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伦敦奥运会临近尾声，英国官方公布了奥运最终花费84亿英镑，但如果包括公共配套设施在内，总体开销很可能高达240亿英镑，而其中至少70%的费用都不得不由未来几代纳税人承担。政府取财于民本是天经地义，然而在古代中国皇权社会的赋税制度下，各级官员的陋规，则令百姓无力承担。
一、原有的税种要加多名目
“凡百姓上仓交粮，正粮之外，有加耗、有茶果、有仓书、斗级纸张、量斛、看仓诸费及起运水次，又派有水脚、垫舱、神福等费……亦常情所不能免也。”
【清】黄六鸿《福惠全书·钱穀·漕项》
清朝每年要求各地运送漕粮400石，各级官员借口米色、脚踢度量，多收粮食近一倍
中国自古便有从内陆河流和海路运送粮到朝廷，以及运送军粮到军区的系统，称为漕运。隋炀帝动员大量人力开凿通济渠，联结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之后，后世均十分重视漕运。尽管漕运保证了京师和北方军民所需粮食，但由于漕运的费用巨大，各级官府贪污聚敛，加耗杂派层出不穷，农民的负担极重。
以清朝为例，清初所定漕粮为400万石，但数百万石漕粮还要长途转输京师，于是，向粮户征收包括运费在内的办漕经费的漕项（即引文中提到的收费项目）。除此之外，更有“加米色钱”——借口米色不合格再加收钱，“踢斜淋尖”——旧时粮胥税吏用大斛装粮，堆成尖状，然后用脚踢，溢出来的粮米全归粮胥所有等等。这样粮户叫来的一石米，量出来往往只有六斗多（按旧时计量，一石等于十斗）。仅此一项，粮户即损失近一倍。
货币兑换由地方官员说了算，每到收税时，银价折成百姓流通的钱甚至多收十倍
除了众多名目以外，地方官员征收税赋时，也会在银和钱的价格兑换上做手脚。清朝道光年间，一两银子大约可兑换2000文钱，但漕粮中所额外加收的“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以补贴搬运工人工资、饮食等名义征收的附加税）却按每两征钱4600文的标准折算，在实际征收中，粮胥还要自行加码，每两银收至7000文左右，粮户纳完粮，还要花200文钱向粮胥领取完税凭证。
浙江、安徽、湖南、江西、河南、山东等各省漕折后，至少比原本应缴纳的漕额多二至三倍。至于地方政府的征收则更是随心所欲：山西征银一两“必完至四五两”，江苏更是高达四至五倍，贵州“甚至正银1两收至10两以外”。最终至道光二十年，江苏丹阳县乡民因“完粮折价”过重，聚众破坏官署，拒交钱粮。次年的江西新余县，二十二年的山东潍县，都相继出现“哄堂塞署，挟制减粮”的“闹漕”事件。这便是清人常有云，每到收漕时，“州县如饿虎出林，绅衿如毒蛇发动，差役如恶犬吠村。”
二、临时征收的税种也要转正
"以蒋益澧率永州军援广西，以王珍军增援江西，以兆琛等军援贵州，需饷益钜。湖南自军兴停漕运，米贱，而征折犹沿旧价，民困赋绌。秉章减浮折，覈中饱，民减纳而赋增。仿扬州例，抽收盐货厘金，岁入百数十万，给军无缺。"
《四库全书》清史部-卷二十四-本纪二十四
为打击太平天国发明的厘金（商品税）给晚清政府征得重金，被各地滥用并不断加增税率，随后便成为国家正税
与当下中国纳税人熟悉的商品税相似，“厘金”产生于100多年前的太平天国时期。为了镇压叛乱，1853年雷以诫在江苏创行厘金后在全国各地仿行。所谓“捐厘助饷，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厘金的出现原本只是向商民征收一定额度的钱物补贴军用，为自愿捐助，并非国家正税。但随后，征厘之法被各地滥用，不仅无物不捐，且捐上加捐，课征税率不断提高。同治三年(1864年)前后，全国各地厘金收入年平均约达银1000万两，到宣统末年（1912年前后），达到4318万余两。厘金收入的增加无疑是以对人民的搜刮为代价的。《中国厘金史》作者罗玉东先生曾指出，厘金苛细繁琐，见货即征，不问巨细，一切贫富人民由出生到死亡之日常生活用品无一不在被课之列，而且“征课重复，于货物为原料时已征之，为制成品时复征之，人市销售时又征之。”直到今天，对于“自贫民至富豪，其平日所着衣物，不问其为自制或购自他人，在其穿着上身之前，皆已纳厘若干次了”这样的收税方式，我们都并不陌生。
三、以“捐钱”为名的摊派
“名曰劝捐，按其实则为勒捐也。”
“每开一例，即遍传殷实之户及家仅小康者派定捐数。”
【清】孙翼谋《请除近日流弊疏》《皇朝经世文续编》
发动民众在财政困难时期向国家捐款是历代传统，名为自愿实则摊派，最终演变为搜刮
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发动民众“缴纳”一定数额的银粮钱物，可谓是一项“传统”了。国家在军务、河防或赈灾等特定历史时期，发动绅商士民“报效”国家，并给予个人封官赏爵等奖励作为回报，自汉代以来就是朝廷应付财政危机的一种常用手段，史称“捐输”“劝捐”。晚清时期，捐输更为频繁，在“借资民力”的旗号下将财政搜刮之手伸向了大小官员和豪绅富户。
据《大清文宗显皇帝（咸丰朝）实录》记载，咸丰四年上谕称：“与其捐自中人之家，集腋无多，不如捐自素封之户，指困较易。等体察情形，各于素称饶裕之家切实劝导，如能自一万捐至数万、十数万者，著随时按照银数立即奏请奖励”。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出现如引文中提到的“派定捐数”的行为，最终导致无力“报捐”者为了免捐、有力“报捐”者为了不多捐钱，都要贿赂劝捐人员，如此一来，名为自愿的捐输在此种政策导向之下必然是充满了勒派等弊端，成为赤裸裸的搜刮。
地方财政缺钱，官员亲自去商户家“商量”，美其名曰“帮贴”，无人不愿意
自古有云：“灭门的知县，破家的县令”，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一方百姓则要养一方县令。据《镜湖自撰年谱》记载，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段光清在浙江省宁波府慈溪县当知县，遇到三件要花钱的事情：一是宁波新知府上任，二是浙江巡抚到宁波阅兵路过慈溪，三是浙江学政（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到宁波监考途径慈溪县境。遵照规定，县里照例要掏钱意思意思。县财政向段光清表示，慈溪有一惯例，城乡各个当铺此时都要帮贴费用，是否发文催促？段光清想此等陋规怎能发文？去好好商量一下吧，让个当铺自愿帮贴。当然，商量后的结果自然是：各当铺果然“自愿”掏钱。
四、花重金交“保护费”
“额岳斋司农云：旧闻严嵩当国时，凡质库能得严府持一帖往候者，则献程仪三千两。盖得此一帖即可免外侮之患。金陵三山街松茂典犹藏此帖，以为古玩。帖写“嵩拜”二字，字体学鲁公，大可五寸，纸四边不留余地。乾隆四十五年曾亲见之。”
【清】姚元之 《竹叶亭杂记》卷七
为求得当朝内阁首辅一纸名帖，当铺不惜花费 3000两银子用于贿赂，相当于人民币100万
严嵩是明朝重要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早年深得明世宗朱厚璁重用。这位文学成就极高，却在《明史》中位列“奸臣传”的内阁首辅至今仍以“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留名。依照引文记载，民间传闻如果能让严府的人持严嵩的名片来拜访一次，当铺愿意线上3000两银子作为路费。引文中所谓的“程仪”，则是清明流行的礼节或陋规的一种，即以路费的名义送上的礼物或贿赂。1550年前后一两银子能买两石大米，按此折算，相当于今天的100余万人民币。时年江苏某县的普通家庭商户的全部家产也不过二百两银子——16至17万人民币而已，如此昂贵的“保护费”足见其价值。
五、养活寄生在大规模建设中的官员们
“查定章，无论何项股本，一律给息，路成后复与分红……似此名实乖违，弊端百出，若不从严整顿，无以昭大信而释众疑。”——四川总督赵尔丰。
摘自《1911的民生与民声》
没有股东之力的平民百姓被迫成为股东，川汉铁路修建初期3000万银元全部由百姓承担
在从晚清到建国前，川汉铁路曾花费了巨资，但由于政治腐败，从1903年至1926年各工段撤销，历时24年用款三千余万银元，却只修了两段共300公里的路基，最终一事无成。而这笔巨款的俩远则主要是用行政力量强行摊派，而后通过“认股”、“抽租”等方式集资，即，由政府强行摊派到农户头上，随粮征收。而四川数几千万人，大多数被迫成了铁路股东。
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两项赔款，四川就分摊到每年200多万两，位居全国第二。此次，为了建设铁路，租股的负担又是每年200万两，这些“额外”费用全部由千万百姓承担。曾有四川留日学生在《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中所说：“租股之害，莫大于扰民；租股之弊，莫甚于中饱。”按规定，如果农民收入不足，只能纳粮而无力购股，则不可强行征收租股。但州县干部在征粮时，往往将租股以“铁路捐”名义先行收缴，然后才征缴原本应缴的农业税，贫困的农民因此总被安上抗粮的罪名，“鞭笞棰楚，监禁锁押”。而“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成无期”的川汉铁路，已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这样他们就可以守着租股，永成无期地寄生下去。
结语：除了旧税的“浮收”，银钱兑换的“勒折”，漕运时期的“陋规”，以及各色“保护费”“捐输”和“帮贴”，各地官家往来、红白喜事、富户节礼，皆是古代中国老百姓“纳粮当差”的“本分”。（出品：网易新闻另一面，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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