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出来~

呃。。。久违了，我滴blogger呀！

在这么个朝秦暮楚滴墙国里，神马时候又不能直接上了，分分钟滴事儿！安全感与自由、权利都是浮云~

为了纪念，特发此文吧~

哇咔咔滴~！阿喵偶又重回Blogger啦，翻翻成功！小庆一下咯~~~~

话说，前些天就在捉摸“新型大国关系”是个神马东东？

首先，N周前就赶脚老刁本次要亲自出马袅。。。理由是：要“苦”几年了（据说是刁本人语）说明经济情况真心不乐观袅！本次不是闹着玩，也不是谦了个虚神马的，看看眼巴前的严峻现实吧：国际贸易上---用金融危机切断欧洲以及其他地区对天朝廉价品的购买需求；国际政治上---重返药粥并建立“东亚包围圈”的步步紧逼；国际金融上---逼迫升值然后热钱滚滚一浪接一浪滴淘走软妹笔的含金量（购买力）；国际投资领域---纷纷转走工厂/加工厂，同时撤资和裁员。。。

这几管齐下，大天朝真心顶不住袅，更何况上千亿的外储被牢牢滴套死在美债上，安倍再雪上加霜滴断了软妹币的投资后路。。。这两天，米/日俩东东又开始了非洲大陆的投资争夺战。。。唉，老刁不容易混啦~

在这咩严峻的逼迫下，想站着把钱挣了，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那是跪啊还是跪啊？现在看这个新型关系，咱就知道啦！

老刁还是学了老射击师的“韬光养晦”、以期突围~

那么新型的新旧体现在---“内整”上了，承诺的期限不会超过第一任期，当然希望能宽限到第二任期。。。

本次非正式的最大优势就是---非公开！可以跪一人不可跪天下。。。哈哈哈哈！

气死喵！

好不容易爬上来了，这得拜不走邪路，也不走老路的新君之福呢？还是托了一贯光荣伟大的XXX的斗腐呢？一句话---狗屎！

刚巧看了卢麒元在某网站上的一篇引发盖高楼的帖子《宪政与限政》（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44830.html）真心搂不住郁闷了，翻出来嘚吧几句，公知们就这水品啊，就这立场啊。。。呵呵呵

文章看上去很“猛”，其实恰恰暴露了作者的封建大一统意识！他心中眼里的都是汉唐的国威疆远，可你有米有看到在其老大帝国的辖下百姓如何呢？

不否认你，和你的明君想要“国泰民安”乃至复兴至世界强国，但是，这是用你的强硬的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能做到的吗？！

时代它就不同了，如果人民都愿意这样，那好，就这样吧；可如果人民要求更自由和平等，在自己付出劳动和努力后要求更幸福和富足，你打算肿么办？是要你的老大帝国而置老百姓们的幸福富裕于“稍后”呢？还是要先顾及老百姓的幸福和富足而缓称王呢？别tm告诉我可以兼而得之，这60多年证明了不能！别说以后就能了，你拿神马来证明呢？明君？明君现在只能10年的有效期，还不说更短的保质期！

所以，归了包堆，还得靠制度！如果你说那60年难道没有制度嘛？那是矫情！还真就等同于没有！你拿神马制约D呢？制约最高权力人呢？就拿你那明君？！你愿意糊弄自己，我还不愿意让你糊弄呢！

所以还得是民选，还得是利益均沾，还得走共和和宪政之路，你甭想再用任何历史也好，现代史也好，忽悠人了！

2013-1-29

ps：给了链接，原文就不附了，可别脏了咱的一亩三分地呢！

经济改革的突破口是土地制度改革 | Brookings Institution

這個說法的根本性錯誤在於：用經濟利益掩人耳目---真正的突破口是解決一黨制，施行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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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的突破口是土地制度改革

         上半年GDP"破八"，使各方对政府接下来的宏观政策方向格外关注。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年中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对当下经济下行的趋势，陶然比较悲观。
      "我认为这种下行的形势还会持续下去，何时见底难以预测，如果不推动改革，中期内则存在硬着陆风险。"陶然对本报记者表示，政府通过短期宏观调控来应对经济下滑仍有一定政策空间，但空间已经不大，而且潜在负面效果不小，必须加速实体部门改革，通过带动经济增长，然后再逐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
        陶然认为，要应对中国经济的风险，就要实施增长和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变，为未来中国5-10年甚至更长时间保持较高经济增长寻求新的突破口。
      "政府现在需要系统性的经济体制改革，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明确改革次序，设计整体性、渐进式改革方案和合理的改革步骤，从关键的部门与行业选择突破，逐步展开。"陶然介绍，就改革次序而言，实体经济领域的改革应该先行于金融改革。
        为此，陶然所思考的改革方案，是从土地制度改革开始，配合财税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推动房地产行业发展和完全城镇化。陶然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公共经济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非常驻资深研究员。
         经济下行是长短期矛盾的集中爆发
        《21世纪》：今年以来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跌破了8％，您怎么看待当下的宏观经济形势？
        陶然：经济下行趋势确实非常明显。一直到今年初，民间借贷利率仍然很高，反映了借贷需求依然很大。但到5月份之后，不少银行发现突然钱贷不出去了。为什么？这是因为很多民营企业家心态出现了明显转折。起初，不少企业还想通过贷款，将苦日子撑过去就好了。但5月后，他们才意识到苦日子可能才刚刚开始，短期贷款救急也不是什么好办法，还不如限产或干脆停产。
        目前，除了垄断行业以外，几乎所有竞争性行业日子都不好过，即便是原来利润较高的房地产行业，由于中央政府的调控也难以维持。这种下行的形势还会继续持续下去，何时见底难以预测。但现在的形势与2008年之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不大一样。
       《21世纪》：具体而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形势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何不同？
        陶然：和三年之前相比，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没有好转，但国内经济形势却更加恶化， 政府调控空间和手段有所缩减，整体形势要更加严峻。
       中国在面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本来是政府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好时机。因为2008年时中国房地产虽然有一些泡沫，但还不是全面泡沫，银行体系还有很多现金，政府财政也很有钱。但是，4万亿财政和10万亿信贷刺激政策， 虽然短期内防止了经济下滑，但不仅没有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相反还加剧了某些问题的严重性。现在的经济下行，是经济体制内部长期矛盾和短期矛盾的集中爆发所致。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风险加大
      《21世纪》：您认为，经济下行不仅仅是短期现象，更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您如何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陶然：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沿袭着类似但又不完全同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子，可以说是传统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放大版和极端版本。相似之处，都是在威权式体制下通过增加投资，压抑消费和劳工来增加出口。
        但中国却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极端版本，投资比例更高， 消费比例更低，其中的一个关键，是中国特有的土地征用和出让体制，它使地方政府可以运用土地政策工具，一方面推动了以大规模低价供给工业用地为基本特点的一波波开发区建设，另一方面，它也让地方政府为获得垄断利润，限量少供商住用地，推高房地产价格。正是因压低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形成了过剩产能，政府就不得不通过压制人民币汇率而向国际市场倾销产能，结果是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人民币超发，过剩流动性压在限量少供的商住用地上，催生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上述发展模式的形成，是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地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制后，地方之间开始了区域间以低价土地、压低劳工和环境成本为主要工具的招商引资竞争；其次，是1998年住房改革后地方政府发现商住用地出让可以赚钱， 但一个地方的商业、住宅业发展需要制造业发展为基础，因此地方政府就更有动力通过压低生产要素价格来推动本地制造业发展，这样增长的成本由社会来承担，但地方反而可以内化制造业对服务业的财政溢出效应。 第三，1994年分税制后中央的财政集权，并没有压制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其根本原因，是虽然地方制造业财政分成的比例下降，但制造业税率却上升了，一般而言，税率上升会抑制经济增长，但税率上升对经济的负面作用被中央压低汇率和地方压低土地、劳工、资本、环境要素价格等措施抵消掉了。
        上述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催生了中国目前的这种"竞次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它给中国过去十多年带来强劲增长。但代价也很大，不仅内外经济失衡，房地产泡沫，而且有很高的社会、环境成本。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并没有对这个模式及时进行重大调整，应对措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固有矛盾。
       《21世纪》：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的对策，具体是如何加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部矛盾？
         陶然：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对策是马上实施大规模财政、货币宽松政策，钱主要借给了两个主体，首先是地方政府，他们负债进一步大规模推进工业开发区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是央企和一些房地产企业，其中部分企业借货币政策宽松时机参与地王炒作，结果不仅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泡沫进一步吹大，三四线城市房地产泡沫也开始全面出现。
应该说， 2009年前后，政府和银行体系都有大量资源在手，但刺激政策后很多贷款现在已经、未来还会进一步形成大量不良贷款，成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调整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此外，过度刺激与宽松政策已消耗了相当部分的财政与金融资源，而近年预算内外财政的超高速增长也给中央乃至地方带来了财政幻觉，政府财政支出迅速增长。政府在如保障性住房建设、医疗体制改革、养老保障、农业与农村发展，扶贫等多个领域持续迅速增加投入。虽然这些投入增加确有一定必要性，但考虑到未来经济下滑可能带来的财政收入迅速下降，以及目前公共财政体制不健全必然带来的支出低效率，财政支出过快增长也透支了中国未来财政政策空间，降低政府应对未来经济风险的能力。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宏观调控虽还有一定空间，但如果不能通过切实的实体部门经济改革为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创造空间，短期的宏观调控将于事无补，甚至还会进一步加大资产泡沫，并最终损害政府、企业、银行、个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最终引发经济和金融危机。
        改革的时机与顺序

       《21世纪》：现在大家都在讲改革，问题在于从哪里开始改，如何设置改革的次序？
        陶然：改革当然需要系统性方案，但系统性改革方案不是面面俱到，特别要讲究改革的次序，找到好的改革突破口，让上一个改革有利于下一个改革的进行。否则，处理不当，反而可能导致更糟糕的结果。比如，良好的金融体制当然有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但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我觉得时机未必合适，或者说至少不能金融改革单边突进。
        我一直强调实体经济改革要先行，或者至少同步进行，就是这个道理：必须要通过实体部门改革， 给社会中的过剩资金流向高回报部门并促进增长的机会。待经济增长出现，金融系统因增长逐步稳固后，那时全面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才更有意义。否则，不放开那些受到管制的高回报部门，在传统竞争性行业全面出现严重过剩产能的情况下，即使进行金融改革也不可能带来有效增长。而单方面推动金融改革反而会有害。
        《21世纪》：在实体经济领域改革，有观点认为，能源资源价格改革，目前共识基础比较高，是改革的突破口，应优先改革，并以此推动其他市场要素的改革。对此您怎么看？
        陶然： 我国能源资源价格偏低， 确实需要通过能源资源税制改革来加以扭转，这种改革在经济高速增长，能源资源价格高企的时候推动，最为合适。 但现在经济下行，能源资源价格加速下滑，所以目前我看不到政府和企业界推动这种改革的动力何在。
       《21世纪》：那么您认为当前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陶然：目前的改革的突破口，我看还是要从中国既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逻辑和关键矛盾中去寻找。最大的问题我看还是土地问题。如前所述，我国既有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虽然导致过去的经济和出口超高速增长，但也同时带来经济、社会失衡。
        而带来最近10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各种内外部条件都开始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比如，虽然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美国10%左右，而即使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官方城市化率也才刚达到50%， 但中国在这个较低发展水平已出现了严重房地产泡沫，阻碍了城市化过程中大量流动人口的永久性迁移；又如，虽然中国目前仍有三成半左右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但城市过高房价和阻碍永久性迁移的户籍制度导致中国在农村有不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就开始出现工资较快上涨，低端劳动力无法有效地从农村转移出来，直接损害了经济中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和经济国际竞争力等。
        这些问题， 都和目前的土地制度有关，必须要改革土地制度， 抑制工业开发区的进一步建设，大大增加住宅用地供给。
        未来改革的突破口，可以选择土地制度，并配合财税和户籍制度改革。最需要推动的，就是城中村和城郊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在具体改革措施上，可以考虑逐渐地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逐渐地让小产权房经过一些改造和达到一定基础设施和规划标准之后合法化，相应的土地也可以国有化然后转为大产权后政府开始抽税。这个过程可以逐渐地进行，就不会对房价形成很大的冲击， 但它可以对房地产投机者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房地产炒作没有前途。 一旦这个信号释放出去， 政府就可以马上全面取消房地产调控政策， 让房地产市场活起来的同时， 房价还不会进一步上升。
       目前进行上述改革，地方政府可能会反对，因为他们还希望以后调控政策放宽后，通过商住用地土地出让金来获得高额预算外收入，但在房地产泡沫如此之大、中央不得不继续调控，经济又面临下行的情况下，上述希望根本难以实现。 目前房地产调控已使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无论是毛收入，还是纯收入，都没有很好的增长前景，甚至还会下降。而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允许本地的农民给外来农民工，包括城市低收入者盖房子，或者是允许农民直接将土地出让给开发商，政府完全可以从中抽税，包括建设过程中的大量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税费，以及建成后抽取长期可持续的物业税。如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增加住宅用地供给，不仅可以逐渐消除房价泡沫，而且可以带来经济增长。这种改革为将近两亿的农民工和3-4亿家庭成员提供可支付住房的同时，还可以让政府大幅度节省保障性住房开支，甚至政府还可以在房地产行业的大发展中抽取各种税费。
        上述土地改革方案还有助于解决户籍制度改革中最大的农民工住房问题，政府只需要使用房地产行业发展过程中所抽取税费中的很小一部分用于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的就学问题，户籍制度改革也就因住房和就学问题得到解决而实现了全面推进，中国当前城市化模式扭曲、住宅用地不足，乃至内需不足等问题也就可以逐渐得到扭转。
        还要强调的一点，是当前地方债务的化解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土地着手。我前面提出的改革，实际上意味着地方政府不再征地，而只是抽税。
        《21世纪》：在土地领域的改革之外，您认为当下还有哪些突破口？
         陶然：国有垄断行业改革一直很艰难，但确实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而且也有改革空间。
         首先，要改革管理这些垄断性国企的政府机构，如果政府目标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是保持垄断，那么这个目标本身跟这个社会财富最大化、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目标相矛盾。
        其次，要垄断性国企主动进行改革比较难，需要政府渐进推动。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改革方案中，设定一个过渡时间，并给现有垄断部门的一定利益补偿，让他们在激励和压力之下逐步放开垄断。有些行业，如石油行业，可以考虑在进口配额方面为民营企业开一个口子，逐步增加竞争； 而其他一些行业， 比如电信部门，可以制定措施推动企业之间先开始进行价格战，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国有企业竞争力，而且可以提升本行业就业，推动全社会通讯成本降低和经济增长，之后，再逐渐放开行业准入，那时引起的震荡会小得多。
        总之，中国当前的局面相当严峻，改革不仅要和时间赛跑，要和危机赛跑，更要选择好改革的突破口，在改革中切实实现中国增长模式的转换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From 新獨立觀察

危险的实体经济

次贷危机剧痛在前，大部分中国问题的观察者，也将中国危机的关注点聚焦在金融环节以及房地产问题上。但如细查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中短期内，中国最为脆弱的环节不是其金融机构，而是其实体经济。所以，如果中国注定要出现一场大型经济危机，其爆发的顺序可能是先实体后金融，这与美国次贷危机恰好相反。

次贷危机之所以在短期内无法重创中国，乃是因为中国金融的防火墙所致。不幸的是，中国实体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却是异常紧密的。这就是说，次贷危机所反映所加深的全球实体经济危机必然会通过实体层面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这是一个缓慢的，但却长期的危机。不具有夺人眼球的震撼力，但却可能比金融危机更加致命。可以大致描述一下这个链条的基本线索：全 球实体危机—次贷危机—加深的全球实体危机—中国的实体经济危机—中国的金融及其他危机。

中国以国有银行为绝对主力的金融体系之所以不太容易首先爆发危机，首先是由于他们的高集中度，一旦风险出现，政府可以迅速出手救助几家大银行而稳定局面。其二，中国的银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在过去若干年中积累了大量的利润，短期内经得住消耗。其三，金融监管部门出于对1990年代金融坏账再现的高度警惕，在最近两年督促中国银行业及时补充了大量资本。这一切，让中国的金融系统看上去似乎固若金汤。反观中国的实体经济，情况就远没有那么让人放心了。

虽然不能否认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在不断提升，但中国大部分企业的主要盈利模式仍然是低成本优势。这实际上也是被有些人搞得神乎其神的中国模式的核心部分。然而，一面是经济增速的下降，另一面是不断攀升的各种成本、通货膨胀及资金成本（利率）这种中长期条件，对中国许多企业盈利能力所构成的打击将是摧毁性的。这种低成本盈利模式在中国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中尤其普遍。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这些企业的转型上，但只要不是书呆子，就应该当知道，这种转型不仅极其痛苦而且充满不确定。任何转型都是过去路径的某种中断，而这种中断必然要以一部分经济主体的死亡作为代价。

作为中国过去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中国众多企业对低成本模式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这也是为什么天天喊转型但却收效甚微的关键原因。特别应当提醒的是，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这不是短期的流动性危机，而是由于盈利能力被摧毁而导致的债务危机。短期的流动性危机，可以通过中央银行释放流动性而获得舒缓，因为在未来这些企业还可能盈利，因此债务可以得到偿还。但盈利能力被摧毁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形，因为这些企业不再能够恢复盈利，任何新增贷款非但无济于事，而且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坏账。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关门倒闭，恐怕别无他法。

各种迹象都在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种趋势，眼光独到的中国经济学家王建先生统计：“在剔除通胀因素后，工业企业的实际利润增长率2003-2007年是31.1%，2008-2010年是10.3%，而2010年当年就只有6.6%了。”在贷款不断创纪录增长的同时，中国企业盈利能力却在不断下滑。在老板纷纷跑路的2011年，这个趋势则更为显著，2011年三季度， 中国上市公司利润除去金融股之后，环比下跌8.9%。在国有企业方面，截止2011年11月，“央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6%、净利润同比增长3.6%，增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12.1和46.5个百分点。”看来，我们已经非常逼近无利润扩张的时代，而这种性质的扩张和增长随时都会戛然而止。

很容易推测，随着低成本和高增长时代的终结，这种盈利能力的丧失，将是中国企业界非常普遍的现象，而由此引起的债务危机也将是普遍的。（虽然由于议价能力及管理潜力的不同，企业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对于一个对高速增长已经习以为常的国家，无论银行还是企业本身都有一种思维惯性，他们总是将过去的经验简单套用，误以为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流动性危机，高速增长很快就会重新回来，咬牙挺过去，前面就是艳阳天。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时代真的变了，高速增长已经弃我们而去。需求的萎缩及成本的上升，意味着这些企业盈利能力的彻底丧失。

显然，这种盈利能力丧失的危机根本不是通过所谓货币政策的调整可以挽救的，也根本不是增加所谓流动性可以修复的。在中国货币紧缩刚刚开始半年多之后，为数甚多的扯淡经济学家就开始呼吁放松货币，理由是中小企业资金极为紧张。然而，这几年的经验证明，这大概不是事情的真相。事情的真相是：这些企业根本不是缺钱，而是完全丧失了盈利能力。对此，一位在东莞灯饰企业工作的普通网友简介而精辟的论述到：中小企业缺的不是钱，缺的是利润。真是一语道破。对比那些捧着神秘的货币学问混饭吃、赚眼球的荒谬专家们，这位企业的普通工作人员实在是睿智得多。

在过去几年货币政策超宽松时期，大量企业拿着钱去炒股票、炒房子，炒一切可以炒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他们的主业已经完全丧失了盈利能力。对于一个盈利能力健康因而现金流充沛的企业，完全无需贷款也能够运转。在这个时候放松货币，不惟中小企业根本拿不到贷款（要么拿到极高价的贷款），反而会推动通货膨胀，最终让那些健康的中小企业也陷入灾难。货币扩张所带来的通胀绝对不会有利于那些有盈利能力的中小企业，而只会有利于那些吃利率饭的特殊垄断公司及其内部人，只会助长全社会普遍加入高风险投机的浪潮。2009年中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的事实，非常明确的证实了这一点。

有趣的是，强烈的贷款需求会让银行以及宏观管理当局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实体经济仍然强劲。殊不知，这种贷款需求早已经不是企业盈利能力良好时期，需要扩大生产规模的那种需求，这种贷款需求完全是为了占有现金。其目的要么是去从事高风险的各种投机，要么是以为坏时光会很快过去，要么干脆就是准备卷钱跑路。一位从事商业地产的年轻商人告诉我，他亲眼目睹一些商业地产商为了卖出商铺，承诺给购买者10%的年租金回报。事实上，商铺根本无法产生这么高的回报，但老板自有妙法，他将卖房子得到的现金去放高利贷，然后返还给购房人。不仅如此，这些老板还在不断向银行贷款甚至借高利贷高价购买第二块土地进行开发。他们赌的是总有一天会解套。完全无法盈利的企业却在不断产生贷款需求，其背后不是什么实体经济的强劲，而是盈利能力的丧失和普遍的高风险操作。在扩张末期，如果出现为占有现金而变得强劲的贷款需求。那我们最好将其理解为泡沫破裂的明确信号。

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高度集中在部分受到保护或者占有独享资源的大型企业之中，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十分脆弱。如果通胀恶化并刺激利率飙升，中小企业大规模的突然死亡，就可能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了。据对1105家非金融类中国上市公司的统计，2010年被统计公司的存货显示出异常增加的趋势，其存货净增量4157亿，为2008年的2.5倍。这些企业显然是受到了2009年之后虚假繁荣的迷惑，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反弹，使得许多投资者和企业家真的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可以脱离地球引力，永不落幕。在新旧时代的转换时期，总有一批企业因为误判形势而成为旧时代殉葬的祭品。

就我们所观察到的迹象，中国实体经济层面已经显示出与2008年极为类似的征兆。这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一季度，中国上市公司虽然表面上 仍维持利润增长，但其现金流却急速恶化。统计表明：“除去金融行业，A股所有上市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由去年末的4685亿下降到268亿，……甚至低于金融危机时的2008年时单季度数据。” 如果再剔除巨无霸的垄断公司中石油和中石化，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则为负数。同一份统计数据继续告诉我们：在2011年一季度，代表中国中小企业的创业板和中小板的每股现金流更是急 速降至-0.18元和-0.48元。这不啻于表明：在GDP仍然保持在9.6%的繁荣表象之下，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岌岌可危。我相信，在没有最后崩塌之前，中国的GDP依然能够维持高速增长的表象，但 微观企业盈利能力的丧失却将日甚一日——这是一幅典型的无利润高增长的图画。而它也往往暗示，高速增长的戏剧行将落幕。

中国企业这种现金流困境，完全是企业基于过去的经验盲目扩张造成的。然而，过去盲目扩张却不断受到奖励的时代已经过去。成本上升，需求萎缩的未来图景告诉我们：明天可能真的会卖不出去了。世界已经今非昔比。以为这一次还能够像过去一样，恐怕过于单纯。换句话说，这种现金流危机将不是短期的。如果这个时候放松货币，只会鼓励他们的盲目行为，导致更大范围的产能过剩。中小企业如此，那些受到保护的企业也大抵如此。在2011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煤电企业亏损面已经达到半数。而在那些几乎完全缺乏财务约束的各种政府投资中，这种情况则更为普遍。据 报道，2008年开始运营的京津高铁在一年中亏损就达到7亿元。
总而言之，在未来若干年中，由于经济增速下滑，成本上升、通胀攀升，中国大量企业的盈利能力将陷入逐渐下滑乃至丧失的趋势之中。然而，这不是唯一的风险，在盈利能力不断下滑的同时，中国大量企业同样面临重大的短期流动性风险。

正如热恋会让情人们智商降低一样，繁荣也可以让人迷狂。长久的繁荣更是特别容易推动普遍的幼稚预测：明天还会像今天一样繁荣。于是，在繁荣时期大量借贷，杠杆化操作，以推动利润 的最大化，就是诸多企业和个人流行的盈利模式。而一旦利率上升，就会在各个领域出现大面积违约，导致普遍的流动性危机。这就是所谓“低利率陷阱”。次贷危机，日本地产泡沫都是在因为央行扣动了利率这个扳机而几乎在瞬间爆发的。中国中央银行在明显负利率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大幅度提升利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害怕激发这个流动性危机。中国由于没有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对利率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但是温水煮青蛙，一旦利率提升在幅度与时间上超过阈值，其效果也会一样。这对于那些在泡沫时期大量借款的机构和个人，将是致命的。

现在，我们已经处于这个进程之中。我们看到那些房地产投机者正在为不断高企的利率和还款额而眉头紧锁，看到那些往昔盲目扩张的企业高喊资金异常紧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无论以任何标准来 看，中国到目前为止的货币政策都是相当宽松的。这大概只能说明，中国企业对外部资金流有多么大的依赖性。以房地产为例，有人曾经统计，包括行业翘楚万科在内的中国主要40家开发商在2010年负债已经超过6000亿，比上年大幅上升六成。而2010年仍然被公认为是中国房地产业的丰收年。随着房地产销售的持续低迷以及接踵而至的资产重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负债率将在未来继续快速攀升。

在这种情况下，利率上调几个点，就可能引发房地产开发商普遍的流动性和债务危机。显然，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正在步步逼近资金链断裂的困境。不过，这种高负债因而对利率变动十分敏感的公司，远远不止房地产行业。在《2010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报告》中，中国民生银行测算：中国铁道部资产负债率将超过70%，每年利息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容易 想象，如果利率在现在基础上快速攀升，其资金链的断裂也是高概率事件。中国大量企业的盈利模式是以经济的快速扩张为条件，并建立在不断融资的基础上的，一旦这个条件不再，其盈利能力模式就会瞬间崩溃。

实体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其遭遇危机的时候，远不像高集中度的金融机构那么容易实施救助，而且它不仅仅是短期的流动性危机，而是流动性危机与盈利能力的危机综合。显然，这是需要时间加以修复的。在过往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中，实体经济的调整压力已经积累太长时间，其修复过程也可能相当漫长。在中国，中小企业的羸弱，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和强势集团的代价。说来也是历史的报应。

面对遍地开花的实体经济危机，任何经济管理者都可能束手无策。事实上，目前情况已经置中国经济管理者于生死抉择的两难之中。不放松货币，大量企业的资金链会断裂，从而引发信用风险的急剧上升，并触发利率的进一步飙升，开启经济的下降螺旋；如果放松货币政策，虽然可能短暂舒缓大量企业的资金紧张，但并不能挽救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反而会给已然炽烈的通胀 预期及资产泡沫火上浇油，迅速引发恶性通胀。人们会认为，政府不再准备控制通胀，或者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控制通胀。而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抢购一切可以抢购的东西。这方面，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可供参照。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放弃房地产调控。结果，不仅以前的调控成果全面丧失，房价反而在其后的一年中翻倍。目前这种形势，对于一直顺风顺水的中国决策者而言，的确是三十年未见之困局。

从2007年货币政策的紧缩开始，期间经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政策几经摇摆，方向变化之频繁，幅度变化之激进，已经远远超过过往任何时期。因时而变，虽是无奈之举，却也将中国 经济管理者痛苦挣扎的现状刻画得淋漓精致。而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危机的绳索已经捆得越来越紧。以我个人之推测，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将会采取一贯的渐进策略：维持现状并相机抉择，然后坐等再一次降临的好运气。然而，即便维持货币政策现状（似乎他们手上也只剩下这个看上去有用实际上无效的工具了）实体经济将会延续目前一路下滑的趋势，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处处听闻资金链断裂的声音，而中国的资产泡沫崩溃也就近在咫尺了。

《向斋藤William浩幸先生提问如何解决日本的问题》第一话：日本人对付不了突发问题的真正理由

译者 阿chang

齋藤さんは国会の東京電力福島原子力発電所事故調査委員会、国家戦略会議フロンティア分科会と国の仕事に携わりました。そういった議論の過程で、内容がおとなしいことに驚いてしまったほどだと聞いています。齋藤さんが見る日本組織の問題点とは何でしょうか。

记者：斋藤先生在日本国会参与过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调查委员会及其国家战略会议。在这些委员会的讨论过程中，对于讨论的氛围相当低调，你说感到非常惊讶。在斋藤先生眼里看日本组织有什么隐患？

齋藤：1つは失敗を恐れ過ぎて何も言えない、実行ができない状況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です。国家戦略会議でもスタート時点からその点について疑問を呈しました。実は会議が始まる前に、事前にメールでいくつかの問題が提示され、どう解決するかについて、前もって答えを提出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が、私はそれに反対しました。

斋藤：首先是因过于在意失败反而将自己陷于不敢说话和不敢行动的情况。在国家战略会议的启动的阶段上，我对此问题表示疑问。其实，在会议召开之前收到了电子邮件，在其中写道对邮件中提示的几个焦点提前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自己的解决方案，我对这样的方式表示反对。

問題を提起して、それに対してソリューションを出すことが大事なのではないと。日本人は既に何が問題かはほとんどの人は分かっているんです。場合によっては、解決策も分かっている。本当の問題は、なぜそれが実行され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です。実行の方法について、ほかの参加メンバーと議論したいと申し出ました。

斋藤：我的意见是，先提起问题，然后对此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才更重要。日本人的大部分早就抓到问题在哪。有时候，还甚至找到了解决方案。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何执行不了早已找到的解决方案。对于如何执行方案，我表示与其他成员共同讨论。

齋藤ウィリアム浩幸（齋藤・ウィリアム・ひろゆき）氏 1971年ロサンゼルス生まれの日系二世。16歳でカリフォルニア大学リバーサイド校に合格。同大学ロサンゼルス校（UCLA）医学部卒業。高校時代にI/Oソフトウエアを設立。指紋認証など生体認証暗号システムの開発で成功し、2004年会社をマイクロソフトに売却。日本に拠点を移し、ベンチャー支援のインテカーを設立。ドバイなど世界3カ所にオフィスを持つ。1998年アーンスト・ヤング主催のアントレプレナー・オブ・ザ・イヤー米国大会でヤング企業家賞を受賞。2012年に国会の東京電力福島原子力発電所事故調査委員会の最高技術責任者と国家戦略会議フロンティア分科会「繁栄のフロンティア」分科会委員を務める。著書に“An Unprogrammed Life:Adventure of an Incurable Entrepreneur”。近著は『ザ・チーム 日本の一番大きな問題を解く』（写真：的野弘路、以下同）

斋藤William浩幸(Saito·William·浩幸)，是1971年出生于美国洛杉矶的日裔二代。16岁就考上加利佛尼亚大学河滨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毕业于该大学洛杉矶校区医学系(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在高中开设“I/O软件”公司。在指纹认证等生物识别加密系统的开发领域得到成功，2004年将公司转让给微软。之后，将工作地点转移到日本，为扶持风险企业而开设“In Tecur”公司。该公司在迪拜等国际地区拥有三所地点。1998年在安永主办的“年度企业家(Entrepreneur Of The Year)”美国大会中获青年企业家奖。2012年在日本国会的东京电力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调查委员会及国家战略会议新领域分科会分别担任首席技术负责人和“繁荣的新领域”分科会委员。著作为“未编程的生活：一个无可救药的创业家的冒险(An Unprogrammed Life:Adventure of an Incurable Entrepreneur)”。近作：“The Team——解决日本的最大问题”(由的野弘路拍摄，下同)

それに対して反応はどうだったんですか。

记者：那么外界对你的提议有什么反应？

齋藤：日本の政府で仕事をするのは初めてだったので非常に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が、アメリカと違うなと思ったのは、英語で言う「バイトサイズ」、個々の問題提起をしたほうが話しやす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斋藤：在日本政府首次工作，因此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与美国不同之处在于日本较适合提出细节的问题而展开讨论，用英文可表达为“数据单位(Byte Size)”。

問題の本質は問題提起から解決方法に至るプロセスにあって、問題の定義の仕方、議論の進め方、そして、法案に落とし込んでいくという政治プロセスを今一度見直したほうがいいと主張しました。しかし、なかなか難しいことなので、具体的な問題をいくつか出して、それについて議論しましょうという話に結局は戻りました。分かりやすいキャッチフレーズに落として話をしようということです。

斋藤：问题的本质在于从提出问题到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因此我表示需要再次检验一系列的政治过程：先界定问题，之后进行讨论的流程，最后将讨论的结果反映到项项法案。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终究总括到原来的讨论方式——提出几个具体的问题，以此为议题展开讨论。就是将问题转移到易懂的标题上而进行讨论。

なぜ、そうしないと議論が進まないのでしょうか。

记者：讨论的时候为何需要这么做？

齋藤：結局、参加している委員の方も、皆さん何らかのステークホルダーなので、農業だったら農業、文化だったら文化と、英語で言うところの「ペットプロジェクト」を持っています。それを守りたい、むしろ売り込みたいということもあると思われます。

斋藤：归根到底，委员会的人们都跟某些利益有关系的人，比如农业是农业利益相关者，文化是文化利益相关者，用英文说，他们都持有“深受重视的项目(Pet Project)”。依我看，这之所以，是因为他们都要守住并各家看重如何扩大手头的项目。

もちろん、そういう気持ちは分かります。僕にもアントレプレナーシップという守りたいテーマがあります。でも、それは脇に置いておいて、もっと俯瞰して考え、提言することが私の役目だと思いました。それもグローバルな視点で。

斋藤：当然，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感受。我自己也有捍卫创业家的个人原则。可先将自己的意见放在旁边，从高瞻远瞩的角度来俯瞰分析问题并提议，这是我的首要任务。甚至要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なぜ、日本の組織は、問題も、問題の解決策も分かっているのに実行に移せないのでしょう。

记者：问题所在及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明白，为何日本的组织执行不了？

齋藤：減点主義の社会の在り方に慣れて、失敗を恐れているからです。何をやるにしても、リスクをできるだけ少なくしようとして、自分の評価を下げないようにする。それはイコール、何もやらないことになります。

斋藤：那是因为组织习惯于“扣分制度”的社会并且害怕出错。不论做任何事情，人们都先将风险控制到最低水平，以防自己的评价跌落。这样的作风等于干脆什么都不做。

結局、議論のプロセスが変わることなく報告書を出す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ちょっと残念でした。Aという問題に対して、いくつかの実行案は示されたので、それは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が、どう実行するかという議論まで踏み込めなかったことが心残りです。

斋藤：当时，委员会没有改变讨论的方式而发布调查报告，这给我留下遗憾。对于A的问题，周围提出了几种行动方案，这本身没有什么错，不过讨论的内容没有加深到如何执行这个层面，这是我留下的唯一遗憾。

日本の組織の前では、イノベーターである齋藤さんも歯が立た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か。

记者：照你这么说，在日本特有的组织文化面前，斋藤先生没有起到作为创新者的作用？

齋藤：誰とは言わないけど、わざわざ議事録のしゃべった時間を計算した人がいたのですが、それによると私は結構しゃべった方でした。パッションを持っていろいろ提言したのですが、実際にそれが報告書に反映され、外部にお伝え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まだまだ力不足でした。ただ、すごく勉強になったので、これから政治家や官僚の方と話をする際には役立つと思います。

斋藤：我不提具体的名字，可有人特地算出会议记录上的说话时间，据那人的计算结果显示，我算是讲话比较多的人。虽然我持着激情的态度来提出各种事情，可实际上在将这些内容反映到报告里面，从而传递给外界的人们这方面，我还是没有百分之百地做到。不过这个经历给我印象很深，对今后与政治家或官僚谈话的场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吧。

国だけでなく、組織が問題解決できないことの原因に、チームの不在があると齋藤さんは言っています。何かを解決したり、何か新しいことを生み出したりするためには、チームが必要だと。そして、日本にはあらゆる面において、チームがなくて、そのことが問題解決ができない、イノベーションが生まれない原因だと言います。そもそも、齋藤さんがおっしゃるチームというのは、どういうものなんでしょうか。

记者：斋藤先生，你说不仅仅是国家，组织无法解决问题的原因在团队的缺乏。要解决某些事情或者创造新的东西，团队是不可缺少的。在此基础上，在日本的任何方面，不存在团队导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成为阻碍创新的原因。话说回来，您所提起的团队是指什么？

イノベーションは失敗の積み重ねの末に生まれるもの

创新是由失败累积下来的结果诞生的

齋藤：最近、世界経済フォーラムや、サマーダボス、OECDといったところでいろいろ話をする中で、チームの考え方も広がってきました。また、なぜチームづくりがイノベーションにつながるのかについて話してくれと頼まれることがすごく多くなりました。

斋藤：最近，在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谈话当中，对团队的了解也逐渐普及。同时，受人之托而而演讲团队的组建为何能够诞生于创新，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多。

イノベーションがいきなりぽっと生まれるということは、今までの人間の歴史上なかったことです。イノベーションというのは、いろいろな研究や失敗の積み重ねの過程で「たまたま、運よく」生まれるものであって、いきなりイノベーションが「できた、生まれた」ということはありません。長いプロセスにおける数々の失敗のおかげでイノベーションは生まれるのです。

斋藤：自古以来的人类历史中，创新不会无缘无故地诞生出来。创新是在各种各样的研究或重重失败积累下来的结果中“碰巧地有幸地”诞生出来，而并不是立刻“发生或诞生”。在漫长的过程中发生的重重失败才能做到创新。

だから、国家戦略会議の会合でも、イノベーションという言葉は失敗という言葉と一体として理解されない限り使ってはいけないと強く提言しました。失敗ということが許されなかったら、イノベーションはあり得ません。イノベーションは必ず失敗と隣り合わせで、失敗したとき、どうやってほかのメンバーに助けてもらうか、どのような役割分担で助け合えるかが大事で、それができるのがチームなんです。

斋藤：因此，在国家战略会议的会晤中，我强调指出，不可使用创新这个词语，除非大家能体会到创新与失败是硬币的正面和背面的关系。在允许失败的前提下，创新会有可能存在。创新是与失败有一纸之隔的距离，失败时，如何得到其成员的帮忙，通过分担任务如何实现互相帮助才重要，只有团队才能实现这些东西。

失敗したときに、失敗をカバーし合うのがチーム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か。

记者：做失败时，互相弥补是团队，是这个意思吗？

齋藤：もっと言うと、アントレプレナーシップというのはアイデアを実行するプロセスです。よくアントレプレナーシップはリスクテイカーと言いますが、私はリスクテイカーと言うと、わざわざ好んでリスクを取ることのように捉えられて誤解されると危惧します。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

斋藤：再进一步解释，创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指实现创意(idea)的过程。虽然我们经常将“创业家精神”当做“冒险者(risktaker)”，但依我看，“冒险者”这个词语会容易误导别人并给他们留下“偏要冒险”的印象。完全没有这回事。

本当のアントレプレナー、あるいは本当のイノベーターというのは、わざわざリスクは取らない。リスクをはかって、そのリスクをどう防ぐかを考える存在なんです。

斋藤：真正的创业家或真正的创新者不会偏要冒险。他们可以说是既反倒估计风险的严重性又思考如何预防风险的存在。

齋藤：ただ、そのリスクを完全に防ぐことは難しい。時々、想定外の問題が起こる。全てのリスクについて、前もって手を打てるかどうかと言うと、それはできない。そこで、リスクが発生する度に、微調整したり、対策を打ったりするのがチームなのです。いろいろな人の意見を聞き、議論し、完全ではないけれどもベストソリューションを探すプロセスです。イノベーションはこういったプロセスそのものを指す、ということもできます。

斋藤：虽说如此，百分之百地预防风险是很难做到的。偶尔会发生突发问题。至于对所有的风险我们能否提前执行对策，我可以断定地说完全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每次发生风险的时候，进行调节或执行对策的就是团队。听取各种各样的人的意见而进行讨论，就是那种寻找虽然不是完整的但可谈得上最佳方案的过程。换句话说，创新可以说是指这样的过程本身。

これまで数多くのアイデアを見てきましたが、1人でイノベーションを実現しているという例は世の中にほとんどありません。必ず2人とか3人で始めている。最近はノーベル賞も1人で受賞するケースは少なくなっています。お互いの意見を聞きながら、お互いの意見を足し算したり、掛け算したりして、リスクを分散して、対策をたて、具体的な成果につなげるプロセスがチームの一番大事な部分なんです。

斋藤：截至现在，我过目了许许多多的创意，可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仅靠一个人实现创新的例子。所有的创意都是由两个或三个人开始的。最近，连诺贝奖的获奖者也有很少由一个人获奖的案例。倾听彼此的意见，对彼此的意见算加法或算乘法，分散风险，商量对策，研究对策，从而连接到具体的成果，这个过程是团队的最核心的部分。

チームにはダイバーシティーがとても大事

团队不可或缺多样性

いろいろな意見とか、いろいろな人がいるというのがチームには重要なのでしょうか。

记者：对团队而言，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或各种各样的人很重要？

齋藤：そうなんです。ダイバーシティー、つまり多様性というのがチームには不可欠です。日本は残念ながら、多民族国家であるアメリカに比べてダイバーシティーが非常に少ない。個々の頭脳レベルは高いけれど、組織の在り方は、ダイバーシティーに欠けていると思います。年齢や性別に関係なく意見を普通に伝え、お互いに普通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できる組織もめったにないし、そのような組織・企業風土もない。悪いことは悪い、間違っていることは間違っている、リスクはリスクと、誰もが自然に言える環境にしないとまずい。そういっ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まともにできない結果が今の日本の閉塞感を招い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斋藤：没错。多样性是团队的不可或缺的东西。很遗憾的是，与多民族国家的美国相比，日本的多样性非常少。虽然个人的知识水平很高，可为了实现理想的组织还是缺乏多样性。跨越年龄和性别差异而交换意见，在同等的立场互能够相沟通的组织罕见，再说，几乎没有这样的组织也没有这样的企业文化。不好是不好，不对是不对，风险是风险等，要塑造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敢说意见的环境，这是不可回避。依我看，实现不了我上述所说的基础沟通的结果导致现在日本的停滞感。

同じような経歴の人ばかりとか、男ばっかりとか、女ばっかりとか、同じような人が集まってもイノベーションが生まれないのはなぜですか。個々の人はみな、優秀だと思いますが…。

记者：具有相同经历的人聚集或只有聚集男人抑或只有聚集女人等，为何只有相同背景的人们做不到创新？虽然每个人都很优秀.....。

齋藤：同じ畑から出た優秀な人というのは、グループ構成員としては合っているんです。同じ人が1ミリずつ物をこつこつと良くしていく。改善という言葉がありますよね。英語で言う、インクリメンタルイノベーションをやっていくという面では合っています。

斋藤：来自同样背景的优秀的人在小组成员方面特别合适。同样的人携手一步一步地提高产品质量。你知道“改善”这个词吧。用英文来表达，如果争取“逐渐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的话，最合适不过了。

グループという概念、グループという組織は悪くはないんです。例えば、高度成長の時代にはグループはすごく合っていました。ただ、時代が変わっていくとき、グループの目標である改善という概念は使えません。グループの場合は、今までのやり方を守る力が強くなりますが、ちょっと変わった人が新しい目標設定について考えるイノベーションには合わない。しかも、時間軸がすごく短くなっていて、イノベーションの方法が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る中では、改善の結果イノベーションを生むことを待っている暇はもうないんです。

斋藤：小组这个概念或小组这个组织也可以。比如说，在日本高速发展时期，小组是最合适的。不过在趋势变化的时候，我们已经用不了小组设置目标进行改善的概念了。用小组就可以加强守住原有的方式，但有稍微不同的思想的人思考新的目标，就是思考创新时小组的概念不合适。再说，在时间轴变得非常短，同时创新的方法快速改变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等待这改善的结果带来创新。

時間軸が短くなっただけでなく、世界のあらゆるところでいろいろな変化が起きている。そんな中で、ゆっくりと微調整していく時代ではもうなくなったのです。

斋藤：不仅时间轴的缩短，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时代已经不是逐渐进行调节的时代了。

これまでの方法を踏襲するためのグループではなく、イノベーションを生むチームをつくるためには、女性の登用がカギだ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すね。

记者：不是为了重蹈原有方式的覆辙而是为了创建产生创新的团队，你说如何聘用女性是非常关键的，是吧？

齋藤：OECDの中でも日本は、女性と一緒に仕事することについて遅れています。女性がキャリアをつくるのがシステム的に難しいんですね。女性がもっと活躍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だけでもGDPが15％も伸びるというデータもあります。

斋藤：在加盟OECD的国家中，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落后于女性的工作参与度。再就业体制方面，女性难以开拓自己的职业生涯。据有些数据显示，只要改进女性能够大显身手的空间，GDP会增长百分之十五。

日本の学生と話していて思うのですが、男性は、大学に入って、卒業して、就職して、課長になって、家を買って、結婚して、部長になって……という、エスカレーターに乗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という社会的ルールがあるようですね。

斋藤：通过与日本学生的对话中，我感到日本社会有潜规则大家要走上别人走的路，比如男性应当进入大学、进入公司、在此当科长、与伴侣结婚及当部长等。

一方女性はそういったルールに基づかない生き方ができる自由が男性よりあるようです。結婚相手を探して専業主婦になるのがいいという雰囲気も最近感じますが、そうではなく、海外で勉強をしたり、冒険したりして自分の世界を広げている女性は多い。本当は男性もそういう経験をするべきなんですが、組織に縛られていると、そういう余裕がない。

相反，我觉得女性比男性多于打破社会的潜规则并生存的自由。最近略有感觉日本社会更倾向于女性找结婚对象并成为全职太太，但与此相比，很多女性通过国外读书和去旅游冒险的方式开拓自己的世界观。按理说，男性也像日本的女性要体验，但身在组织的枷锁中，心里没有空间顾上这些事情。

齋藤：もう1つ大事なのは、日本人の人口に女性が占める割合は51.4％なんです。わずかながら男性より人口も多いんですよ。結構、財布を握っているのは女性です。消費行動の主役は女性です。なのに、女性向けの物を作るための会議に女性がいなかったら、ちょっと変です。いくつかの会社の経営会議に出席した中で、この製品を女性に売ろうと言いながら、その会議の中に女性が1人も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が時々あるんですよね。女性のマインドセット（気持ちのあり方）を経営とか製品・サービスに反映しないと意味がありません。

斋藤：另外，重要的是女性的比例在日本人口占据百分之五十一点四。稍微多于男性的人口。大部分的女性抓住家庭的财权。消费行为的主角是女性。虽是如此，可如果在为女性专用东西的会议中没有女性的参与者，那就有点奇怪。其实我曾经参与过几家公司的经营会议，并且会议里有意见将某某产品卖给女性，可在该会议中没有任何女性的参与者，我偶尔面对这样的事情。假如真的卖给女性，只有将女性的心态投入到经营或产品·服务中才起到真正的作用。

女性自身がダイバーシティーを身に付け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记者：女性自己要学会多样性，是这个意思吧？

齋藤：はい。それに、女性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考え方とか価値観とか問題の処理の方法とかも違わけですが、今までそれを経営ストラクチャーに反映してこなかったことはもったいないと思います。

斋藤：是的。再说，女性的想法、价值观及问题处理的方式都不同于男性，可迄今为止，很多企业将这些差异没有注入到经营的基础层面，这是非常可惜的，我觉得。

先ほど、チームでは率直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できることが大事だとおっしゃいましたが、女性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面でも重要な役割を担うのでしょうか。

记者：刚才你说团队需要能够坦白沟通这点，那么女性在沟通方面会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吗？

齋藤：チームを言い換えれば、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言ってもいいというぐらいで、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はチームにはすごく大事な要素です。

斋藤：换句话说，团队可以换成沟通，沟通对团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チームが動く根本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することなんです。遠慮なく、ちゃんと言うことを言うというのが基本です。新入社員や大学制のインターンが企業の会長に向かって「これは違うんじゃない？」と言えるぐらいのことです。

推动团队的根本就是互相沟通。基本的沟通是直言不讳地说该说的事情。进入公司的新手和大学实习生向实习公司的老总可以说，“这点好像不对吧？”，是这个程度的沟通。

女性はそういっ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が高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记者：你的意思是女性在这方面的沟通有优势？

齋藤：アメリカでもよく言われますが、女性のEQ（心の知能指数）は男性より高いそうです。ただ、男性社会の中に、たった1人の女性を投入しても、なかなかうまくいきません。

斋藤：在美国人们经常说，女性的情商(EQ)好像高于男性。不过，在男性社会中，仅投入一位女性是起不到什么作用。

私は世界経済フォーラムの特別委員をしていて、女性の雇用問題を話し合うグループに入っていました。メンバーのうち14人が女性で私だけが唯一の男性です。これはすごいプレッシャーでした。相手は実務経験もキャリアも豊富な女性たちですから。

斋藤：在担任世界经济论坛特别委员的时候，我参与关于女性的雇用问题的讨论小组。在小组的成员中，14名是女性，我则是唯一的男性。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压迫感的。因为讨论的对象都是阅历相当丰富又职业经历非常耀眼的女性。

世界トップクラスの女性が集まる会議で出た結論とは…

世界顶级职业女性参与的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何物？

そこで、女性役員がいない上場企業は上場を廃止させてはどうか？という提言について話し合っていたときのことです。では、何人女性役員が必要かという話になりました。1人でも女性役員がいなければだめだ、というメッセージにしようと言ったら、「それはだめです」と、ある企業の女性副社長が言った。女性が1人だけだと、しゅんとなってしまって、言いたいことも言えなくなるから効率がよくないと言う。

斋藤：我们在此就没有女性高管的上市公司是否取消上市资格进行讨论的时候。经过展开讨论，我们进入了需要几名女性高管的话题。我提出“最低门槛是1名女性高管”的意见，对此意见，某位公司的女副董事长就反驳说，“这不行。”她的意思是仅有1名女性的话容易感到怯场，并且说不出想说的话反而会影响到决定公司的运营。

じゃあ、2人ならどうかと言ったら、ノルウェーの女性が「うちも10年前ぐらいに女性官僚を2人にしたけれどもだめでした」と言う。なぜなら、女性が2人だと女性同士でけんかしちゃうからだという。

斋藤：我接着女副董事长的话说，“那么两名行得通吧？”，之后挪威女性称：“我们10年前将女性的官僚名额增加到两名，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女性名额为两名会导致互相闹矛盾。

結果、3人が最少人数で、ベストは4人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た。世界のトップクラスの女性が集まった会議でダイバーシティーの議論ができて、ファクトとしてこういうことが分かった。これを日本で日本人の男性だけの会議で議論していたら、こんな結論は出てこないでしょう。

斋藤：结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最少名额是三名，最佳状态是4名。在世界顶级的的女性聚集的会议能有机会讨论关于多样性的话题，从中我们得出了如上述所说的结论。对于同样的话题，假如在只有日本男性聚集的会议进行讨论，恐怕不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齋藤：日本の大企業のチームづくりを手伝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が、女性を入れたけれど、うまくいかないということが多い。私は責任を与え、女性を受け入れるチームの環境をつくってあげ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提言しました。女性、女性と言って女性をただ組織に入れるだけではだめ。日本ではその後のフォローがなさ過ぎるんです。

斋藤：我从前在日本的大企业参与过团队组建的工作，虽然我们把女性加入到团队里，可往往效果还是不太理想。我从中吸取教训而提出给女性交任务而且团队需要营造接受女性的环境。光靠将女性加入到组织里是不行的。在日本，女性加入团队后就不管，几乎没有什么后勤支持。

女性、女性と言って女性をただ組織に入れるのは逆効果で、なぜ女性を入れるのかの趣旨を分からせ、女性が活躍できる環境をつくら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ノルマを果たすようなやり方で女性を組織に入れるだけで終わってしまうのはよくない。

女性光加入组织反而会有反效果，首先让团队的成员明白女性加入团队的意义，从而要营造女性可以在团队大显身手的环境。让女性完成工作定额并让他们参与组织，这样的方式也发挥不到本来的效果。

日本人は「WHAT」が好きなんです。女性を入れるなど、これやれ、あれやれと言われるのは好きで、みんなきちんとやりますが、「WHY」を知らない。なぜやるのかを考えないのです。

斋藤：日本人较顺从“具体的什么(WHAT)”。公司高层叫他们将女性加入到团队或做这个抑或做那个，大家都完成任务，但不懂得“为了什么(WHY)”。他们不去思考为了什么而要这么做。

チームは「WHY」を引き出すことがポイントなんです。グループは「WHAT」を聞いて、はい、分かりましたと言って1ミリ削る。チームはなぜ1ミリ削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かを考え、チームのメンバー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しながら、「なぜ」を見つけていく。つまり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密にとって解決策を見つけるのです。

斋藤：团队的核心作用是如何挖掘出“WHY”的需求。小组听从“WHAT”并且说，“行，明白了”，然后他们做叫做的事情，如同削厚度为1毫米一般。团队则思考到底为了什么而要厚度削一毫米，跟队友沟通，从而逐渐寻找“为何而做”的答案。总之，通过浓厚的沟通找到解决方案。

その「なぜ」を見つけていくプロセスがイノベーションにつながるのですか。

记者：你所说的寻找“为何而做”的过程为什么连接到产生创新呢？

齋藤：イノベーションにもつながるし、問題処理にもつながります。

斋藤：因为通过这个过程能连接到创新，还甚至会促进问题的处理。

想定外とか例外処理に日本が弱いのは、「WHAT」はみんな知っているのに、「WHY」を知らないからです。何をするかではなく、なぜそれをするかを考えれば、どんな問題が起きても柔軟に対応できる。何をするかだけだったら、ただチェックリストの通りにしか行動できない。なぜを考え、知らないと、ちょっとでもマニュアルと違うことが起きると困ってしまう。

斋藤：日本之所以不擅于突发问题或以外问题的处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WHAT”，可不知道“WHY”。不是思考做什么而思考为何要这么做，只要这么做，不管发生什么问题，都能够发挥灵活而处理掉。只做别人叫做的事情，那就意味着只按照核对表处理做事。不思考为什么，也不懂得为什么做，假如遇到稍微脱离工作手册的事情，自己就不知所措了。

日本製の携帯電話が売れないことはみんな知っているんだけど、なぜ売れないかを知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すか。

记者：换句话说，虽然大家都知道制造日本的手机在市场不好销售，可都不知道为什么不好销售，是不是这个意思？

日本人は「なぜ」を見つけられない人が多い

有很多日本人不擅于找到“为了什么”

齋藤：なぜうちはiPhoneのような製品ができないのか、って、例えば品川の会社とかは思っているでしょう。でも、それは「WHAT」なんですね。何が売れないのかしか分かっていない。根本の「WHY」については考える余地がありそうです。

斋藤：比如，位于日本品川的某家公司感到懊恼：“为什么我们创造不出像i Phone那样的产品”。不过他们懊恼的原因是出于只顾“WHAT”。只了解到什么是不好出售。我们还是与很多空间去思考根本性的“WHY”。

「WHY」である「なぜ」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そうです。でも、それは多様性のあるチームによって見つけられるのですか。

记者：作为“WHY”，找到“为了什么”看起来难以做到。不过这些由多样性的团队能否找到？

齋藤：そうです。日本のマネジャーは優秀なんですよ。「WHAT」をやることについては、誰にも負けない。でもマネジャーが管理職になって社長になると、それはマネジャー社長でしかなくて、「WHAT」はできる。けど「WHY」が分からない。

斋藤：能找到。日本的经理非常优秀。至于执行“WHAT”，他们凌驾于任何人。不过经理才晋级到管理层再被提拔到董事长，那意味着这个人才只是具备经理能力的董事长，并且只能执行“WHAT”。不过不懂得“WHY”。

方向性を決めるのはリーダーの仕事ですが、日本人の社長はそういうふうには育っていないんです。「WHY」を部下から聞き出せない。ほかの国ですと、「WHY」を聞き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そして、その「WHY」に対してどう答えるかを決める人たちが社長になる。そうすると、世の中が方向転換しても、柔軟にリーダーシップを発揮できるのです。

斋藤：决定方向是领导的任务，可日本的董事长好像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们从下属那听取并挖掘不了“WHY”。其他国家的人能够听取而挖掘出“WHY”。并且对这些“WHY”如何回答并决定对策的人才自然而然地成为董事长。这样的话，就算世界趋势转换为另外个方向，他们也灵能灵活地发挥出l领导力。

特级教师蒙冤 | 神仙居住的地方

原文地址：神仙居住的地方作者：山不转水转

普世价值与中国改革

三十年与一百年

鲁南 

        今岁已发生的，足以使这年份在史上留下特殊印记。而回溯三十年前、以至一百年前，拂去尘埃，阅见真容，不禁让人深思吾国道路之曲折。

         

        三十年前，改革风潮起，禁区始被突破，国家本位渐趋松动。

         

        三十年中，不乏波折，但已渐行渐远，不可逆性日益增强。

         

        三十年后，回首以望，人们发现，改革开放史中的经验在于回归一个常识：国家是为民众之福祉而存在，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国家可以有变迁，但每个个体的自由和福祉却作为价值标尺而在人类社会长存。而教训则在于这一常识仍不时被遮蔽，个体权利的享有和保障仍很不足。这一常识，属于“普世（或称‘普适’）价值”。

         

        今日之普世价值是人类对过去数千年的种种错误和愚昧价值的总结，是无数的思想者在野蛮和杀戮中学习到的成果，是人类吸取血与火的惨痛教训所形成。今日普世价值形诸于文字的直接表述包括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两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与普世价值相关的还有普世经验、普世道理。

         

        例如，权力需要监督与制约，就是普世经验；

         

        权力不能集中，需要拆分，也是普世经验；

         

        公民权利是要靠博弈和斗争而获取，这是普世道理；

         

        ……

         

        改革开放三十年，本是逐渐融入国际主流，吸纳普世价值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之波折，在意识形态层面，多源于对普世价值的拒斥。在一些人眼里，人首先不是人类之一员，而是以群分，这个“群”，或曰“阶级”，或曰“民族”，……。并且，这些人认为，人的群之间差别之大，大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差别，以至不存在基于全人类而言的普世价值。以这种逻辑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否认人作为人的存在。

         

        拒绝和否定普世价值的缘由多样。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大陆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有了经济增长“政绩”，许多人就趾高气扬，自认为政治制度、政策决定正确无疑。这种自大症患者对存在根本缺陷的一些制度，不思改革，或者仅仅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裱糊式“改革”，导致根本性的制度问题积重难返。如不加以及时医治，这种自大症可能会病入膏肓，造成系统性损害。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不只是义理之争，更关涉每个公民切身的权益，还关涉宏大现实问题的解决。例如，两岸最终能否和平统一，将决定于两岸人民是否认同于普适价值、普适文明，或者说是否对“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有着共同的认知。

         

        不言而喻，三十年的既有成就并不意味着既有道路和模式的可持续性。关键领域的变革乏力，已成公开的事实。如何改变改革的疲顿局面，首先需要做的可能是重拾风潮乍起时“不能遗忘的思想”。

         

        紧迫的事情还有教育。三十年了，教育远未达到“好的教育”，仍未跳出训练和宣传的窠臼。在这种教育下，若受教育者不进行教科书和课堂之外的重新学习、不寻求宣传之外的自主思考，在面对宏伟的建筑、盛大的阅兵、冠冕的讲话、堂皇的文告以及严密的组织、高超的效率时，就以为它们与独裁政体存在必然联系，就仍然掌握不了善于盘诘的自由的智慧――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而“在独裁政府的眼光里，自由的智慧或智慧的自由是最大的敌人”。独裁政府所需要的教育，是“听话的教育”，是培养出“对上专会顺从，对下专事凌暴”双重人格的教育。这又是普世教训。

         

        还有政治透明。透明性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之一。三十年了，透明政府的建设步履维艰，近日实施的一部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重又引起人们对政府透明度、公民知情权的期许。这部《条例》实施已五十余天，但从实践来看，各级政府离公开透明政府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书面上的法律要成为现实中的法律，尚需各方付出艰苦细致的努力。各级政府需明晰“信息公开就是全程公开”、“公开过程比公布结果更重要”的基本法理，以免沦为“处断公告”而非“信息公开”。各位公民需以行动来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知情权，以督促政府。

         

        事实是，公民的行动已上路：

         

        北大教授申请公开高速公路收费信息；

         

        清华学者申请公开汶川地震烈度信息；

         

        学者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公开华南虎照信息；

         

        ……

         

        而政府似乎连行囊也未备好。人们期待着政府快些出发。

         

        三十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回溯一百年前，人们会有似曾相识之感。

         

        一百年前，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迈出立宪的脚步。但不出三年，革命风暴骤紧，立宪即告破产。其中，“皇族内阁”的登台，不啻为对清王室的重重一击。殷鉴不远，个中因缘，耐人寻味，也当记取。而今立宪之路走过百年，宪政却仍迢迢。

         

        再往前追溯十年，戊戌之年，又一个重要关头，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人们发现思想与路径之歧、老大帝国转型之艰。渐进还是激进，这一宏大而又紧要的命题，在当时实已突显，此后延宕百年，多少血雨腥风，何堪回首。吾古老大国之现代化，非巨大耐心和持久毅力不足以推动！

         

        历史之课，不可谓不沉重，而其中的经验教训，今人是否深省牢记，仍存疑问。因为诸多被遮蔽的人和事，尚待还原。

         

        幸好，又有一位历经百年沧桑的老者，在进行着这样的还原历史的努力。而他在晚年所展现出的乐观，则让人感慨。他相信：“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方向都是一样的，方向一定是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道路。”

         

        也是在一百多年前，欧洲的一位智者，以其洞察力做出预见力惊人的政治预言。这位智者为意大利政治学者莫斯卡，他在1896年的著作中说：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取缔私有财产不仅不会带来财富的增长，而且也不会带来更高程度的社会正义、更多的友爱和相互理解，也不会更好地维护弱者的利益，减少强者的不当行为。他在1926年又说：或许到2000年……俄罗斯自己会重新确立土地和资本的私有权。

         

        这位学者还做出如下警告：“官僚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的全方位控制将是灾难性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充分的例证。”因此，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是个危险信号。

         

        这位学者对政治改革的论述是：“一个政治机制要取得进步，……世俗权力的行使不得被赋予任何神圣性和永恒性。”

         

        发人深思。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中時電子報 | 陸經濟回神 將打消降息預測

  　彭博社調查顯示，中國大陸經濟逐漸好轉，或將足以促使大陸領導人打消下調利率與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的念頭，而直到上月分析師原本還預測大陸將降息。
  　彭博社18-22日所作的調查中值顯示，大陸人民銀行年底前料將維持指標1年期放款利率在6%，反觀，先前分析師原本預測人行將降息一碼（0.25個百分點）。
  　彭博社調查顯示，大陸今年可能下調存準率半個百分點，相較9月原估將下調整整一個百分點。
  　大陸官方數據顯示，9月工業生產與零售銷售加速，大陸總理溫家寶指出，即使經濟成長連續7季減速，大陸經濟將持續展現「正面變化」。
  　大陸已連3個月暫停鬆綁政策，大陸若繼續暫停降息，將與美、日相繼加碼寬鬆，以及南韓、澳洲與巴西陸續宣布降息有如天差地別。
  　華寶信託駐上海經濟家聶文指出：「受惠之前的政策鬆綁，大陸經濟成長逐漸回穩，動能也回升，加上通膨與房價反彈疑慮，換言之，年底前大陸降息窗口已關閉。」聶文如今改口，由原本預測大陸今年將降息1次，改為按兵不動。
  　聶文認為，大陸第3季經濟已然觸底，第4季有望呈現「溫和反彈」，成長率將介在7.6%-7.7%。
  　聶文指出，年底前通膨率可能攀抵2.5%，明年第1季將升抵3%。
  　今年7-9月大陸經濟成長7.4%，9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1.9%。
  　彭博社訪查25名經濟家，其中5人預測大陸第4季將降息1次，其餘預測將不至降息。彭博社9月的調查則顯示，25名受訪經濟家中，有多達15人預測大陸至少將降息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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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相信斯巴達之前的維穩控制和數據～實體經濟一天不穩定觸底回彈，就不會有兲朝經濟觸底的可能性！

人民币继续升值的话，对经济损害的程度可能进一步加大

上个月初在谈，月底将调整部分出口商品的退税率，从15到17

月底过去了，退税没有变化，但是人民币从6.38到了现在的6.25.已经实际抵消了原本想通过退税来补贴出口的2%
不调退税是对了，现在关键是外部没有需求，而不是你价格贵

但是继续升值的话

价格优势也将荡然无存
另外，人民币的继续升值，将加快制造也的回流。

首先外资当年投资的固定资产，在人民币升值后将利润更大化，换回更加多的他国的本币

其次，外资企业的用人成本将超过的他们在本国雇佣人的成本，到时候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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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拿钱走人
你知道的太多了
那是肯定的,所以振甫千方百计想让人民币贬值,可是美帝就是不放….罗目泥都叫嚣成那样了,上台还了得
美国干爹不准，政府唯诺
产业结构没有很好的抓住机遇调整

其实国内的产业附加值太低了

关键一点是 很多有头脑搞创新的 因为没有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 而远走他国

所以何来转型一说

说到底 没有剥削劳动力 就是完蛋

靠那些 地产压根没戏

从股票指数来看 国内百姓没钱投入 但国外投行 基金不是傻子啊

M2超量表现

下届政府 很值得期待
贬值才会大，房价跌了中国崩溃。人民币升值，地产不会崩溃。
这不是时机问题,而是能力问题,你不可能要求一个长期窝床上的人,突然跳起来跑个9秒7,哪怕19秒7都难.所有纵然有无数机遇只能放走. 对于这样的境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时间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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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届政府如果是左派，那还是没戏。

另外，现在的政府和民间处于《旧制度和革命》中所写的状态，大家都讥讽旧制度需要改革，其实很多人包括上层，都要所谓的变革，其实变革了无非为他们套利。有名左实右的美元套利者，也有叶利钦。将来会是一个金融寡头的时代，不出10年，所有的垄断国企都会变成民企。大家看好。
认为中国可以有其他产业替代房地产的人，实在是智商太低，不适合在中国呆了，因为接下去你会很痛苦
中国官方的套利者，用隐含的方式放水，其实要造成未来的人民币贬值，今年M2才14.8%，可是金融总资产的放水量达到了18%-20%。这些水都已经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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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自由派来说，任何物品都可以成为通货，只要他能符合通货的特性。于是，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种通货，有必要维持稳定的币值。所以，经济自由派认为，当前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名义上的通胀。但是，国家和国家，币值和币值之间是有竞争的。如果一种货币贬值到没人选择，人民就会去选择另一种，而那种货币的主导方，就会得利。

比如说，房地产升值，其实是人民抛弃了人民币，选择了地产，所以政府卖地部门得利。如果，有一天，地产和人民币都贬值了，人民选择了美元。。。那么美国就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就完蛋。

所以，人民币升值，和地产升值，从表面上看，外贸似乎受损了。但是中国的资产都强大了。对人民是有利的。

而且，中国的大贪官和美国的企业手中有大量的美元现金，规模在6万亿-9万亿。如果人民币升值和地产继续升值，对他们是致命打击。反之，如果人民币和地产崩溃，那些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中国的美元套利者，叶利钦，就会大肆收购中国的资产，未来，就是这些金融寡头的。
这只是理论而已,但有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汇率自由么? 资本流动自由么? 人民选择美元你认为实际么? 中国依旧是装在玻璃瓶子里的世界,出口只有一个,还受控制. 人民币对内贬值是长期趋势因为盈余在不断增加,如果盈余减少,在目前结构下基本就是对外升值太快.所以美帝如果任由人民币对外贬值,境内固定资产价格会更高.至于短期趋势,人民币对内贬值是为了刺激生产,提高就业. 为什么以前每次放水都流到房价,也是因为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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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这里不讨论

但是人民币升值，不见得对人民有利

外贸受损是实际的，但是人民币一路向北的升值，将加大中国的各项成本，包括外资企业在这里的用人成本，当外资集体撤退的时候，

这部分劳动力丧失了工作机会，丧失了还贷能力。后果很严重
就是这样的,现在调控就是一个2难境地,不放水吧,增长不保,就业不保,稳定不保,放水吧,CPI不保. 国际环境也是如此, 美元QE3增发,也就是降低了人民币试图通过增发来自我贬值刺激出口的效果. 现在输入性通胀都很高,这就降低了自我贬值刺激出口的效果,美帝大大的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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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有得好升了，目标对美元5：1
谢谢，我换更多的美元。

等中国成为粮食出口大国的时候，国内大米飞涨。
1：5 还么等看到

很多白领就失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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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有大贪官，他们手里的美圆，你以为会简单的躺在人民银行的帐号里？

早就转移出去，所以人民币的升值对转移出去的那部分钱，没有任何影响，相反，他们继续贪到的钱，再转出去时，反而更加多了
人民币升值，地产怎么可能也是继续升值？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以这个货币计价的资产贬值。兄弟你的逻辑有点问题，再组织一下，不过看来，老刘的书你看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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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届的目标是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

我现在也正在积极寻找类似iPhone这种热销的工业品。

美国自从帮助中国成功扳倒那四个人后，就决心把中国变成西方产品的倾销地，目前已经在婴儿用品如奶粉，药品，化妆品等零售领域成功开展。某些化工品，我们国内的报价甚至不比瑞士便宜许多了。而更多的东西，我们造都造不出来。

到时候，美元就成为抢手货，而人民币，大概地产商可以抱着一起生火取暖。股市会创新低，p民将在高呼中别人的武器。
到底是市场主导还是商品主导? 西方是一个国家还是所有除中国以外的国家? 在境内依旧使用人民币结算还是美元结算? 国内生产是否长期看不到出头之日? 我觉得持有美元,考虑到起流动性最多是资产池中的一种,所有货币相对资产都是长期贬值的.
政治上我们受到完全的压制，技术上受到全面的封锁，没有巴西和印度那样通过市场手段接触最新科技和制造设备的办法，也就没有创新的根本源泉，产业转型完全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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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现在的增长数据之类的，都是骗骗老百姓的。

我亲耳听当事人说过上海和江苏的产值是怎么出来的，从此就只能看戏模式了。

就是这样不知道怎么来的数据也是很不乐观，你就能知道大局到底是怎么样了。
你可以说数据是假的,但是你拿到的工资是真的. 如果没有那个你认为假的增长也就保不住你手里这点工资. 你以为一个14亿人的大国必须每年8%增长么? 一个14亿人的大国必须稳定,有工作可干才是重点.所以保增长就是在保证这点人有持续的工组和收入而已. 所以在你质疑这些数据之前,先想想背后的动机是社那么
对于经济层面而已，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高额的税负和庞大的行政机构。如果不能够有效的把内部需求提升起来，再大的固定投资和出口也是无济于事的。

08年底是个很好的机会，本来以为通过金融危机可以将淘汰低附加值高能耗的产业淘汰。结果换来的是一纸4万亿和无穷无尽的后遗症。

老美其实最终目的只有1个，不惜一切力量捍卫自己，搞欧洲的PIGS如此，挑拨中日关系亦如此（据说，因为中国准备石油交易去美元化）。默克尔7月来华讨论人民币欧元直接兑换，希拉里8月就杀过来了。QE3的推出也是为捍卫美刀在世界的低位。

看历史，中国的改革都是因为穷途末路，48年，77-78年，92年，下一个改革的转变希望是由自我推动和自我意识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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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9月份跌了许多，黄金也从高位回落了。

美元虽然是纸币，但是实际收益率高于人民币，这个西边的土豆，比东边的土豆，更好。
黄金和石油回落,但是趋势改变了没有? 黄金从破千后一路上千7,回落20-30美元而已. 再看看人民计价的黄金价格,有没有如美元波动那么大? 这说明如果只是看着一种货币兑另一种货币之间的波动往往起不到财富保值的作用,最多是一种投机. 那么你说我就是投机怎么样? 那么就算是投机,现在持有美元收益率还是低,无论你看境内还是境外拆解利率就知道了.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美元高的流动性,当然持有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能享受到流动性补贴咯.所以很认为的美元实际收益率高于人民币我不能认同. 帮你算算帐,现在你持有美元损失的是时间收益,短期换取的是可能的汇率升值,和长期潜在的中国经济恶性通胀下牢一票的机会.短期来看,美元要兑人民币升值在目前美国国内经济情况下,和政治格局下很难.长期,谁都说不准,但是这个长期有多期?值得你一家一挡扑进去搏这个小概率事件么? 所以我说美元最多是资产池中一种投资品种而已.
不过同样是纸币

我还是愿意稍微拿点美元

一次性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那就是量的问题,投资组合中必然有美元的位置,但是起码在现阶段就过渡扩大这一产品的比重我觉得太早.就像你把一家一挡都去买平安的财险一样. 当然将来政治经济发生改变了,不稳定倾向大了,那么自然美元持有比重需要增加.美元就是流动性
黄金和原油都会跌，这就是趋势。

只是在这个趋势里，投机者的预测水平不一定差于套保者的预测水平。

你总要站在一边，而不是对美元说，美元你怎么怎么很难说，然后转过身来对人民币说，你怎么怎么长期说不准。
美元兑黄金取决于信心,美元兑黄金取决于生产消费需求,世界生产增长恢复石油还要涨.人民币比兑美元看的还是谁的经济先起来. 举个最近的例子,欧元一路兑美元狂跌,那么同期你改持有的是美元,还是黄金,还是美国权益呢? 起码美元在这里就是最差的选择.所以盯着美元看就是怕一叶樟木,觉得美元兑人民币升值就要全捏美元.

再退一步讲,我就说美元和人民币汇率怎么样,那么这也取决于2国国内经济恢复的速度, 就目前看起来,2国都难.再加上政治上的交逐,罗母尼和奥巴马都试图通过政治施压人民币升值以便美国国内经济复苏.我觉得美元和人民币短期趋势真不好说.

还有,我不需要总站一边的, 我日产用人民币,人民币再保持一定流动性前体下我不需要持有过多现金类资产.所以到底谁必须要站一边呢?
世界生产增长恢复石油还要涨

沙特的朋友们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生产．

就连降雨也要求助于瑞士的企业．

所以如果石油价格涨了，沙特未必开心．

你光说生产增长，最好也带一下需求是否增长．如果需求不增长，油价怎么高？

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主要还是来自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复苏．

制造业回流，很多美国企业在本土生产已经见诸报端．

房地产业，比较复杂，但是万科也跑去美国了，冯仑也去了，侧面说明一些东西．

至于欧元：本周峰会，或许会帮忙阐述，到底是持有美元还是黄金．

一方面说，保持长期的稳定收益很难，一方面又＂起码美元在这里就是最差的选择＂，这似乎矛盾．

动态持有资产并不断地换仓，却能保证收益率最高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概率论就可以轻松的挫败这种说法．
针对你第一个疑问: 石油价格同时受到美元购买力和全球生产需求2方面影响. 目前生产需求出于低谷,石油价格受到由于美元购买力下降而获得支撑.

假设美国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国内生产需求恢复,那石油需求增加,价格当然会再次抬头.至于你说的需求,随着经济恢复自然也就增长了. 而且石油价格,沙特说的不算.

针对你第二个疑问:目前美国国内经济的确有所抬头,但是依然利恢复很远,从前段时候决定推出QE3就能看出,美联储对经济复苏的势头依然有所保留.当然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光看美国经济是不够的,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也是很重要的,其次是政治,就像你说的,美国要靠制造业复苏经济,那和维持一个高汇率是矛盾的,因此罗母尼反复强调人民币,日元依然被低估.

针对你第三个疑问: 我举的欧元的例子其实就是过去2年实际发生的情况:再过去2年里,欧元对美元持续下跌,如果欧元区投资者仅仅是持有美元,那么他财富依然是大大缩水的,因为同期黄金,哪怕每股的表现都更好,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更多投资者知道美元出了提供流动性已经不能再提供更多了,因此放弃美元而持有黄金和国内权益.因此对于这个例子,我说＂起码美元在这里就是最差的选择＂.举一反三,会不会有人将来犯同样错误呢?

针对你说的: 动态持有资产并不断地换仓，却能保证收益率最高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我估计是你自己创造的.其实针对一个资产池就是要根据形势变化做re-balance的. 一竿子悟到底,那是散户做法,结果就是若套则深套.
沙特说完，油价就跌了4美元。沙特的确说的不算，但是沙特说了效果体现了。我们不能假如美国中国经济走出低谷，你不能根据假设来建立头寸或者平仓。

实际上美国的房屋市场已经改善很多了，库存水平一直在下降。不能用很远这种模糊的字眼。决定推出QE3，只是障眼法，美国人似乎在表明，他们需要弱势美元，但是如果大量美元流入企业债，则可以增加就业。

不是弱势美元才可以增加就业，美国不需要靠出口吃饭，美国是靠内需的。

罗姆尼强调的内容里，有多少反映经济，有多少是为了政治，可能你无法量化，就好比你不可能根据罗姆尼的讲话来建立或者调整你的头寸。

很简单，反复建仓平仓的结果，在和机构和市场的对赌中，就是赢面越来越小，这是很明显的概率。如果持有黄金和美股，现在还不脱手的话，强势美元将消灭他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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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萎靡不是汇率引起来的。中国的出口扩张一直以来都是简单的数量扩张。产品的价值并没有多大提升。数量扩张实际上使西方把就业机会不断转移到中国形成的。但是现在西方已经没有多少就业机会向中国转移了。

中国出口商一直不愿意向西方的进口零售商涨价。因为出口商众多，但是西方客户可能就这么几个。但是劳工和原材料在大幅上涨。这才是中国出口商深陷亏损困境的根本原因。而并不是人民币汇率。

中国出口商应该开始普遍的提价，也许一两家的提价会使得西方客户另觅它处，但是普遍的涨价能够让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因为货物最终在美国超市的零售价格可能是中国出口商终端价格的三到四倍，即便价格提百分之五十，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也就是涨了8-9%，这是中国贸易摆脱困境的主要方法，并且有助于缓解中美因为保护主义上升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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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正在吃入美元，为什么不吃？美元指数并没有一落千丈。

我不相信什么四季度能反弹这种事情，一来30年大周期，回调个3-5年很正常，二来，劳动力结构不转型，经济结构怎么转型？劳动力结构转型了吗？无论是上头的所谓工作报告，还是路边修马路的工人群体，不觉得转型了，科技研发型的企业还在收缩自己的规模。

这是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三个季度就能调整好的？
问题是美元指数没跌就表明美元没有贬值….这个指数只是相对其他货币的兑价而定的,而非指美元的实际购买力.
当然我知道，你这番话恰恰可以回答你上面的那句“罗母尼反复强调人民币,日元依然被低估.”

美元的实力，不是靠公开市场的数据来证明的，实际上鄙人，作为键盘家，认为美元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增值收益隐藏在幕后。

今天欧元涨了不少，大家赌欧盟峰会利好，可能吧？在美国主力资金尚未进场的阶段，按理原油也应该涨，但是表现很s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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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跌的话资产泡沫破裂外资撤离这个最可怕。现在先顶一下为将来过冬做准备。
说到中国出口商不愿意涨价

其实不是不愿意，而且中国很多制造商只是停留在最初的价格战上

导致什么东西只要中国的制造商参加进去，就价格做烂掉
所谓集体提价之说，其实很左，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果要实现，必须有一个机构来管理，只要有机构来管理，那么必然走向特权管制反市场经济。
其实，这个不是做烂，是正常竞争，经济的发展必然是热点向外蔓延。中国有那么多的制造商，就肯定会低价，也别以为低价就会损害利益。因为有低价总比没价好。更多的自由经济力量参与，就是经济的进步。
竞争到大家尸骨不存。

当价格低于正常的成本后，自然假冒的，质次的东西就开始登场了
自由市场经济有自己的清洗模式，一开始是小商业经济参与，他们制造假冒基本没有成本，然后小商业做大，这样他们就要忌惮社会公众。就右派观点来说，消费者不是傻子，你假冒，如果质量差，对你最大的惩罚就是不买你的东西。但是你假冒，如果质量好，说不定就是一个新的品牌的雏形。

凡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是会改善的。而你横加管制，让小企业无法做大，他们永远在小企业的水准上，自然我路边摊卖毒品，比我大企业卖毒品风险小多了。我捞了一笔就走，然后去炒房。

中国的一切问题就是计划经济和管制的残余。
可以去了解一下日本的商会

他们会有一个行业的价格保护

任何商家不能低于此价格销售。
日本是一个抱团衰亡的国家，任何左派政策的结果只能是衰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一个让更多自由经济体，参与市场经济的过程，你释放的越多，经济就越繁荣。你越管制，国进民退，经济就越衰退。而且民间的力量已经很大，地产调控屡次失败，都表明了左派的愚蠢。
管制或者开放，都要在一个法律的范围内进行

绝对的散养，到最后只能是千疮百孔

游戏一定要有游戏规则，超出游戏规则再玩，最后就是大家出千
只要有法治就行了，这个法治是自由者联盟所制定的，非自上而下，秉承的原则只是成员不互相侵害别人的利益。这就够了，一切所谓政府导向，政府管制，只会把问题弄的越来越复杂，而且产生一群特权分子。

你希望政府管制，希望政府给你福利，希望政府如何如何，就必须接受政府腐败，民间经济的利益被掠夺的结果。
很多人动不动就拿国家，社会说是。其实，中国需要民主的迫切程度，远小于经济自由的迫切程度。

只要人人相信，私有制万岁，公有制万恶，人民有自主经营的一切特权，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当然，这个自主和自由是有边界的，一切自由和自主的边界，就是另一个人另一个经济参与团体的自由和自主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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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评莫言小说《生死疲劳》

1976年夏天，毛泽东在北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山东省高密县西门屯大队杏园养猪场的猪也奄奄一息。第一批病死的五头猪，“它们的尸身上，布满了铜钱大的紫色瘢块，圆睁着眼睛，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 公社兽医站的兽医宣布是“急性丹毒”，令人赶快将死猪焚烧掩埋。可当时已经连续下雨数周，土里浸透了水。往死猪身上倒上煤油，点火焚烧，恶臭的浓烟笼罩着整个猪场。没过多久，800多头猪被传染。又有一队兽医坐了汽艇过来，带了好药，但还是无济于事。猪场里到处堆积着死猪，尸体在炎热的天气中发胀。
由于无法掩埋死猪，猪场“无计可施的人们，在兽医们走后，便趁着夜色，用平板车，将那些死猪，拉到河堤，倾倒到滚滚的河水中。死猪们顺流而下，不知所终”。 猪场一片废墟，足证猪场“辉煌的日子”“如今已成往事”。猪舍的地基倒塌，肆虐的洪水冲断了电线杆子，切断了公社与外界的联系。因此，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是从村里唯一的一部收音机里听到的。“毛主席怎么会死呢？大家不是说他至少可以活到158岁吗？”

Yuko Shimizu

莫言最新的力作《生死疲劳》中有许多这样生动的片段。这部小说的背景几乎涵盖了中国的整个革命历程——从1950年到2000年，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生死疲劳》是一部纪实作品，带领读者穿越时间，从中国内战结束后的土改，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建立互助组与初级合作社，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饥荒等极端岁月，一直到集体经济不断削弱，进入基本不受管制的“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新时代。小说结尾处，一些人物已是开着宝马，另一些人物则染了一头金发，打着金色鼻钉。
然而，虽然可以说莫言叙述的政治剧从历史上讲忠实于现有已知的记载，《生死疲劳》依然是一部幻想大胆、具有创造力的小说，它不断地自嘲、重编，并通过文中的评论给读者以震动。它将政治作为病理学来阐述。从一开始，读者想必就乐于欣赏莫言这部小说的别出心裁之处：五位主要的叙述者不是人而是动物，尽管它们都用巧妙控制的人的声音说话。五位叙述者每一位——驴、牛、猪、狗、猴——是一位名叫西门闹的男子逐次转世的化身，这是由阴曹地府的阎王所定。

西门闹，30岁，高密县的富裕地主，共产党接管政权后，在土地改革初期，就被当地的一个村民在寒冷的十二月近距离枪毙了。自觉自己在人世善良正直、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是孝顺的儿子，慈祥的父亲，深爱自己的正房与两个姨太太，西门闹抗议命运的不公。阎王的答复是，世界上许多人 “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 因此，阎王答应放西门闹转世，正是从这一刻起，他回到了人间，先是做动物，最终恢复人形。

使用这种虚构的手法，在语调与叙述上自然会面临种种困难。五个不同的动物叙述者必须用各自的动物声音描述各自的经历，杂以各自前世在人间生活的情绪与见闻。它们对所谓的现实主要的维系在于，各自与西门闹活着的长工蓝脸存在某种联系，蓝脸是一个强壮、忧伤、吃苦耐劳的农民，坚守自家的土地，坚决拒绝参加后来的各种社会主义组织。蓝脸倔强、骄傲、忍耐，他反过来又是每一种动物的主人或同伴。他们共吃不多的供应粮，一起劳作。虽然他们之间无法交谈，但蓝脸还是在这五种存在形式的身上，回想起自己那被枪毙的东家。

如此简要的梗概或许会使小说听来过于精巧，而这部小说其实粗糙而又坚毅，粗俗而又滑稽。革命分子的乡村政治翻天覆地；村里的性交（无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灿烂而又强烈。死亡令人意外而又暴力。处处可见苦心谋划的巧合。最为滑稽可笑的事件，却是带着超然的精心加以描绘，资深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流利而又优雅的译笔，无数次再现了这些事件令人同情的时刻。人们或许会觉得不可能，但每一种动物确实是在用各自独特的声音发表意见——譬如，对猪场多起死亡的尖锐看法，便主要来自转世为猪的叙述者。此外，担负叙述或评论之任的，通常不是蓝脸就是其他人。

该书的作者也常常出现在叙事结构中。他作为作者与个人的局限不断受到嘲笑，而我们也常常受到作者莫言的提醒，小说中的人物莫言不可信。“莫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农民，” 我们被告知，“他身在农村，却思念城市；他出身卑贱，却渴望富贵；他相貌丑陋，却追求美女；他一知半解，却冒充博士。这样的人竟混成了作家，据说在北京城里天天吃饺子。”在小说的结尾，莫言另有发展，成了主要人物之一。正是在西安莫言的家里，蓝脸的儿子得以与情人度过艰难的5年。莫言甚至还给这一对提供日本避孕套。

《生死疲劳》并非一直对共产主义体制充满敌意，有时候莫言似乎急于重建他一直在烧毁的桥。“我不反共产党，”蓝脸悲壮而苍凉地喊叫着：“更不反毛主席，我也不反人民公社，不反集体化，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单干。” 然而，在这样一部宏大、残酷而又复杂的故事的语境中，向党表忠心显得脆弱不堪。

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的批评，在当今中国也有许多的共鸣。姜戎在其新作《狼图腾》中，对一群饥饿的狼与一群野马之间可怕的较量做了描写，以此显示旧有的草原生活方式的价值，与之相对照的是党强加于其上最终灾难性的价值观念。对于这种较量，莫言有他自己的版本：在集体农场附近，驴跟狼之间的搏斗。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中，一个勤务兵和他的情人——军队师长的妻子——在夏日里激情做爱，高潮发生的那一刻，是二人性狂欢中撕毁了所有一度珍贵的藏品——毛泽东像，以及毛那些过时而又没有意义的政治纲领。在莫言《生死疲劳》中描写的许多性纠缠中，也显现出了这种反政治的激情。如此看来，中国的小说正在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小说作者也在主张新的表达自由。毛泽东成了一位很顺手的反面人物。人们不禁想问，他的后继者免遭类似的对待还会持续多久。

中国经济与美国大选

美国竞选中对于中国的措辞日趋激烈，人民币币值也达到了历史新高，此种形势之下，中国政府公布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
今年9月份的贸易数据喜忧参半，至少一名分析人士指出，出口数据上涨的惊喜是源自iPhone 5的问世。

Luke Sharret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8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

Jim Wilson/The New York Times
9月，罗姆尼在达拉斯的筹款会上。


Vincent Thian/Associated Press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Jessica Rinaldi/Reuters
罗姆尼的支持者、美中关系的“智叟”莫里斯·格林伯格。


通货膨胀率为1.9%，接近2010年以来的最低值，与此同时，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了14.8%，创下了过去14个月以来的新高。
本周四，中国政府将公布第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普遍的预计为7.4%，低于中国政府7.5%的目标，可能会成为“恒久熊的难得食料”。

人民币连续冲击历史新高，本周一也一度达到曾在前面两天连续出现的盘中高位。币值激增的原因尚不清楚，相关的解释包括对中国经济复苏信心的增加，以及美国大选前最后一个月的“竞选活动”。

上周五，美国财政部(United States Treasury)将国会规定的半年度报告推迟到11月中旬，该报告必须声明中国是否在操纵人民币汇率。此报告的押后发布并不罕见，这一次的原因却明显是为了将其推迟到大选之后。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上周末的一次发言中表示，人民币的币值是由市场决定的，目前的币值也接近均衡。周小川的副手易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年度会议上重申了上述言论，因为今年的会议在东京举行，周小川显然是由于中日岛屿争端而拒绝出席。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人民币币值是由市场决定，或是以接近均衡的价格交易。
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及其竞选伙伴保罗·D·瑞安(Paul D. Ryan)都批评了奥巴马政府推迟发布汇率报告的举动。罗姆尼还重复了自己的主张，“当总统的第一天，我就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我们必须把那些失去的工作岗位找回来，使贸易公平进行。”

中国似乎对罗姆尼担任总统的可能性感到不快。上个月，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写道，罗姆尼对中国的抨击言论“无助于”美国经济，这听起来几乎就像是奥巴马的竞选广告。
今年4月，财政部长蒂莫西·F·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曾谈及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用处，他说：
“除了消除他们自我改变的动力，什么都不会发生。这不会导致有效的制裁或行动。如果这是种促使中国改变的有效方法，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共和党或者民主党的总统早就会欣然采纳该基本战略。但作为基本战略，它不但毫无益处，而且确确实实会带来贸易战的风险。这就是该基本政策面临如此阻力的原因。”
盖特纳的言论提醒我们，在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相当稳定，不管当政的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罗姆尼的支持者、美中关系的“智叟”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R. Greenberg)曾对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说，按他的预测，罗姆尼一旦当选，就会维持这一两党共识，“摈弃他的中国立场”：
“‘你想要中国与自己为敌还是为友？’现年87岁的格林伯格问道。‘我们面临的是贸易协议或贸易战的选择。我个人选择贸易协议，并且希望美国也这样选。’”

中国不大可能受货币威胁的左右。去年，龙洲经讯(GK Dragonomics)的葛艺豪(Arthur Kroeber)在《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上撰文解释人民币的政治经济学。他说，中国政府认为，汇率不仅是一种价格，还是服务于更宏观发展战略的一种工具。有鉴于此，他建议：
“美国不应当采取强调汇率的政策，那样做成功的可能性有限，应当把关注点转向持续对中国施压，督促其开放并扩大国内市场给美国公司。这一原则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前提条款。”
这当中蕴含着一个中美经贸关系的主要问题。麦健陆(James McGregor)的新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国威权资本主义的挑战》(No Ancient Wisdom, No Followers: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对此进行了简洁的解释。
麦健陆辩称，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威权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中国模式”，也许会越来越难以适应全球贸易体制。
美国民众有权听到总统候选人就中国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兴许也确实能够听到，因为第三轮总统辩论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崛起与明日世界”。

土地为什么不能私有化？

 ——中国地权的政治逻辑
同“老虎顶上拔毛”和“火神庙里点灯”一样，“太岁头上动土”也是中国民间的一大禁忌。为什么太岁头上不能动土？因为，太岁星木星每12年绕太阳转一圈，它每一年在天上的位置，地下对应的就有一个太岁出现。民间传说，盖房兴土时门不能正对着它的星位，不然，地上的太岁就会动怒降灾，人们就要大祸临头了。
观察中国土地该不该私有化的争论已经多年了，很长时间没有提笔“动土”，因为，我一直在考虑土地私有化正反论据之外的另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在农民利益、土地效率和财产权利等等问题之外，土地非私有化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政治逻辑？在目前的中国，土地私有化的逻辑打不过土地非私有化的逻辑，这背后的政治逻辑究竟是个什么逻辑？
所以，本文所要分析的是一个实证问题，题目中的“不能私有化”是指“不能实现私有化”，不是指“不能主张私有化”，即是“土地为什么不让私有化”而不是“土地为什么不该私有化”。
1.问题的起点：连你都是我的！
回顾历史，理解中国土地制度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何解读这句人所共知的话呢？一般都会从“皇权”的“超经济权力”去理解，但“超经济权力”的解读还是太抽象，需要被“再解读”。“土地私有”就是“地是你的”，然后还可以再加上一句：“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可是中国的“国王”会这么说：“地是你的？连你都是我的，谈什么地是你的？”
西方基督教徒的信仰是，大家都是上帝的。中国没有严格意义的宗教，中国人的“上帝”是多元的，中国人没有最高的神祗，所以中国人心中的最高权威不在天国而在人间，是实实在在的“天子”或“皇帝”。中国皇帝可以对儒教、道教、佛教的地位进行排序，这在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中国的“土地管理”跟“信仰管理”是并列的，是“古已有之”。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西方和中国的区别，就是“我们都是上帝的”和“连你都是我的”之间的区别。中国的古时与今日的区别只在于，在古时，“连你都是我的”是“显规则”，在今日，“连你都是我的”是“潜规则”（如“事业接班人”的提法）。当然，政府对地权的限制和征用也是各国的惯例，但同样是惯例，背后的政治文化却是绝然不同的。
在讨论地权问题时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提法：大规模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是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土地私有制只会延滞而不会促进现代化进程，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高昂的制度成本和巨大的社会代价，等等。我这里决不是为了讨论“皇家主义”或“官家主义”好不好和对谁好，但上述提法的“国家口气”是明显的。对这个问题敏感，就是对中国地权的政治逻辑有“一点就通”的前提。
2.从“井田制”说起
中国古代的国有土地制度开始于“井田制”。尽管学界对“井田制”的史实仍有争议，但“井田制”可以被看成是2006年之前有“农业税”的“土地承包制”的“先驱”，因为“井田制”的基本特点，也是耕作者对土地无所有权而只有纳税义务的使用权。
一般认为，夏商周“三代”，一切土地属于国家，至少“书面上”如此。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的《谷梁传》里讲：“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领主把井田分给“国人”和“野人”耕种，私田收成归耕户所有，耕户以“劳役地租”的“分成”形式耕种公田，公田收入归封邑贵族；领主要向国家交纳贡赋，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但可以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传继井田。
春秋时期，铁器和牛耕的应用使大量的荒地被开垦，井田制之外的私田大增。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4年，鲁国为“扩大税基”而实行了“初税亩”，承认私田，废除井田，对所有土地实行“十一而税”的统一征税，开启了中国农业税的先河。公元前350年，秦国商鞅的第二次变革也“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开始了按户籍计口授田的“名田制”。
表面上，秦汉时期的名田制与三代时期的井田制，区别是“公私产权”的不同，实质上的区别则在于“土地占用”权能之外的“土地转让”，“连你都是我的”这一条并没有大的变化。当然，除非是碰到了“满门抄斩”之类的倒霉事，对私人土地的直接剥夺还是少见的，所以“连你都是我的”这一条，更多的就体现在“兵役劳役”、“苛捐杂税”和“私产保护质量”上。政府可能也想轻徭薄赋，可一旦骄奢淫逸没了着落，横征暴敛就不得不取而代之。更明确地说，这种“子民逻辑”就是政府权力大、拿得多，同时政府可能又责任小、保护少。为了对付兵祸盗匪和衙役盘剥，后来的乡里自保竟呈现出某种“高度自治”的假象，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发达的“府兵家丁”和“镖局”的“功夫文化”。
“王莽篡汉”之后实行的“王田制”，企图通过土地国有和禁止土地买卖去消除土地兼并之害，却不幸成为中国土地史上恢复古制（井田制）和废除“土地转让”的第一次重大失败。曹魏之后，有军屯和民屯之分的“屯田制”在战乱中兴起，“屯田制”实际上成为一种“公私分成”的暂时制度。
西晋太康元年颁布了“占田制”，它从社会等级的角度对占田和劳力数量进行了限制。到了南北朝，北魏实行了“均田制”，将国有土地分为露田、麻田、桑田和宅地四种（唐代则有口分田与永业田）。北魏和隋唐朝推行了“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形成了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兵农合一“府兵制”的三位一体。租庸调制的“租”是粮租，“调”是绢绵布麻，“役”是徭役，“庸”是以调代役。随着盛唐时期人口的增加，出现了少田户和免税户，加上特批的土地转让，土地兼并和田少逃税并存，导致均田名存实亡，租庸调制也就失去了基础。“安史之乱”后，把土地、农民和租税捆绑在一起的国有土地制度终于被“两税制”取代。
取代“均田制”的“两税制”与取代“井田制”的“名田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让“始作俑者”唐德宗的宰相杨炎与商鞅一样名垂青史。“两税制”的税分夏、秋两次征收，主要原则是：战国以来人丁为主的赋税变为按土地和财产征地税和户税；量出制入，元额不减，定额分摊，丁额力役不废（后来北宋王安石曾以“募役法”改良）；商人按收入的1/30征税。
由于不再限制土地兼并，中国此后的土地兼并规模也就只受到“富不过三代”的家产平分习俗的限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与此不同）。宋朝开始进一步放松了抑制兼并的政策，随后，契约佃租（分成制和定租制）、永佃制（所有权同耕作权分离）等逐渐普及。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朝康熙之后的“摊丁入亩”，最终完成了唐代“两税法”以来“取消徭役”和“税归于地”的历史进程，也由于“税随地增”而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但明清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农民的负担往往在每次税费改革后下降一段时间，而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这就是所谓“积累莫返之害”的“黄宗羲定律”。
3，中国地制的核心问题
古代中国“井田制”和“均田制”的官田制度，都没能阻止土地的买卖和兼并，这一方面与战争、人口的增减和荒地的开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租税的导向和政府的控制能力有关。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古代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财政收入，不是地权的国有还是私有。国家在乎的是地上的钱和粮，不是地里的劳作和地权的纠葛。正因如此，“税归于地”和“地归于私”几乎是两个并列发展的历史趋势。近代中国出现过雍正朝的局部井田试验以及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划，但土地私有的历史直到新中国的集体化之后才告终结。
“税归于地”实际上是国家降低征税费用和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显示了农耕社会的土地在税源上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土地的“不动产”性质有利于防止“走人逃租”，降低了征税费用（跑了和尚跑不了“地”）。尽管农民仍然有徭役（兵役及劳役）的负担，但国家控制了钱，也就等于控制了人力。所以，在表面上农民人身逐步自由的背后，隐含的是农民不可能脱离土地而生存的自然制约。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重农抑商就是必然的财税政策选择。
新中国的土地“集体制”一方面是“井田制”和“均田制”之后的第三次土地国有化浪潮，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主义崇拜”与“公有意识形态”发生奇特结合的产物。当代中国的“集体土地”实际上是“变相的国有土地”，因为“集体”根本没有完整的土地产权。除了一定的用益权之外，“集体”之间不能自由转让土地，土地买卖实际上由各级政府部门垄断，连农村的“小产权房”也依然处在非法之列。“国家主义”与“公有崇拜”的结合意味着，政府对土地产权的控制，实际上只是“全能政府”或“举国体制”下的种种控制机制之一，地权控制只是与户籍控制、金融控制、产业控制和言论控制并列而存的一种国家控制。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地权的逻辑”，存在的只是“政权的逻辑”或“地权的政治逻辑”。
如果说古代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财政收入，那么，当代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则已经不再是国家财政收入，而是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中的一步棋，是牵动粮食安全、产业发展、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力的一个环节。所以，当代中国的土地产权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农民利益、土地效率或财产权利的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政治问题，是一个农民的“小道理”不得不服从国家的“大道理”的问题，是一个个人发展服从国家发展的问题，是一个市场经济被纳入计划体系的“举国体制”问题。换言之，地权问题之所以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之后依然不变，那仅仅是因为过去“被计划的是国家经济”，现在“被计划的是国家发展”，即从忙于阶级斗争到忙于GDP，户籍控制、金融控制、产业控制和言论控制的道理也如此。
所以，“土地私有化”运动表面上只是一个“地权问题”，本质上却是触动了“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原则问题”。因此，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支持“土地私有化”的理由，都仅仅是“地权问题”的经济理由，根本没有涉及“地权问题”的政治理由。这正是“土地私有化”的“经济小道理”一直在服从“政治大道理”的原因。
立场决定视角，视角决定态度。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我这里不是在支持或反对“土地私有化”，我关心的是一个更有本质意义的问题，我是在讨论“土地私有化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什么问题。事实表明，“连你都是我的”的逻辑并没有消失，“土地私有化”问题本质上就是“太岁头上动土”的问题。
4，地权控制的政治逻辑
土地、资本、人力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三大基本要素，真正的市场经济不是产品自由流动的经济，而是生产要素本身自由流动的经济。当今中国的地权控制、金融垄断、户籍管理（始于1958年）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仅仅是产品导向而不是要素导向的市场经济。地权控制的状况，体现的是政府议事日程中轻重缓急的排序状况。透过地权控制及其结果的细节，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政府安排轻重缓急的政治逻辑。
国家地权控制的一个疑问是：中国工业服务业的“私人所有制”可以不断地发展，为什么农业中的土地却只能承包而不能私有化呢？在当今中国，包括农业在内的第一产业所占的GDP比重已经只有10%左右（工业50%、服务业40%），国有经济在GDP的比重也已经不到40%，所以不搞“土地私有化”肯定主要不是“公有意识形态”的原因。经济的理由动不了土地国有，意识形态又不是土地国有的主要原因，那么，不搞“土地私有化”的秘密就必然是“政治的理由”。
“稳定压倒一切”说的就是“政治的理由”。金融（包括利率、汇率、货币可兑换性）垄断是为了稳定，户籍管理是为了稳定，地权控制同样是为了稳定。要去稳定的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当然是党的政权。地权问题不是“产业比重”和“所有制比重”问题，地权问题是九亿农村人口的“人口比重”问题。
“人口比重”又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地权私有化的必然经济结果是趋向于高效和集中的土地规模经营，这当然意味着如今的“官家土地财政”和“廉价圈地造城”会被更加疯狂的“私有圈地运动”所取代，也当然意味着如今的“进城打工潮”会被更加单向“人口城市化”所取代，更意味着十亿农村人口的就业、劳保、医教、住房、治安等问题的突然大转移。十三亿人口有九亿在农村务农不是事，有九亿在城市无所事事就是政权稳定的大坏事了。人口结构问题也是计划生育政策不会大变的根本原因。
在当代中国的三大矛盾中，“官民矛盾”和“贫富矛盾”都可以想办法缓解，唯有“反党矛盾”最怕一个在城市无所事事的九亿人口。所以，土地不能私有化的逻辑很简单：官心可控，民心难测；宁忍腐败，不忍失控。农民利益、土地效率、财产权利、贪污腐败（如因地权腐败而同时被处死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再如广东乌坎村轰轰烈烈的“反圈地运动”）等等不满都可忍，唯有社会失控不可忍，权力失控不可忍。“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不稳定时政权的一切都会被压倒”。一句话，地权问题不是农业问题，地权问题也不是农村问题，地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从来都是中国历代政权的稳定问题。
关于低效农业的问题，有一个估计认为，当下中国农业劳动绝对数仍为3亿人，即以世界40%农业劳动力低效地养活着世界约7%的城市人口。与此对应的稳定问题则更致命，邓小平说：“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同样我们可以说：九亿多人摆脱了农村，就不能不革命。反蒋时期共产党给农民分地是为了动员革命，现在不把地权还给农民是为了避免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反对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人，会害怕土地私有化导致“农民不可逆的进城”，会害怕“中国城市很快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会害怕“大规模的贫民窟将构成中国现代化的最大威胁”（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会害怕农民“往往只看眼前利益”，会害怕“大量小农必然在权贵与资本家的巧取豪夺下失去土地”，会害怕“拉美农村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在中国发生，会害怕“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柯缇祖“土地公有制是中国创造发展奇迹的最大奥秘之一”，《红旗文稿》，2011-11-29）。
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我认为从经济学方面讨论中国地权是一个有益的思路，但却是一个不得要领的思路，因为中国的地权问题是一个政治学问题，中国的地权问题是一个制度经济学问题。不理解“家长制谋划”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的地权问题。中国的地权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要么继续承包，要么“太岁头上动土”。

×××××
比較認同本文的觀點和結論。兲朝就是木法土地私有的，除非，外部環境和時間允許兲朝人口降到一個合理的數值後。。。否則，那就是洪水滔天、太歲頭上動了土！

美日利差和机会成本

哈克兄的图：




我感觉这个图和DNA结构图很像。缠绕。



我在《再发五》一文中的节选：


当美元反转，日元也将走弱（同时也意味着世界经济的收缩期），而走弱的日元会使日本的出口优势企业获得额外的利润。简单的说如果日元贬值10%，日本出口企业会获得10%的正收益。那么这时，可能日本的通缩率会缩小甚至消失，但名义增长率却会上升。这很有利于日本的股市，尤其是以出口制造业为主的企业将获利，当然名义经济增长率的上升不利于日本国债的发行，也即是在名义经济增长率上升期，持有日本国债是不合算的买卖。而所谓的日元套利资本，又是通过借入日本国债融资的，那么当融资成本上升，也将加大套利资金成本，这实际上相当于日银间接提高了基础利率水平，日元也将回流，从而又平抑日元的贬值幅度。



怎样理解上述的图和我这段话的关系呢？我们先假设存在一个中性概念：资本。资本不以美元和日元甚至是欧元标价。我们再引入另外一个概念：资金成本。无论获得美元还是日元资本都要付费，这个费用就是利率。在此基础上我们来看日美长期资本利差，它实际意味着资本在借入日元形态资金时所放弃的“机会成本”。什么是机会成本呢？大致意思是说：如果你选择了A，就要放弃选择B所带来的收益。
对于资本来讲，也是同样的道理，你选择日债就要放弃美债上的收益，日美利差就是反映了这样的机会成本。对于“借款人”来说，借入低成本的日元资本可能更合算，比如借入1亿日元的资金，借款人只要对于“机会成本”部分进行套期操作，就可以利用杠杆对冲汇率风险。

结合我的分析。我认为明年6月之后，日本经济会出现大致目标在1%以内的通货膨胀预期，那么这个时期，结合哈克兄的图来看，日元走低，美日利差扩大，机会成本扩大。反过来也是一样，我认为美国经济扩张期的特征就是长期利率上升，也可以这么认为：日美利差扩大导致机会成本扩大，资本以借入日元方式流出日本，导致日元贬值。但是就明年短期来看，最少是上半年来看，首先还是要有一个通涨的苗头出现。所以明年上半年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依然是中日摩擦不会消失，伊朗外围战争继续发酵。

不知道我的回复哈克兄是否满意，也是抛砖引玉。事实上，我认为不仅美日之间，欧日之间，欧美之间都存在着这么一个利率和汇率之间的稳定的三角关系。对于资本来讲是没有国籍的，它应该能在“主流世界”以一种有保障的机制存在。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意淫万岁》，大致是解释为什么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场骗局？引用其中一段作为结尾：

古希腊的时候，人们研究星空和人的角度关系，从而可以计算出两地之间的距离；并以这种角度决定要去的方向。也就是说角度决定了方向。现代的金融系统如果要实现准确测量，也需要找到自己的角度，个人认为这首先需要三个货币支点。目前的情况是这三个货币支点已经形成并完善了，它们分别是美元，欧元和日元。而且这三个货币都同时具有存量大，自由浮动汇率（资本可自由流动）和开放市场的特征。可以这样说：从资本对于收益率准确计算的要求来说，美元，日元，欧元已经构成了三角形的三条边界。金融资本需要做的只是怎样将收益率投影到这个平面世界而已。所以从国际金融秩序的根本逻辑角度讲，世界永远不会存在货币的第四极。因为三角函数的各个边长的变化，各种角度的变化可以最直观的反应出经济现象在货币平面的旋切关系，三角是最稳定的测量构造。

“反日爱国游行”背后的权斗身影

今年9月中旬，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喉舌的循循善诱之下，中国的“反日爱国运动”终于在9•18事变81周年前夕达到高潮。从游行示威的发动过程及部分游行参与者的诡异身份来看，今年这场反日爱国游行有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点：

一、这场爱国游行的策划者及各地方当局的应对措施明显地反映了十八大权力交接过程中高层的分裂：有的势力处于攻势，希望事件闹大，最好引起擦枪走火，以便借机坐大，从中渔利。这是9月15-16日游行的场景；有的势力处于守势，希望各地的游行示威能够控制在不导致国际冲突的范围内，这是9月18日游行武警全副武装登场的原因。

由于某些政治势力是本次反日爱国游行的导演，便衣军警是主力演员，导致这场爱国主义游行的正当性被严重质疑。官方媒体示威前一直在做舆论动员，游行发动前夕，《环球时报》于9月13日发表《十位将军就钓鱼岛联合发声：做好收拾日本的准备》之后，人民日报紧紧跟上，于9月14日在其官方微博发出了动员令：“中国人心中，一股气憋了百余年。钓鱼岛是警示碑，记录昔日屈辱沧桑，也将成为转折点，见证奋起中国寸土不让的集体意志。这样的意志，将使中国像钢板一样坚硬凝聚。这样的中国，无所畏惧。”

不少地方的军警身着便衣带头游行示威甚至砸车，被网友指认出来。比如西安那位勇不可当的“砸车哥”竟被眼尖的网友认出是西安新城分局胡家庙派出所所长朱锢，环绕他左右的就是该派出所的联防队员。河南郑州反日游行现场手持对讲机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并引领游行队伍唱国歌的人，被踢爆是郑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河北沧州反日大游行是经由一个QQ群组织了2,000多人参加，群主正是当地交警支队长。

有的地方是官媒参与动员组织。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上海一家企业的总经理Bobo秦于9月16日凌晨发一条信息，说“我外甥读高三，今天参加了打砸烧抢株洲平和堂的集会，是株洲日报社组织的。这个国家，谁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

能够对警察与媒体垂直管理的主要是中央政法委与中宣部，即周永康与李长春这两条线。

中国人现在早已不是毛时代的愚民，对这次爱国游行背后的复杂因素，他们看得非常透彻。南方电视台主持人黄毅（洛奇ROCKY）在其长围脖中指出，示威队伍中的人主要分五批：A. 上层建筑中别有用心集团的棋子，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专业滋事者；B. 极端爱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分子；C. 浑水摸鱼的职业与非职业小偷强盗；D. 盲从的看热闹群众；E.理智的城市常住居民。这五类人与F类便衣警察很容易区分，因为便衣警察配备的专业耳麦，经常通联。这五群人各有行动特点，值得关注的A类，冲得最前，身手矫健；发型统一，来去结伴；顾忌镜头，不怕警察。从A类的特点分析，只可能来自军营，至于是部队还是武警则无从知其详。
不少被网友拍摄到图片展现了A类的风采，不少网友惊呼，这些人平常干什么工作，从哪里冒出来？

二、这次反日爱国游行中，打砸抢暴行非常严重，为以往任何一次反日游行都不相同。由于打击对象既指向日资企业，也指向中国人，凡拥有日本车或经销日本产品的店子无一幸免。

其结果有二，第一是日资被迫大规模撤退。据媒体报道，日商已经决定关闭在中国的211家便利店和超市；日资工厂目前大都关门歇业；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月18日表示，已取消9月至11月期间中日航线的1.88万个预定座位；其中3800个座位是日本飞往中国的航班，1.5万个座位是中国飞往日本的航班。看起来，似乎主要是日方受到极大损失，部分达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17日洋洋得意宣称的“中国扣动经济扳机，日本将倒退20年”。但其实中方也遭受很大隐形损失：即来自于日资企业提供的税收、就业。而这两点正是本届政府最感头痛的经济问题。尤其是今年新增外资正在减少，原有的外资也在相继撤退，温相与下届备位总理李克强为此着急忧心。这种打击的矛头指向谁，非常明显。

第二是既引起中产阶级严重不满，也强化了中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此次反日爱国游行中，中国人无分贫富贵贱，只要拥有日本制造的消费品，从汽车、相机到衣服，无一不成了被“爱国者”抵制销毁的目标。爱国者冲击的日本汽车经销商4S 店，是中国人自家的钱。那滚滚浓烟，烧的大多是中国人的私家财产。青岛4S店老板于9月18日发表“阳光下的暴行！”痛诉其产业在9月15日遭到同胞“砸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暴行。更蹊跷的是，暴行发生期间，虽然工作人员多方联系公安、火警及市长公开热线，但均未得到任何支援，大 火熊熊燃烧三小时之多，无任何职能部门出面协助解决。

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主体是平民子弟。在社会上升通道极其狭窄的中国，他们拥有今天的中产地位来自于多年的辛苦拼搏。平时，他们生活在政治上层的权力压迫与社会底层大规模刑事犯罪的夹缝中，只求安定，政治上趋于保守，害怕与担心社会革命。这次“反日爱国游行”让他们对以底层为主体的革命更是深恶痛绝。这正好应了陈冠中在政治小说《盛世》中的推演：“不是嫌我腐败吗，不是想造反吗，好吧，我不管了，火也不救了，贼也不抓了，然后天下大乱，有人抢劫，有人强奸，有人放火，用不了几天世界就乱成一团，到处流血，伏尸遍地，这下傻了吧？知道我的好了吧？希望我回来吧？回来也行，可你得听话，听不听？你说：听！于是我就天子万年。”

上述两点只是展示了本次反日爱国游行中的部分场景，至于在许多城市都出现的毛左游行，及其几乎一致的口号“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看起来是薄粉，其实更大的可能是幕后操纵者掩人耳目之举。网友赵世伟在微博上描绘了这场大戏:“【钓鱼岛】终日搭台唱大戏，各怀鬼胎施诡计。政治戏，夺权戏，保主戏，阴谋戏，愚民戏，苦肉戏，样板戏…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自标榜竞选场。愚人盲目瞎起哄，天天上街打砸抢，岂知中了连环计，秋后定会大牢去。”

这场政治戏剧中最重要的的主角——军方势力目前还隐身在幕后。钓鱼岛之争其实只是一个军方借以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一个由头。（后文待续）

勇气·人性

很多年前就对诺贝尔和平奖和文学奖没了兴趣。这个曾经具有巨大公信力的奖项被西方那些没有大脑、良心也渐渐在被政治利益权衡所蚕食的左派们糟蹋成一个又一个笑话。所以，这次莫言的获奖我无话可说。当我读到莫言亲口说的一段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后，我也没有说法——这才是莫言。

使我不能淡定的是有人的如此阐释：“莫言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为什么对着国王的仪仗行礼反而需要勇气？也许因为在艰难时代长大的他，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的意味，而这同样需要勇气——战胜自己的骄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像一颗种子从岩石缝里长出来，渐渐长成树，他不会让自己轻易跌下悬崖。”（宋石男《莫言：沉默者的胜利》）

活着的，除了那两千万，谁不是在“艰难时代”里苟活？童叟无欺地苟活。几千年的专制，尤其是把“帝制”修饰成“共和”的近百年，中国大地的上空哪一天不是驯服的皮鞭遮蔽？牺牲尊严、人格、伦理的过程从痛苦变成麻木，从麻木到拱手，从拱手到四肢跪地······正是我们早已被训练成“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就意味着能活下来的动物精神，“鼓舞”着驯服者——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和手段把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打造成世界上最宏伟的“动物庄园”。我们都像狗那样，有家园的只是搭建在主人前庭后院某个角落的狗窝而已，如浮萍，随时会被风遣散或者干脆沉水底。而丧失家园的其生存状态甚至不如一条野狗。这样的国家屁民如果有骄傲，那也和狗有的骄傲差不多，因为主人的骄傲而骄傲地吠叫。说白了，狗有的骄傲也是主人默许的骄傲。狗会战胜自己的骄傲吗？只能是想多争取一些吧？

公平地说，我们有骄傲，而且这种骄傲一直在像流行性病一样无法控制。官对下一级的骄傲，城里人对农民的骄傲，有钱人对赤贫者的骄傲，北京人对全国人的骄傲，高文凭对低学历的骄傲，四肢健全对残疾人的骄傲······我们全指望这种“骄傲”支撑着我们精神不崩溃——在这个罗德为了避免天使被强奸而向恶棍贡献自己女儿们处女之身的“索多玛”国，谁能笃定下一个受害者不是自己呢？这种骄傲说白了，是比纳粹名目还要繁多的种种公然歧视——和纳粹一样的是，这种歧视受到了法律保护，人性中的恶一旦有了法律的含情脉脉，便会在亢奋中疯狂繁殖成葡萄胎；和纳粹不一样的是，这种歧视的背后不是宏大的“理想”而是芸芸众生卑微的心理平衡。

生活中犬儒的莫言肯定有自己的骄傲，但如果他的骄傲是建立在“像一颗种子”幸运地掉落岩缝之中而发芽、生长，兀自成树的话，那不是骄傲的资本——懦夫在他们死前就已经死过很多次了，勇士只有一次死亡。

莫言可以把抄写《延安讲话》的行为当成是一种勇气的体现，但如果我们相信了这位新科诺奖状元的话，我们所有的无耻都可以用“勇气”来装点：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把它说成是圣贤礼仪之邦是勇气；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也是勇气；明明是病入膏肓的政体，我们偏说未政改只是理论准备不足而无大碍更是一种勇气。扯蛋扯得太远，也不怕散黄绝后。

有一点肯定，一个把“勇气”神圣化、污名化的国家，是最无赖最流氓的国家；同样，一个把说谎或者“莫言”装潢成勇气的人，是最可耻的人。前者是后者的土壤，后者是前者堆肥。

这个国家的人“对国王的仪仗队”的行礼早已成了本能，那和真的勇气毫不相干。如果说需要勇气去做的，就是权杖下暂时的幸存者对权力下所有的受害者的怜悯和抱团取暖。所有的种子植根于大地，根与根紧紧相连，成树成林成森林，让“国王仪仗队”迈不开步，让他们惊恐，最后他们必定会因为迷路“羞愧”而死，成为森林的有机养料。

如何免于自相残杀，让驯服者坐收渔利。以下也是一个关于路遇礼仪的故事。

1930年，西蒙·史佩拉传教士每日习惯于长时间地在乡村的田野之中漫步。无论是谁，只要经过他的身边，他就会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问好。其中有个叫米勒的农夫是他每天打招呼的对象之一。当传教士第一次向米勒道早安时，这个农夫只是转过身去，像一块石头般又臭又硬。

在这个小乡镇里，犹太人和当地居民处得并不是太好，成为朋友的更绝无仅有。但这并没有妨碍或打消史佩拉传教士的勇气和爱心。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他持续以温暖的笑容和热情的声音向米勒打招呼。终于有一天，农夫向教士举举帽子示意，脸上也第一次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样的习惯持续了好多年，每天早上，史佩拉都会高声地说：“早安，米勒先生。”那位农夫也会举举帽子，高声地回道：“早安，西蒙先生。”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纳粹党上台为止。史佩拉全家与村中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集合起来送往集中营。

从火车上下来之后，他就站在长长的行列之中，静待发落。在行列的尾端，史佩拉远远地就看出来营区的指挥官拿着指挥棒一会儿向左指，一会儿向右指。他知道发派到左边的就是死路一条，发配到右边的则还有生还机会。他的心脏怦怦跳动着，越靠近那个指挥官，就跳得愈快。他的名字被叫到了，突然之间血液冲上他的脸庞，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后那个指挥官转过身来，两人的目光相遇了。史佩拉静静地朝指挥官说：“早安，米勒先生。”米勒的一双眼睛看起来依然冷酷无情，但听到他的招呼时突然抽动了几秒钟，然后也静静地回道：“早安，西蒙先生。”接着，他举起指挥棒指了指说：“右！”他边喊还边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

“右！”---意味生还。

 你的生还一定是你勇气的结果而不是他人的赐予。勇气首先是一种抵抗。那种把驯服当成是另一种勇气的说法，是为自己成为恶犬合法化的诡辩。遗憾的是，这种无耻早就成了我们生活的“常识”——我们把它叫做“成熟”。让这种“成熟”像蒜薹①一样烂在这块“檀香刑”②肆虐的地里，唯有“良心作证”③下的勇气。像个人那样，“丰乳肥臀”④一般地亭亭玉立，行吗？

勇气的病变意味着人性的泯灭；人性的回归从对权力的蔑视和对同类的尊重开始——这是真正的勇气，也只有这样，才可能让国王的仪仗队只是仪仗而不是行刑前的威慑。

注释：①莫言有小说名为《天堂蒜薹之歌》。

      ②③④均为莫言小说名。

2012-10-13于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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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通篇寫得煽情而ms有理有據，可是，作為一隻立志特立獨行的喵，偶還是會選擇---莫言～！還是覺得他獲獎當之無愧！他就是個大寫的人～！如果喵能選擇人生，也會像他一樣，喵從來都不屑於“道德高尚”，更不屑於販賣道德高尚～！

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垄断的第一枪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Jr. 1858~1919） 这位曾带兵打仗的牛仔，在当了总统后，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反垄断战争。

在“私有产权神圣”观念深入人心的美国，对财富和利润的追求成了推动产业发展的动力，但这种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也带来了不少副作用。托拉斯正是其中之一，这种垄断形式疯狂地掠夺着财富，让许多小企业沦为了金融寡头的牺牲品。

托拉斯（Trust）直译为“商业信托”，是指在一个行业（商品领域）中，通过生产企业间的收购、合并以及托管等等形式，由一家公司兼并、包容、控股大量同行业企业来达到企业一体化目的的垄断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托拉斯企业可以对该行业市场实现垄断，并且通过制定企业内部统一价格等等手段来使企业在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为了有效遏制住托拉斯猖狂的势头，联邦政府也是卯足了劲，终于在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Northern Securities Co. v.United States）一案中打击了大头们垄断的气焰，客观上保护了市场的公平竞争。

美国最初的《反托拉斯法》针对的是铁路垄断。在19世纪后期，美国铁路发展迅速，自然也形成了垄断。铁路巨头们联合在一起制定运输价格，他们一方面给大客户回扣，以保证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方面提高小客户的运费，来弥补回扣带来的损失。这自然引起了小商户的不满，特别是本身就弱小的农民们，高昂的运输费用让他们很难承受。在民众的压力下，政府开始取证调查铁路部门定价的猫腻，但由于当时法律禁止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议员们只得通过国会立法才能打开反垄断的大门。
在这个背景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出炉了，根据宪法授予国会的管制州际商务的权力，该法规定任何限制州际商务和对外贸易的垄断和阴谋垄断的商业契约、行为和联盟都是违法的。它也宣示了美国的一个基本国策：维持公平的市场竞争。
法律是有了，但执行就是另一回事了。尤其悲剧的是1895年的美国诉奈特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E. C. Knight），最高法院判决认为：控制了全国95%白糖生产的糖业托拉斯的合并是在宾西法尼亚州进行的，没有直接涉及州际商务，从而不属于联邦政府管辖范围。这一判决沉重打击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也让小企业主们心寒不已。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们需要一个吹响反托拉斯号角的人，是的，他便是新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这位写过书打过仗做过基层干部的年轻总统是一个重视公众利益，热衷于改革的家伙。他十分痛恨市场上的垄断行为，于是把矛头指向了铁路巨头，这也正是这回案子的主角：北方证券公司。

“我们正面临着财产对人类福利的新看法。有人错误地认为，一切人权同利润相比都是次要的。现在，这样的人必须给那些维护人类福利的人民让步了。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要服从社会的整体权利，按公共福利的要求来规定使用到什么程度。” ——西奥多·罗斯福

北方证券公司（the 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是摩根牵头把当时的两大铁路大王希尔（James.J.Hill）和哈里曼（E.H.Harriman）控制的铁路整合起来成立的超级托拉斯。它使得摩根，洛克菲勒，希尔和哈里曼这些巨头们共同掌握了美国西北部的所有铁路，从而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下，罗斯福总统看不下去了，如果放任这样的行为，整个美国的铁路都可能被少数人控制，这显然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于是他决心对铁路垄断宣战。1902年，司法部长诺克斯（Philander Knox）宣布北方证券公司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决定对其进行调查与控告，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在明尼苏达州的地方法院和为了审理垄断案专门设立的三法官地区法院中双方达成了一比一平，最终还是要靠最高法院来决出胜负。
此时，罗斯福在全国各地奔走演讲，揭露非法垄断带来的危害，试图让民众意识到自身利益与垄断利益的水火不相容。

“我们划定反对行为不端的界限，但并不反对财富……我相信那些阻止和损害竞争的垄断和不仁不义的歧视……以及托拉斯机构中有害于州际商务的其它弊端，都能够通过国会调节商业的权力加以制止……各级法院……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充当了反动势力的代理人，它们作出许多互相矛盾的、但总的来说是与人民利益相敌对的判决，从而把国家和各州都弄得几乎软弱无力，不能对付那些大企业组合。” ——西奥多·罗斯福

1903年，最高法院中控辩双方的激烈争论纠结于两点：

一，北方证券公司是否限制或密谋(Conspiracy)限制州际商务或者竞争；

二，权力庞大的垄断是否摧毁了其他人的权利。
北方证券公司一方强调的是个人产权的神圣性，公司有合法执照，法人权利与自然人相同，因此可以自由处置财产。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行使宪法赋予的合法权利，而不是限制州际商务和竞争。从这个角度，它质疑了反托拉斯法的合宪性。

诺克斯则强调北方证券公司的行为是破坏竞争的，是利用财富为所欲为。
最终最高法院给出的结果是5比4，政府一方险胜。
针对反托拉斯法损害契约自由的论调，曾在奈特案中投出唯一反对票的哈伦大法官（Marshall Harlan,1877-1911年任职）指出契约自由不代表一个公司或一群人可以蔑视国家意愿，个人争取和保有财产的一般性自然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管制。他最后宣布：新泽西州给予北方证券营业特许的作法妨碍了联邦国会行使其管制州际商务的宪法权力，因此无效，北方证券公司必须解散。

“宪法对契约自由的保证，并不禁止国会为那些从事州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公司制订自由竞争的规则。……国会有权通过反托拉斯法。” ——哈伦大法官

反方代表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902－1932年任职）也表达了他的异议，他认为，保护竞争可以成为一种希望和诉求，但不能成为一项法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保护竞争为理由禁止专断在他看来逻辑上站不住脚。霍姆斯本人也相信资本主义必然会发展到一个以组合和集中为主导的规模经济阶段，《反托拉斯法》根本上就是阻挡历史发展的。

无论世人如何争论，案件总算尘埃落定，也给日后的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联邦政府从此获得了监管大公司的权力，开始和商业大佬们进行长久的抗衡，老罗斯福也利用这一武器继续对各种垄断宣战。后来美孚石油公司的肢解，AT&T的拆分，乃至微软差点被拆分，都始于这次意义重大的判决。它传达着美国宪政观念中对一家独大的天然警惕。既然政府权力过大会导致腐败，那么工商界的权力过大同样也会导致经济上的腐败。在这里，权力之间的抗衡再一次显现出功效，政府与公司成了角力的两方。最终结果还是值得称道的，政府限制垄断，不仅维护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也为美国层出不穷的创新创造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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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個月開始，兲朝在瘋狂放貸不利的情況下，又忌憚地方債務的“堰塞湖”，於是全朝各地突然湧現出N多投資理財的“信託”項目～

問題是信託了的地方財政基建項目就有保證了么？！連這個廟堂發行的紅票子都在風雨飄搖了，信託又如何呢？！

還是要相信謝國忠本次的烏鴉嘴：冬天來了要留現鈔哦～～～！

权威主义中国对外政策的变与不变

存在感与日俱增，中国外交重新定位
亚洲太平洋的地区形势可谓瞬息万变。美国一转将中国拉入国际社会的“接触（engagement）” 战略，遏制中国崛起的姿态日渐突出，对此，我们可以透过去年秋天美国宣布 “回归亚洲”而略见一瞥。美国在经济上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军事上，加强了与亚洲同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以美国的这种外交攻势为背景，给人的印象是美中争夺地区影响力的抗争逐年升温，愈演愈烈。
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了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一跃位居美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二名。而迈向经济大国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却自2005年之后屡屡传出不和谐音符。其中与菲律宾、越南围绕南海主权的对立尤为激烈。在东海，2010年9月，尖阁列岛海域（中文名钓鱼岛海域）发生了中国渔船冲撞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事件，致使一时好转的日中双方的国民感情一下跌到了谷底。在黄海，中韩两国围绕海洋主权问题的对立也僵持不下。不仅如此，2011年9月，与中国一直关系良好的缅甸政府突然宣布暂停密松大坝的建设。
区域形势的变化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外政策。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存在感与日俱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此前采用了怎样的对外政策、现在又作了怎样的选择这类问题的理解，已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碎片化的权威主义体制”这个说法由来已久，而时至今日，中国国内越发多样化的利益群体，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参与到对外政策决策中来。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行了30余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有10年，如今，权威主义体制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本文将以上述背景为前提，分析2012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1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和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上的讨论，同时对照迄今的对外政策，尝试梳理出国内外压力下中国对外政策的方向性与特征。

全国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所明确的对外政策

2012年3月3日至13日，政治协商会议第11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至14日，第11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同一时期，各个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地方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也纷纷在各地召开。
对于这两个会议，日本和美国的媒体主要将报道的焦点对准了军费的增加、2012年经济增长率目标从2011年的8%降低至7.5%、以及有关下一届共产党领导层人选之一的薄熙来的去留问题，而对于会期中讨论的中国对外政策则未给予太多关注。然而，两会上提及的对外战略，是在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政策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恶化导致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变得更加严峻之后，中国政府首次发表的施政方针，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像往年一样，在全国人大的开幕式上，温家宝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会中，外交部长杨洁篪、商务部长陈德铭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主要部门负责人还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政府活动报告和记者会上明确的对外政策中，有以下4点特别值得注意。
（1）2012年度的国防费用与上一年度相比增加了11.2%，新增6702亿7400万元（约合8万7000亿日元）。
（2）将对外政策概括为：“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与各国合作，促进有关于全球治理工作的改革，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重视以G20（20国集团）为代表的多边协议平台，促进国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推进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地区一体化等，这些战略性的进展也得到了明确。
（3）呼吁必须加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管理以及确保海外中国人安全。
（4）会议期间，“全国海岛保护规划”得到国务院批准并付诸实施。

出席全国人大的温家宝总理（右）与胡锦涛主席（2012年3月14日，图片： Mark Rarlston／AFP，时事）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出台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沿袭了以往的政策，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政策变动。杨洁篪外交部长在去年年底回顾2011年外交时总结道：“推进国际体制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稳定与主要大国的关系，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中国在西亚及北非的国家利益，为公共外交做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可见，此次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按照去年对外方针的形式提出来的。近年来，中国扮演了世界经济牵引力的角色；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加强与世界多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关系，不断谋求提升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欲通过延续迄今的外交战略来应对美国的外交攻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十分自然的趋势。
另一方面，周边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中国政府认为中美关系的对立越发明显，崛起的中国将会遭遇更大的阻力。从这种认识出发，中国政府更加强调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此外，还提出了维护中国在海外的经济权益这一全新而紧迫的课题。
在避免摩擦，运筹帷幄的同时，中国意欲通过加强与多个地区和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发挥在国际热点议题和多边协议平台上的领导能力，提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作为外交政策的课题，中国政府最近十分重视确保安全主权、经济合作、公共外交、保护海外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等问题。

外交原则与“核心利益”的暧昧性

权威主义体制下的中国，中央领导层有关对外政策的方针是最为重要的。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却未根本转变对外战略，其原因就在于中央的外交原则没有改变。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交一贯要服务于经济发展。但是，到了2006年前后，在中国国家利益的表述上，除了历来的经济发展，又新加了“国家主权、安全”这两项内容。在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讲道：“中国的外交应当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而发挥作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海洋权益”这类词句原本是海军和国家海洋局在政策文件上使用的，而在2006年以后，外交也被赋予了这种的作用，此可谓是一个政策性转变。今年3月“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的实施，也可称是这个政策性改变的延伸。
中国政府从未明确地阐述过本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虽然“主权、安全、发展”被定为外交原则，但却十分暧昧。为此，在国外引发了很多疑问。《纽约时报》在2010年3月报道称，中国的高官在非公开场合说“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其后，美国学者迈克尔·斯温（Michael D. Swaine）否定了《纽约时报》的报道。但因《纽约时报》的报道，国际社会对“何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大大提高。
以回应国外疑问的形式，《环球时报》（2011年8月）论述道，发展之路、台湾、西藏这三项正是中国的核心利益。2011年9月6日发布的政府白皮书中，列举了“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的政治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这六项核心利益。2012年1月17日的《人民日报》更是将尖阁列岛（钓鱼岛的日本称呼——译注）列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最终，对于“中国的核心利益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依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至今众说纷纭。

多样化外交政策的利弊与主张

另一方面，中国外交原则中的暧昧性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和实施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多样化多层次的对外政策与海洋主权问题

从建国初期开始，中国的政策立案机制就分为两个层面。中央领导层负责决定国家的对外战略原则、基本方针，以及重大问题的对外政策；而制定和管理执行日常具体政策，则属于各部委、各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涉及有关对外政策方面，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解释外交原则并努力推进各自的对外政策，因此中国国内实施的对外政策是多样化和多层次的。
海洋主权问题是展示中国对外政策多样性的一个典型实例。自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被作为国家利益提出以后，中国与相关国家间围绕海洋主权问题发生的摩擦急剧增多。拿最近发生的事件来说，据称2011年3月，菲律宾包租的一艘调查船遭到中国巡视船的妨碍，同年5月，越南探测船的调查用光缆被中国的巡视船切断。2012年3月16日，中国的两艘海监船“海监50”“海监66”在尖阁列岛（钓鱼岛的日本称呼——译注）附近巡视，并在日本的毗连区内航行，使日中间的摩擦再次表面化。在上述强硬姿态之外，还可以透视到中国的另一面，即摸索在有争议地区进行共同开发，以及探讨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2010年末起，在事务层面开启了关于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协议，并成立了联合工作组。2011年11月举行的东盟（ASEAN）与中国的会谈上，温家宝总理呼吁扩大务实合作，倡议成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并表示中方愿意出资30亿元（约合360亿日元）。

声张对外政策利益的平台：全国人大与政协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是摆设用的“花瓶”，全国人大是“橡皮图章”——就像这两句话讽刺的那样，公众普遍认为全国人大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程序中均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但是，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政策决定过程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代表和委员是从各个行业和行政机关中选出的，他们的工资也由所在单位或政府支付。他们既是国民的代表，也是所属组织的代表，在这样的“双重身份”制度下，代表和委员们很容易成为利益代言人。加之这2个会议是中国国内十分重要的会议，近年来中国媒体对会议的报道也十分火爆。于是，尽管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的提案目前还难以直接体现并转化为实际法律或政府的政策，但两会已化为各个部委、地方政府、企业乃至非政府组织角逐政策主张的舞台，成了代表们为实现各种政策而进行舆论造势的绝好机会。3月份的各地方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也是如此。
现行对外政策的“受益者”成了对外政策强有力的推进派，极力维护现行对外政策。政协委员、人民解放军中将孔瑛和政协委员、海军少将尹卓等人在国内媒体上表示强烈赞同扩张军费。他们强调中国幅员辽阔、海岸线绵长的角度，强调更新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武器装备和提高军人生活水平的必要性，认为中国的国防费用还远远不够。
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提议，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应当设立国家海岸警备队、增设南海特别行政区，并发表南海白皮书等等。
海南省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因为南海的开发强烈关系到自身的发展。海南省政协委员、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提倡开发南海的有争议海域；海南省人大代表、海南省海洋渔业厅厅长赵中社主张，包括油田、旅游、渔业等在内，应努力将海南省打造成南海开发的基地，；海南省人大代表、海南省长蒋定之强调了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呼吁加强石油开发、渔业、海洋法律的执行等。

新的观点主张层出不穷

那些之前与重要对外政策毫无关联的部门，为了在政策中获得切身利益，也开始积极地发表意见。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认为，林业是提升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能够为公共外交做出贡献，主张应该将林业纳入对外援助项目之中。
那些在网络上饱受抨击的部门也利用媒体报道来全力制造舆论。2011年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幼儿园接送儿童的校车与卡车发生正面相撞，导致21人死亡。这件事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与其对外援助，不如优先本国的发展，应该实施与国家实力相符的援助这种论调日益高涨。为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极力反驳，强调对外援助是中国企业的入场券，它还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3月5日、图片：Adrian Bradshaw／EPA・时事）

以苏丹的中国人绑架事件为代表，海外接二连三地发生的中国人遭绑架事件。利比亚政变也导致的3万多中国人的大规模撤离行动。为此，使维护海外中国企业、中国人的安全与权益也开始成为政府的外交课题。此次两会期间与此相关的新的提案也被提了出来。政治协商会议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心的研究员韩方明强烈主张，中国应该模仿美国黑水保安公司（Blackwater USA），认可中国的保安公司走向海外。另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总经理马宗林、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万季飞等人呼吁，应当建立国家级预警机制并整顿立法。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每年接到的议案、提案超过万件，但它们当中只有极少数能够反映到现实的政策之中。不过，围绕这些提案所做的两会报道，在创造舆论以拥护对外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讨论，但不决定”使对外政策僵化

中国已不再是整体划一的社会，涉及到对外政策时，地方、各部门乃至学者也都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最近20年间，中国的决策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权威主义体制下，中央领导层的政策方针在左右对外政策方面依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央政策方针的暧昧性、具体政策决定交由各部委负责。这种中国式的政策决定方式，产生出多样化的、时而是互相矛盾的对外政策。
既得利益阶层的出现，更使得中央层次上的利益难以调整。在很多场合，中国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中央政策，一直处于一种所谓的“讨论，但不决定”的状态之中。于是，以现行外交政策的“受益者”为中心，存在着一些强烈拥护并推进现行对外政策的部委和地方政府。“特殊利益集团”一词，是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时首次提出的。既得利益阶层割裂了国家的政策，阻碍了中国增长模式的结构性转变。这样的现象不仅限于国内政策，对外政策中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日趋僵化。
目前，中国政府正沿袭既有的对外政策方针，避免对外摩擦，提升在多边协议场合的话语权，并试图通过促进经济关系和经济合作来扩大影响力。这样的对外政策若要取得成效，就必须在强有力的政治决断之下向国内外展示明确的政策远景，果断进行国内的利益调整。同时，提高政治体制的透明度、引进行政监督机能等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也迫在眉睫。
标题背景图：Adrian Bradshaw／EPA・时事

【专业控】辉格：“粮食武器”是中国人的杞人忧天

今年的APEC高峰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在东道国俄罗斯为会议安排的几个议题中，包括了粮食安全这个老话题；近几年受多国生物燃料政策和一些地区自然灾害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较大，像乌克兰这样的传统粮食出口大国，时而还采取一些愚蠢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似乎构成俄罗斯提出这个话题的背景。

粮食市场的另一大背景因素，是新兴国家的农业转型和国际化，扩大了国际市场的规模和单一化程度，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正在迅速卷入国际粮食市场，这一过程还要十几二十年才能完成，而且紧接着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也必将亦步亦趋重复这个过程。

相比传统本地化农业和分割市场，这种单一化和同步化的趋势有加剧波动的倾向，因为传统市场中，价格信号传导较慢，且处处受交通、交易费用和制度等等壁垒的阻碍，而且家庭农户的资源配置对价格信号的反应也较为迟缓。

不过，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形成，同时也增强了生产和消费者对价格波动的适应能力；因为大型市场能够发展出更多形式更灵活的合约结构和金融工具，帮助生产者提前锁定价格、控制和转移风险，将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从农户转移到合约收购商、具备风险抵御能力的大型下游厂商、以及愿意承担风险的投机者那里。

这样，尽管二级市场粮价波动有时会很剧烈，但一个更丰厚灵活的中间市场将更有能力吸收这一波动，最终消费者所面临的制成食品会有一个相对平稳的价格；消费者对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更多的将建立在消费选择的多样化之上，与传统市场相比，今天消费者可选的食品种类已极大扩展了。

对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价格普遍上涨，选择多样化当然也无济于事，但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抵御粮食生产的特性所造成的价格波动，比如农产品市场最常见的以两个生产季为周期的蛛网式波动：今年猪肉价高好卖，明年多养猪，结果价格大跌，赔本，杀母猪……如此循环往复。

无论是蛛网波动还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波动，都是品种独立的，猪肉和鸡肉不会同步波动，这样，消费者便可以在猪肉涨价的年份多吃鸡肉，实际上，平时留心菜价的人都会发现，无论肉类、蔬菜还是水果，每年都会有几个品种价格奇低，只须将食谱配置稍稍向它们倾斜一下，便可在价格波动形势下维持消费水平而不突破预算。

肯定有人会说，消费习惯很难改变，对于爱吃猪肉的人，猪肉是“刚性需求”，这种所谓刚性需求，不如说是对价格不敏感，明明存在替代选择的情况下，仍宁愿忍受高价而坚持吃猪肉，其实不过是表明了他对价格上涨的抵御能力很强、是幸运的富裕人士而已，换作勉强吃得起肉、营养还常常不足的穷人，是不会如此坚持的，这些富人显然没有理由要求政府用粮食安全政策来支持他们的偏好。

过去三十年来，食品供给的极大充裕和消费选择的高度多样化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叫做“粮食安全”的话，舍此无他，而这全赖于自由贸易和大规模市场的分工合作体系，先是全国单一市场的形成，然后过去十多年又融入国际市场；正是因为市场的高效率，让各国无聊政客们可以整天挖空心思琢磨怎么阻止外国商人把粮食送进来，这分明显示了，如今粮食供给早已不再是个问题，怎么拒绝粮食供给才是个问题！

肯定有人又会问，万一哪天外国切断粮食供给怎么办？这是个虚幻的问题，在当今国际政治伦理下，没有一个有能力这么做的大国的政治家胆敢对另一个国家实施粮食禁运，他若真的这么做，马上会失去国际和国内支持，那时候，他恐怕不得不向全世界宣战才能实施这一禁运；实际上，这些大国无论在对一个国家实施制裁、禁运、甚至发动战争时，如何确保对方的粮食供应，不发生饥荒，是他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之一。

退一步讲，大国若真有能力和道德胆量对你实施粮食禁运，他同样也会有能力和道德胆量对你实施石油禁运，而离开石油所支撑的能源、生产和运输体系，粮食安全恐怕也保证不了，照样会饿死人，那么，是不是也要提高能源自给率来确保能源安全？照此推算下去，化肥、农药、药品、机械、通信，又有哪些不需要自给自足？

今天，我们的整个产业体系早已融入了全球分工交换和资源配置网络，一旦脱离，绝大部分资源都将处于无效率配置状态，各产业要么效率大大下降，要么其产出国内根本用不着，这种情况下，不发生大灾难是不可能的，所以，除非现在就下决心脱离全球市场，否则单独考虑粮食安全就是无用的多余设计。

（文章原标题为《自由市场是粮食安全的最佳保障》）

赵国锋：中国企业的税太多 软环境很差

在税的问题上，国家应该进行比较，到底是中国的企业税多不多呢？从我自己的判断，中国的企业税是比较多的。
和讯网消息 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9月11-13日在天津举行，和讯网9月10日在南开大学举办以“打开永久变革之门——请为民企临时工转正”为主题的沙龙活动，天津久日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国锋表示，在税的问题上，国家应该进行比较，到底是中国的企业税多不多呢？从我自己的判断，中国的企业税是比较多的。所以，首先要从税上做做文章。同时，企业经营面临的软环境很差。
以下为文字实录：
赵国锋：因为会议昨天临时通知我，我也没有时间，中午正好有机会就过来了。因为我是南大的老师，我现在同时也在教书和带学生。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讲讲这个题目。当然这个题目也是比较大的，当然从我个人讲也算有一点儿体会。因为我在学校当老师的同时参与产业，从1998年开始涉足产业到今天公司做到一定规模，上周五我们公司成为全国首次6家新三板上市公司之一，我也是周五在北京正式敲钟，报纸上也有报道。
我们公司发展过程中，我自己也有很多感触。刚才讲到民营企业，确实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作为一个创业者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时候，靠自己打拼，遇到的困难肯定很多。所以，我想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创业过程都经历了比较痛苦的过程。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要讲经历的话，写几本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作为我本人来讲也是这样的。
今天关于企业家的这个问题，作为企业家来看，现在民营企业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感受到税收的问题。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算过一笔账。一个企业家交税，有所得税，当然所得税从原来的30%多现在降到25%，还有增值税，17%的增值税是很大的，比如说你算一百万，你交增值税并不是交17%的增值税，因为很多进项税是没有的，所以你交的税远超过17%。你交完以后，在你形成利润以后，这一百万还要再交25%的所得税，还有民营企业的个人收入还要再交20%的所得税，所以你赚一百万真正分到个人手上的很少。所以，这些年来，包括我本人的创业，都是往里投钱，回报很少。所以，我们企业家大量在交税，给社会做了贡献，去年我们企业就交了1000多万。所以，我觉得税的问题上，国家应该进行比较，到底是中国的企业税多不多呢？从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中国的企业税是比较多的。所以，首先要从税上做。
第二，企业的经营环境。我刚才和大家交流的时候讲了，现在企业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营环境，因为现在社会的发展确实在社会风气等很多方面都有很多不正常的方面。那么企业家面临的各界资源，包括社会资源都很少，包括和政府各界打交道都处于劣势，所以经营环境上企业家面临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很多精力花在和经营无关的方方面面，让企业家承担了很多的成本。这里不展开讲了，软环境很差，所以我觉得企业家经历的压力，只有创业的人都会知道，我想在座的几位都会知道。
第三，我觉得国家的政策现在从“新36条”出台以后，肯定也在探讨在当今中国社会上，经济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我觉得现在通过这两天我们公司新三板上市一个多月，我们也和相关领导和证监会的同志沟通，也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产业转型的地步。我们感觉到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到现在，中国经济是不是还要靠传统的产业呢，比如说靠房地产、钢铁、基础设施来打动中国经济呢？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到了产业转型了，中国现在不能只依靠传统产业，应该依靠高科技。所以，我觉得新三板的开启，对产业转型注入了兴奋剂。我觉得现在中国高科(600730,股吧)技发展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的问题。因为它没有能力去贷款，也没有很多抵押物到银行抵押，那么政府的支持、包括贷款的担保都很少。所以，更多要靠资本结合，靠资本市场，提出科技加金融的思路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新三板开启以后，给我们中小企业提出了在资本市场另外一条融资渠道，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国家在大的层面上也在这方面转型，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也在加紧进行。我先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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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腫麼把大實話說出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