本人反省的力度，是不是比我们更强呢？越南同样指责中国一没道歉、二没赔偿、三还篡改历史教科书，我们中国人有当过一回事吗？
同样的判断标准，放到几十年前适用，放到几十年后却是罪恶滔天；对别人适用，对自己却并不适用。标准究竟是什么？
有趣的是党国奉为圣典、领导人天天挂在嘴边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本身就是没有任何判断标准的万能诡辩法。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我只要西瓜不要芝麻，我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如果我只要芝麻不要西瓜，这是量变产生质变；如果我又要西瓜又要芝麻，这是用全面的眼光看问题；如果我不要芝麻不要西瓜，那是对旧事物的否定，一切新事物的诞生伴随着旧事物的消亡……文革就是对旧事物的彻底否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叫量变产生质变，看看，是不是都能套得进去？
一件事总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每件事我们都可以找出安慰自己的理由。拿国外说事吧：黑奴制是野蛮落后反人类的，这没错吧？但是从辨证的观点来看，黑奴制大大提高了美国南部的生产力。可以这么说吗？要是在美国，肯定不行。现在你想想，如果黑奴制曾是GCD的一个手笔，那会怎么样？我们绝对可以这么说，也绝对会这么说。一件事总体偏好还是总体偏坏，端看你用什么标准去判断，而辨证法恰好就没有这个标准。所谓“没有标准”就是说，我可以随时按自己的喜好设置标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有这个设置标准的权力。在现实生活中，GCD拥有设置标准的绝对权力。在网络辩论中，由于双方都没有权力去限定别人的标准，所以永远也吵不出结果，表面上是具体观点的摩擦，其实是总体观念的碰撞。
辨证法并不是马克思创造的，甚至跟他压根就没什么关系，不过马克思本人同样没有固定的标准，他的理论一直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而且是向越来越糟的方向变化。在一开始，马克思认同完全的新闻自由，认为“审查制度一无是处，却比人还威风”；再往后，他又认为资产阶级的言论阻碍了人类思想的进步，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修正为“工人阶级的新闻自由”。当他的言论受到限制时，他便赞同完全的新闻自由，当他觉得别人的言论和自己相抵触时，又转而支持某一个特定阶级的言论自由。GCD在45年时同样批评GMD限制言论自由，如今却变本加厉，做得更加过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马克思的传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句话又是放P。实践算哪门子标准？我实践出来的结果，按不同的标准来看不是也有好有坏吗？庐山会议召开的目的本是要检讨大跃进中的一些失误，彭德怀一纸万言书让许多领导人都站到了自己身边，于是毛泽东突然转换会议主题，批判大跃进成了赞扬大跃进，彭德怀则成了“军事阴谋小集团”的主谋。大跃进就是实践，得出来的结果是生产力大大下降了、饿死人了。彭德怀说大跃进实践出的结果是坏的，毛泽东说这个结果是好的，因为从发展的辨证眼光来看，难道大跃进没有让我们获得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吗？饿死几个人，就当是交了学费吗？
这就叫根据“目的”逆推“必要条件”，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之一。一个最经典的五毛认知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民主改革必须缓行。这个观点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信众，可是西方发明的共产主义为什么就适合中国？为什么就可以马上进行，不用缓行？为什么同样是中华民族，台湾人搞民主就可行？为什么我们的邻居，韩国，日本，甚至于中国人最看不起的低素质没文化黑皮印度小阿三，都可以拥有民主？
神土伟民，多有奇迹，很多想不通的事，只要一想自己是在中国，那就全都通了。但我还是想问一句，中国人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