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与中国改革

三十年与一百年

鲁南 

        今岁已发生的，足以使这年份在史上留下特殊印记。而回溯三十年前、以至一百年前，拂去尘埃，阅见真容，不禁让人深思吾国道路之曲折。

         

        三十年前，改革风潮起，禁区始被突破，国家本位渐趋松动。

         

        三十年中，不乏波折，但已渐行渐远，不可逆性日益增强。

         

        三十年后，回首以望，人们发现，改革开放史中的经验在于回归一个常识：国家是为民众之福祉而存在，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国家可以有变迁，但每个个体的自由和福祉却作为价值标尺而在人类社会长存。而教训则在于这一常识仍不时被遮蔽，个体权利的享有和保障仍很不足。这一常识，属于“普世（或称‘普适’）价值”。

         

        今日之普世价值是人类对过去数千年的种种错误和愚昧价值的总结，是无数的思想者在野蛮和杀戮中学习到的成果，是人类吸取血与火的惨痛教训所形成。今日普世价值形诸于文字的直接表述包括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两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与普世价值相关的还有普世经验、普世道理。

         

        例如，权力需要监督与制约，就是普世经验；

         

        权力不能集中，需要拆分，也是普世经验；

         

        公民权利是要靠博弈和斗争而获取，这是普世道理；

         

        ……

         

        改革开放三十年，本是逐渐融入国际主流，吸纳普世价值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之波折，在意识形态层面，多源于对普世价值的拒斥。在一些人眼里，人首先不是人类之一员，而是以群分，这个“群”，或曰“阶级”，或曰“民族”，……。并且，这些人认为，人的群之间差别之大，大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差别，以至不存在基于全人类而言的普世价值。以这种逻辑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否认人作为人的存在。

         

        拒绝和否定普世价值的缘由多样。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大陆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有了经济增长“政绩”，许多人就趾高气扬，自认为政治制度、政策决定正确无疑。这种自大症患者对存在根本缺陷的一些制度，不思改革，或者仅仅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裱糊式“改革”，导致根本性的制度问题积重难返。如不加以及时医治，这种自大症可能会病入膏肓，造成系统性损害。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不只是义理之争，更关涉每个公民切身的权益，还关涉宏大现实问题的解决。例如，两岸最终能否和平统一，将决定于两岸人民是否认同于普适价值、普适文明，或者说是否对“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有着共同的认知。

         

        不言而喻，三十年的既有成就并不意味着既有道路和模式的可持续性。关键领域的变革乏力，已成公开的事实。如何改变改革的疲顿局面，首先需要做的可能是重拾风潮乍起时“不能遗忘的思想”。

         

        紧迫的事情还有教育。三十年了，教育远未达到“好的教育”，仍未跳出训练和宣传的窠臼。在这种教育下，若受教育者不进行教科书和课堂之外的重新学习、不寻求宣传之外的自主思考，在面对宏伟的建筑、盛大的阅兵、冠冕的讲话、堂皇的文告以及严密的组织、高超的效率时，就以为它们与独裁政体存在必然联系，就仍然掌握不了善于盘诘的自由的智慧――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而“在独裁政府的眼光里，自由的智慧或智慧的自由是最大的敌人”。独裁政府所需要的教育，是“听话的教育”，是培养出“对上专会顺从，对下专事凌暴”双重人格的教育。这又是普世教训。

         

        还有政治透明。透明性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之一。三十年了，透明政府的建设步履维艰，近日实施的一部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重又引起人们对政府透明度、公民知情权的期许。这部《条例》实施已五十余天，但从实践来看，各级政府离公开透明政府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书面上的法律要成为现实中的法律，尚需各方付出艰苦细致的努力。各级政府需明晰“信息公开就是全程公开”、“公开过程比公布结果更重要”的基本法理，以免沦为“处断公告”而非“信息公开”。各位公民需以行动来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知情权，以督促政府。

         

        事实是，公民的行动已上路：

         

        北大教授申请公开高速公路收费信息；

         

        清华学者申请公开汶川地震烈度信息；

         

        学者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公开华南虎照信息；

         

        ……

         

        而政府似乎连行囊也未备好。人们期待着政府快些出发。

         

        三十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回溯一百年前，人们会有似曾相识之感。

         

        一百年前，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迈出立宪的脚步。但不出三年，革命风暴骤紧，立宪即告破产。其中，“皇族内阁”的登台，不啻为对清王室的重重一击。殷鉴不远，个中因缘，耐人寻味，也当记取。而今立宪之路走过百年，宪政却仍迢迢。

         

        再往前追溯十年，戊戌之年，又一个重要关头，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人们发现思想与路径之歧、老大帝国转型之艰。渐进还是激进，这一宏大而又紧要的命题，在当时实已突显，此后延宕百年，多少血雨腥风，何堪回首。吾古老大国之现代化，非巨大耐心和持久毅力不足以推动！

         

        历史之课，不可谓不沉重，而其中的经验教训，今人是否深省牢记，仍存疑问。因为诸多被遮蔽的人和事，尚待还原。

         

        幸好，又有一位历经百年沧桑的老者，在进行着这样的还原历史的努力。而他在晚年所展现出的乐观，则让人感慨。他相信：“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方向都是一样的，方向一定是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道路。”

         

        也是在一百多年前，欧洲的一位智者，以其洞察力做出预见力惊人的政治预言。这位智者为意大利政治学者莫斯卡，他在1896年的著作中说：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取缔私有财产不仅不会带来财富的增长，而且也不会带来更高程度的社会正义、更多的友爱和相互理解，也不会更好地维护弱者的利益，减少强者的不当行为。他在1926年又说：或许到2000年……俄罗斯自己会重新确立土地和资本的私有权。

         

        这位学者还做出如下警告：“官僚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的全方位控制将是灾难性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充分的例证。”因此，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是个危险信号。

         

        这位学者对政治改革的论述是：“一个政治机制要取得进步，……世俗权力的行使不得被赋予任何神圣性和永恒性。”

         

        发人深思。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中時電子報 | 陸經濟回神 將打消降息預測

  　彭博社調查顯示，中國大陸經濟逐漸好轉，或將足以促使大陸領導人打消下調利率與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的念頭，而直到上月分析師原本還預測大陸將降息。
  　彭博社18-22日所作的調查中值顯示，大陸人民銀行年底前料將維持指標1年期放款利率在6%，反觀，先前分析師原本預測人行將降息一碼（0.25個百分點）。
  　彭博社調查顯示，大陸今年可能下調存準率半個百分點，相較9月原估將下調整整一個百分點。
  　大陸官方數據顯示，9月工業生產與零售銷售加速，大陸總理溫家寶指出，即使經濟成長連續7季減速，大陸經濟將持續展現「正面變化」。
  　大陸已連3個月暫停鬆綁政策，大陸若繼續暫停降息，將與美、日相繼加碼寬鬆，以及南韓、澳洲與巴西陸續宣布降息有如天差地別。
  　華寶信託駐上海經濟家聶文指出：「受惠之前的政策鬆綁，大陸經濟成長逐漸回穩，動能也回升，加上通膨與房價反彈疑慮，換言之，年底前大陸降息窗口已關閉。」聶文如今改口，由原本預測大陸今年將降息1次，改為按兵不動。
  　聶文認為，大陸第3季經濟已然觸底，第4季有望呈現「溫和反彈」，成長率將介在7.6%-7.7%。
  　聶文指出，年底前通膨率可能攀抵2.5%，明年第1季將升抵3%。
  　今年7-9月大陸經濟成長7.4%，9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1.9%。
  　彭博社訪查25名經濟家，其中5人預測大陸第4季將降息1次，其餘預測將不至降息。彭博社9月的調查則顯示，25名受訪經濟家中，有多達15人預測大陸至少將降息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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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相信斯巴達之前的維穩控制和數據～實體經濟一天不穩定觸底回彈，就不會有兲朝經濟觸底的可能性！

人民币继续升值的话，对经济损害的程度可能进一步加大

上个月初在谈，月底将调整部分出口商品的退税率，从15到17

月底过去了，退税没有变化，但是人民币从6.38到了现在的6.25.已经实际抵消了原本想通过退税来补贴出口的2%
不调退税是对了，现在关键是外部没有需求，而不是你价格贵

但是继续升值的话

价格优势也将荡然无存
另外，人民币的继续升值，将加快制造也的回流。

首先外资当年投资的固定资产，在人民币升值后将利润更大化，换回更加多的他国的本币

其次，外资企业的用人成本将超过的他们在本国雇佣人的成本，到时候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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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拿钱走人
你知道的太多了
那是肯定的,所以振甫千方百计想让人民币贬值,可是美帝就是不放….罗目泥都叫嚣成那样了,上台还了得
美国干爹不准，政府唯诺
产业结构没有很好的抓住机遇调整

其实国内的产业附加值太低了

关键一点是 很多有头脑搞创新的 因为没有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 而远走他国

所以何来转型一说

说到底 没有剥削劳动力 就是完蛋

靠那些 地产压根没戏

从股票指数来看 国内百姓没钱投入 但国外投行 基金不是傻子啊

M2超量表现

下届政府 很值得期待
贬值才会大，房价跌了中国崩溃。人民币升值，地产不会崩溃。
这不是时机问题,而是能力问题,你不可能要求一个长期窝床上的人,突然跳起来跑个9秒7,哪怕19秒7都难.所有纵然有无数机遇只能放走. 对于这样的境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时间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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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届政府如果是左派，那还是没戏。

另外，现在的政府和民间处于《旧制度和革命》中所写的状态，大家都讥讽旧制度需要改革，其实很多人包括上层，都要所谓的变革，其实变革了无非为他们套利。有名左实右的美元套利者，也有叶利钦。将来会是一个金融寡头的时代，不出10年，所有的垄断国企都会变成民企。大家看好。
认为中国可以有其他产业替代房地产的人，实在是智商太低，不适合在中国呆了，因为接下去你会很痛苦
中国官方的套利者，用隐含的方式放水，其实要造成未来的人民币贬值，今年M2才14.8%，可是金融总资产的放水量达到了18%-20%。这些水都已经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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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自由派来说，任何物品都可以成为通货，只要他能符合通货的特性。于是，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种通货，有必要维持稳定的币值。所以，经济自由派认为，当前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名义上的通胀。但是，国家和国家，币值和币值之间是有竞争的。如果一种货币贬值到没人选择，人民就会去选择另一种，而那种货币的主导方，就会得利。

比如说，房地产升值，其实是人民抛弃了人民币，选择了地产，所以政府卖地部门得利。如果，有一天，地产和人民币都贬值了，人民选择了美元。。。那么美国就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就完蛋。

所以，人民币升值，和地产升值，从表面上看，外贸似乎受损了。但是中国的资产都强大了。对人民是有利的。

而且，中国的大贪官和美国的企业手中有大量的美元现金，规模在6万亿-9万亿。如果人民币升值和地产继续升值，对他们是致命打击。反之，如果人民币和地产崩溃，那些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中国的美元套利者，叶利钦，就会大肆收购中国的资产，未来，就是这些金融寡头的。
这只是理论而已,但有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汇率自由么? 资本流动自由么? 人民选择美元你认为实际么? 中国依旧是装在玻璃瓶子里的世界,出口只有一个,还受控制. 人民币对内贬值是长期趋势因为盈余在不断增加,如果盈余减少,在目前结构下基本就是对外升值太快.所以美帝如果任由人民币对外贬值,境内固定资产价格会更高.至于短期趋势,人民币对内贬值是为了刺激生产,提高就业. 为什么以前每次放水都流到房价,也是因为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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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这里不讨论

但是人民币升值，不见得对人民有利

外贸受损是实际的，但是人民币一路向北的升值，将加大中国的各项成本，包括外资企业在这里的用人成本，当外资集体撤退的时候，

这部分劳动力丧失了工作机会，丧失了还贷能力。后果很严重
就是这样的,现在调控就是一个2难境地,不放水吧,增长不保,就业不保,稳定不保,放水吧,CPI不保. 国际环境也是如此, 美元QE3增发,也就是降低了人民币试图通过增发来自我贬值刺激出口的效果. 现在输入性通胀都很高,这就降低了自我贬值刺激出口的效果,美帝大大的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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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有得好升了，目标对美元5：1
谢谢，我换更多的美元。

等中国成为粮食出口大国的时候，国内大米飞涨。
1：5 还么等看到

很多白领就失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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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有大贪官，他们手里的美圆，你以为会简单的躺在人民银行的帐号里？

早就转移出去，所以人民币的升值对转移出去的那部分钱，没有任何影响，相反，他们继续贪到的钱，再转出去时，反而更加多了
人民币升值，地产怎么可能也是继续升值？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以这个货币计价的资产贬值。兄弟你的逻辑有点问题，再组织一下，不过看来，老刘的书你看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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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届的目标是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

我现在也正在积极寻找类似iPhone这种热销的工业品。

美国自从帮助中国成功扳倒那四个人后，就决心把中国变成西方产品的倾销地，目前已经在婴儿用品如奶粉，药品，化妆品等零售领域成功开展。某些化工品，我们国内的报价甚至不比瑞士便宜许多了。而更多的东西，我们造都造不出来。

到时候，美元就成为抢手货，而人民币，大概地产商可以抱着一起生火取暖。股市会创新低，p民将在高呼中别人的武器。
到底是市场主导还是商品主导? 西方是一个国家还是所有除中国以外的国家? 在境内依旧使用人民币结算还是美元结算? 国内生产是否长期看不到出头之日? 我觉得持有美元,考虑到起流动性最多是资产池中的一种,所有货币相对资产都是长期贬值的.
政治上我们受到完全的压制，技术上受到全面的封锁，没有巴西和印度那样通过市场手段接触最新科技和制造设备的办法，也就没有创新的根本源泉，产业转型完全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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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现在的增长数据之类的，都是骗骗老百姓的。

我亲耳听当事人说过上海和江苏的产值是怎么出来的，从此就只能看戏模式了。

就是这样不知道怎么来的数据也是很不乐观，你就能知道大局到底是怎么样了。
你可以说数据是假的,但是你拿到的工资是真的. 如果没有那个你认为假的增长也就保不住你手里这点工资. 你以为一个14亿人的大国必须每年8%增长么? 一个14亿人的大国必须稳定,有工作可干才是重点.所以保增长就是在保证这点人有持续的工组和收入而已. 所以在你质疑这些数据之前,先想想背后的动机是社那么
对于经济层面而已，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高额的税负和庞大的行政机构。如果不能够有效的把内部需求提升起来，再大的固定投资和出口也是无济于事的。

08年底是个很好的机会，本来以为通过金融危机可以将淘汰低附加值高能耗的产业淘汰。结果换来的是一纸4万亿和无穷无尽的后遗症。

老美其实最终目的只有1个，不惜一切力量捍卫自己，搞欧洲的PIGS如此，挑拨中日关系亦如此（据说，因为中国准备石油交易去美元化）。默克尔7月来华讨论人民币欧元直接兑换，希拉里8月就杀过来了。QE3的推出也是为捍卫美刀在世界的低位。

看历史，中国的改革都是因为穷途末路，48年，77-78年，92年，下一个改革的转变希望是由自我推动和自我意识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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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9月份跌了许多，黄金也从高位回落了。

美元虽然是纸币，但是实际收益率高于人民币，这个西边的土豆，比东边的土豆，更好。
黄金和石油回落,但是趋势改变了没有? 黄金从破千后一路上千7,回落20-30美元而已. 再看看人民计价的黄金价格,有没有如美元波动那么大? 这说明如果只是看着一种货币兑另一种货币之间的波动往往起不到财富保值的作用,最多是一种投机. 那么你说我就是投机怎么样? 那么就算是投机,现在持有美元收益率还是低,无论你看境内还是境外拆解利率就知道了.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美元高的流动性,当然持有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能享受到流动性补贴咯.所以很认为的美元实际收益率高于人民币我不能认同. 帮你算算帐,现在你持有美元损失的是时间收益,短期换取的是可能的汇率升值,和长期潜在的中国经济恶性通胀下牢一票的机会.短期来看,美元要兑人民币升值在目前美国国内经济情况下,和政治格局下很难.长期,谁都说不准,但是这个长期有多期?值得你一家一挡扑进去搏这个小概率事件么? 所以我说美元最多是资产池中一种投资品种而已.
不过同样是纸币

我还是愿意稍微拿点美元

一次性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那就是量的问题,投资组合中必然有美元的位置,但是起码在现阶段就过渡扩大这一产品的比重我觉得太早.就像你把一家一挡都去买平安的财险一样. 当然将来政治经济发生改变了,不稳定倾向大了,那么自然美元持有比重需要增加.美元就是流动性
黄金和原油都会跌，这就是趋势。

只是在这个趋势里，投机者的预测水平不一定差于套保者的预测水平。

你总要站在一边，而不是对美元说，美元你怎么怎么很难说，然后转过身来对人民币说，你怎么怎么长期说不准。
美元兑黄金取决于信心,美元兑黄金取决于生产消费需求,世界生产增长恢复石油还要涨.人民币比兑美元看的还是谁的经济先起来. 举个最近的例子,欧元一路兑美元狂跌,那么同期你改持有的是美元,还是黄金,还是美国权益呢? 起码美元在这里就是最差的选择.所以盯着美元看就是怕一叶樟木,觉得美元兑人民币升值就要全捏美元.

再退一步讲,我就说美元和人民币汇率怎么样,那么这也取决于2国国内经济恢复的速度, 就目前看起来,2国都难.再加上政治上的交逐,罗母尼和奥巴马都试图通过政治施压人民币升值以便美国国内经济复苏.我觉得美元和人民币短期趋势真不好说.

还有,我不需要总站一边的, 我日产用人民币,人民币再保持一定流动性前体下我不需要持有过多现金类资产.所以到底谁必须要站一边呢?
世界生产增长恢复石油还要涨

沙特的朋友们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生产．

就连降雨也要求助于瑞士的企业．

所以如果石油价格涨了，沙特未必开心．

你光说生产增长，最好也带一下需求是否增长．如果需求不增长，油价怎么高？

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主要还是来自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复苏．

制造业回流，很多美国企业在本土生产已经见诸报端．

房地产业，比较复杂，但是万科也跑去美国了，冯仑也去了，侧面说明一些东西．

至于欧元：本周峰会，或许会帮忙阐述，到底是持有美元还是黄金．

一方面说，保持长期的稳定收益很难，一方面又＂起码美元在这里就是最差的选择＂，这似乎矛盾．

动态持有资产并不断地换仓，却能保证收益率最高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概率论就可以轻松的挫败这种说法．
针对你第一个疑问: 石油价格同时受到美元购买力和全球生产需求2方面影响. 目前生产需求出于低谷,石油价格受到由于美元购买力下降而获得支撑.

假设美国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国内生产需求恢复,那石油需求增加,价格当然会再次抬头.至于你说的需求,随着经济恢复自然也就增长了. 而且石油价格,沙特说的不算.

针对你第二个疑问:目前美国国内经济的确有所抬头,但是依然利恢复很远,从前段时候决定推出QE3就能看出,美联储对经济复苏的势头依然有所保留.当然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光看美国经济是不够的,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也是很重要的,其次是政治,就像你说的,美国要靠制造业复苏经济,那和维持一个高汇率是矛盾的,因此罗母尼反复强调人民币,日元依然被低估.

针对你第三个疑问: 我举的欧元的例子其实就是过去2年实际发生的情况:再过去2年里,欧元对美元持续下跌,如果欧元区投资者仅仅是持有美元,那么他财富依然是大大缩水的,因为同期黄金,哪怕每股的表现都更好,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更多投资者知道美元出了提供流动性已经不能再提供更多了,因此放弃美元而持有黄金和国内权益.因此对于这个例子,我说＂起码美元在这里就是最差的选择＂.举一反三,会不会有人将来犯同样错误呢?

针对你说的: 动态持有资产并不断地换仓，却能保证收益率最高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我估计是你自己创造的.其实针对一个资产池就是要根据形势变化做re-balance的. 一竿子悟到底,那是散户做法,结果就是若套则深套.
沙特说完，油价就跌了4美元。沙特的确说的不算，但是沙特说了效果体现了。我们不能假如美国中国经济走出低谷，你不能根据假设来建立头寸或者平仓。

实际上美国的房屋市场已经改善很多了，库存水平一直在下降。不能用很远这种模糊的字眼。决定推出QE3，只是障眼法，美国人似乎在表明，他们需要弱势美元，但是如果大量美元流入企业债，则可以增加就业。

不是弱势美元才可以增加就业，美国不需要靠出口吃饭，美国是靠内需的。

罗姆尼强调的内容里，有多少反映经济，有多少是为了政治，可能你无法量化，就好比你不可能根据罗姆尼的讲话来建立或者调整你的头寸。

很简单，反复建仓平仓的结果，在和机构和市场的对赌中，就是赢面越来越小，这是很明显的概率。如果持有黄金和美股，现在还不脱手的话，强势美元将消灭他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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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萎靡不是汇率引起来的。中国的出口扩张一直以来都是简单的数量扩张。产品的价值并没有多大提升。数量扩张实际上使西方把就业机会不断转移到中国形成的。但是现在西方已经没有多少就业机会向中国转移了。

中国出口商一直不愿意向西方的进口零售商涨价。因为出口商众多，但是西方客户可能就这么几个。但是劳工和原材料在大幅上涨。这才是中国出口商深陷亏损困境的根本原因。而并不是人民币汇率。

中国出口商应该开始普遍的提价，也许一两家的提价会使得西方客户另觅它处，但是普遍的涨价能够让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因为货物最终在美国超市的零售价格可能是中国出口商终端价格的三到四倍，即便价格提百分之五十，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也就是涨了8-9%，这是中国贸易摆脱困境的主要方法，并且有助于缓解中美因为保护主义上升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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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正在吃入美元，为什么不吃？美元指数并没有一落千丈。

我不相信什么四季度能反弹这种事情，一来30年大周期，回调个3-5年很正常，二来，劳动力结构不转型，经济结构怎么转型？劳动力结构转型了吗？无论是上头的所谓工作报告，还是路边修马路的工人群体，不觉得转型了，科技研发型的企业还在收缩自己的规模。

这是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三个季度就能调整好的？
问题是美元指数没跌就表明美元没有贬值….这个指数只是相对其他货币的兑价而定的,而非指美元的实际购买力.
当然我知道，你这番话恰恰可以回答你上面的那句“罗母尼反复强调人民币,日元依然被低估.”

美元的实力，不是靠公开市场的数据来证明的，实际上鄙人，作为键盘家，认为美元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增值收益隐藏在幕后。

今天欧元涨了不少，大家赌欧盟峰会利好，可能吧？在美国主力资金尚未进场的阶段，按理原油也应该涨，但是表现很s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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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跌的话资产泡沫破裂外资撤离这个最可怕。现在先顶一下为将来过冬做准备。
说到中国出口商不愿意涨价

其实不是不愿意，而且中国很多制造商只是停留在最初的价格战上

导致什么东西只要中国的制造商参加进去，就价格做烂掉
所谓集体提价之说，其实很左，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果要实现，必须有一个机构来管理，只要有机构来管理，那么必然走向特权管制反市场经济。
其实，这个不是做烂，是正常竞争，经济的发展必然是热点向外蔓延。中国有那么多的制造商，就肯定会低价，也别以为低价就会损害利益。因为有低价总比没价好。更多的自由经济力量参与，就是经济的进步。
竞争到大家尸骨不存。

当价格低于正常的成本后，自然假冒的，质次的东西就开始登场了
自由市场经济有自己的清洗模式，一开始是小商业经济参与，他们制造假冒基本没有成本，然后小商业做大，这样他们就要忌惮社会公众。就右派观点来说，消费者不是傻子，你假冒，如果质量差，对你最大的惩罚就是不买你的东西。但是你假冒，如果质量好，说不定就是一个新的品牌的雏形。

凡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是会改善的。而你横加管制，让小企业无法做大，他们永远在小企业的水准上，自然我路边摊卖毒品，比我大企业卖毒品风险小多了。我捞了一笔就走，然后去炒房。

中国的一切问题就是计划经济和管制的残余。
可以去了解一下日本的商会

他们会有一个行业的价格保护

任何商家不能低于此价格销售。
日本是一个抱团衰亡的国家，任何左派政策的结果只能是衰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一个让更多自由经济体，参与市场经济的过程，你释放的越多，经济就越繁荣。你越管制，国进民退，经济就越衰退。而且民间的力量已经很大，地产调控屡次失败，都表明了左派的愚蠢。
管制或者开放，都要在一个法律的范围内进行

绝对的散养，到最后只能是千疮百孔

游戏一定要有游戏规则，超出游戏规则再玩，最后就是大家出千
只要有法治就行了，这个法治是自由者联盟所制定的，非自上而下，秉承的原则只是成员不互相侵害别人的利益。这就够了，一切所谓政府导向，政府管制，只会把问题弄的越来越复杂，而且产生一群特权分子。

你希望政府管制，希望政府给你福利，希望政府如何如何，就必须接受政府腐败，民间经济的利益被掠夺的结果。
很多人动不动就拿国家，社会说是。其实，中国需要民主的迫切程度，远小于经济自由的迫切程度。

只要人人相信，私有制万岁，公有制万恶，人民有自主经营的一切特权，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当然，这个自主和自由是有边界的，一切自由和自主的边界，就是另一个人另一个经济参与团体的自由和自主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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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评莫言小说《生死疲劳》

1976年夏天，毛泽东在北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山东省高密县西门屯大队杏园养猪场的猪也奄奄一息。第一批病死的五头猪，“它们的尸身上，布满了铜钱大的紫色瘢块，圆睁着眼睛，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 公社兽医站的兽医宣布是“急性丹毒”，令人赶快将死猪焚烧掩埋。可当时已经连续下雨数周，土里浸透了水。往死猪身上倒上煤油，点火焚烧，恶臭的浓烟笼罩着整个猪场。没过多久，800多头猪被传染。又有一队兽医坐了汽艇过来，带了好药，但还是无济于事。猪场里到处堆积着死猪，尸体在炎热的天气中发胀。
由于无法掩埋死猪，猪场“无计可施的人们，在兽医们走后，便趁着夜色，用平板车，将那些死猪，拉到河堤，倾倒到滚滚的河水中。死猪们顺流而下，不知所终”。 猪场一片废墟，足证猪场“辉煌的日子”“如今已成往事”。猪舍的地基倒塌，肆虐的洪水冲断了电线杆子，切断了公社与外界的联系。因此，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是从村里唯一的一部收音机里听到的。“毛主席怎么会死呢？大家不是说他至少可以活到158岁吗？”

Yuko Shimizu

莫言最新的力作《生死疲劳》中有许多这样生动的片段。这部小说的背景几乎涵盖了中国的整个革命历程——从1950年到2000年，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生死疲劳》是一部纪实作品，带领读者穿越时间，从中国内战结束后的土改，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建立互助组与初级合作社，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饥荒等极端岁月，一直到集体经济不断削弱，进入基本不受管制的“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新时代。小说结尾处，一些人物已是开着宝马，另一些人物则染了一头金发，打着金色鼻钉。
然而，虽然可以说莫言叙述的政治剧从历史上讲忠实于现有已知的记载，《生死疲劳》依然是一部幻想大胆、具有创造力的小说，它不断地自嘲、重编，并通过文中的评论给读者以震动。它将政治作为病理学来阐述。从一开始，读者想必就乐于欣赏莫言这部小说的别出心裁之处：五位主要的叙述者不是人而是动物，尽管它们都用巧妙控制的人的声音说话。五位叙述者每一位——驴、牛、猪、狗、猴——是一位名叫西门闹的男子逐次转世的化身，这是由阴曹地府的阎王所定。

西门闹，30岁，高密县的富裕地主，共产党接管政权后，在土地改革初期，就被当地的一个村民在寒冷的十二月近距离枪毙了。自觉自己在人世善良正直、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是孝顺的儿子，慈祥的父亲，深爱自己的正房与两个姨太太，西门闹抗议命运的不公。阎王的答复是，世界上许多人 “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 因此，阎王答应放西门闹转世，正是从这一刻起，他回到了人间，先是做动物，最终恢复人形。

使用这种虚构的手法，在语调与叙述上自然会面临种种困难。五个不同的动物叙述者必须用各自的动物声音描述各自的经历，杂以各自前世在人间生活的情绪与见闻。它们对所谓的现实主要的维系在于，各自与西门闹活着的长工蓝脸存在某种联系，蓝脸是一个强壮、忧伤、吃苦耐劳的农民，坚守自家的土地，坚决拒绝参加后来的各种社会主义组织。蓝脸倔强、骄傲、忍耐，他反过来又是每一种动物的主人或同伴。他们共吃不多的供应粮，一起劳作。虽然他们之间无法交谈，但蓝脸还是在这五种存在形式的身上，回想起自己那被枪毙的东家。

如此简要的梗概或许会使小说听来过于精巧，而这部小说其实粗糙而又坚毅，粗俗而又滑稽。革命分子的乡村政治翻天覆地；村里的性交（无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灿烂而又强烈。死亡令人意外而又暴力。处处可见苦心谋划的巧合。最为滑稽可笑的事件，却是带着超然的精心加以描绘，资深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流利而又优雅的译笔，无数次再现了这些事件令人同情的时刻。人们或许会觉得不可能，但每一种动物确实是在用各自独特的声音发表意见——譬如，对猪场多起死亡的尖锐看法，便主要来自转世为猪的叙述者。此外，担负叙述或评论之任的，通常不是蓝脸就是其他人。

该书的作者也常常出现在叙事结构中。他作为作者与个人的局限不断受到嘲笑，而我们也常常受到作者莫言的提醒，小说中的人物莫言不可信。“莫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农民，” 我们被告知，“他身在农村，却思念城市；他出身卑贱，却渴望富贵；他相貌丑陋，却追求美女；他一知半解，却冒充博士。这样的人竟混成了作家，据说在北京城里天天吃饺子。”在小说的结尾，莫言另有发展，成了主要人物之一。正是在西安莫言的家里，蓝脸的儿子得以与情人度过艰难的5年。莫言甚至还给这一对提供日本避孕套。

《生死疲劳》并非一直对共产主义体制充满敌意，有时候莫言似乎急于重建他一直在烧毁的桥。“我不反共产党，”蓝脸悲壮而苍凉地喊叫着：“更不反毛主席，我也不反人民公社，不反集体化，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单干。” 然而，在这样一部宏大、残酷而又复杂的故事的语境中，向党表忠心显得脆弱不堪。

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的批评，在当今中国也有许多的共鸣。姜戎在其新作《狼图腾》中，对一群饥饿的狼与一群野马之间可怕的较量做了描写，以此显示旧有的草原生活方式的价值，与之相对照的是党强加于其上最终灾难性的价值观念。对于这种较量，莫言有他自己的版本：在集体农场附近，驴跟狼之间的搏斗。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中，一个勤务兵和他的情人——军队师长的妻子——在夏日里激情做爱，高潮发生的那一刻，是二人性狂欢中撕毁了所有一度珍贵的藏品——毛泽东像，以及毛那些过时而又没有意义的政治纲领。在莫言《生死疲劳》中描写的许多性纠缠中，也显现出了这种反政治的激情。如此看来，中国的小说正在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小说作者也在主张新的表达自由。毛泽东成了一位很顺手的反面人物。人们不禁想问，他的后继者免遭类似的对待还会持续多久。

中国经济与美国大选

美国竞选中对于中国的措辞日趋激烈，人民币币值也达到了历史新高，此种形势之下，中国政府公布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
今年9月份的贸易数据喜忧参半，至少一名分析人士指出，出口数据上涨的惊喜是源自iPhone 5的问世。

Luke Sharret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8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

Jim Wilson/The New York Times
9月，罗姆尼在达拉斯的筹款会上。


Vincent Thian/Associated Press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Jessica Rinaldi/Reuters
罗姆尼的支持者、美中关系的“智叟”莫里斯·格林伯格。


通货膨胀率为1.9%，接近2010年以来的最低值，与此同时，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了14.8%，创下了过去14个月以来的新高。
本周四，中国政府将公布第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普遍的预计为7.4%，低于中国政府7.5%的目标，可能会成为“恒久熊的难得食料”。

人民币连续冲击历史新高，本周一也一度达到曾在前面两天连续出现的盘中高位。币值激增的原因尚不清楚，相关的解释包括对中国经济复苏信心的增加，以及美国大选前最后一个月的“竞选活动”。

上周五，美国财政部(United States Treasury)将国会规定的半年度报告推迟到11月中旬，该报告必须声明中国是否在操纵人民币汇率。此报告的押后发布并不罕见，这一次的原因却明显是为了将其推迟到大选之后。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上周末的一次发言中表示，人民币的币值是由市场决定的，目前的币值也接近均衡。周小川的副手易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年度会议上重申了上述言论，因为今年的会议在东京举行，周小川显然是由于中日岛屿争端而拒绝出席。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人民币币值是由市场决定，或是以接近均衡的价格交易。
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及其竞选伙伴保罗·D·瑞安(Paul D. Ryan)都批评了奥巴马政府推迟发布汇率报告的举动。罗姆尼还重复了自己的主张，“当总统的第一天，我就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我们必须把那些失去的工作岗位找回来，使贸易公平进行。”

中国似乎对罗姆尼担任总统的可能性感到不快。上个月，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写道，罗姆尼对中国的抨击言论“无助于”美国经济，这听起来几乎就像是奥巴马的竞选广告。
今年4月，财政部长蒂莫西·F·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曾谈及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用处，他说：
“除了消除他们自我改变的动力，什么都不会发生。这不会导致有效的制裁或行动。如果这是种促使中国改变的有效方法，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共和党或者民主党的总统早就会欣然采纳该基本战略。但作为基本战略，它不但毫无益处，而且确确实实会带来贸易战的风险。这就是该基本政策面临如此阻力的原因。”
盖特纳的言论提醒我们，在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相当稳定，不管当政的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罗姆尼的支持者、美中关系的“智叟”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R. Greenberg)曾对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说，按他的预测，罗姆尼一旦当选，就会维持这一两党共识，“摈弃他的中国立场”：
“‘你想要中国与自己为敌还是为友？’现年87岁的格林伯格问道。‘我们面临的是贸易协议或贸易战的选择。我个人选择贸易协议，并且希望美国也这样选。’”

中国不大可能受货币威胁的左右。去年，龙洲经讯(GK Dragonomics)的葛艺豪(Arthur Kroeber)在《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上撰文解释人民币的政治经济学。他说，中国政府认为，汇率不仅是一种价格，还是服务于更宏观发展战略的一种工具。有鉴于此，他建议：
“美国不应当采取强调汇率的政策，那样做成功的可能性有限，应当把关注点转向持续对中国施压，督促其开放并扩大国内市场给美国公司。这一原则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前提条款。”
这当中蕴含着一个中美经贸关系的主要问题。麦健陆(James McGregor)的新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国威权资本主义的挑战》(No Ancient Wisdom, No Followers: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对此进行了简洁的解释。
麦健陆辩称，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威权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中国模式”，也许会越来越难以适应全球贸易体制。
美国民众有权听到总统候选人就中国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兴许也确实能够听到，因为第三轮总统辩论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崛起与明日世界”。

土地为什么不能私有化？

 ——中国地权的政治逻辑
同“老虎顶上拔毛”和“火神庙里点灯”一样，“太岁头上动土”也是中国民间的一大禁忌。为什么太岁头上不能动土？因为，太岁星木星每12年绕太阳转一圈，它每一年在天上的位置，地下对应的就有一个太岁出现。民间传说，盖房兴土时门不能正对着它的星位，不然，地上的太岁就会动怒降灾，人们就要大祸临头了。
观察中国土地该不该私有化的争论已经多年了，很长时间没有提笔“动土”，因为，我一直在考虑土地私有化正反论据之外的另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在农民利益、土地效率和财产权利等等问题之外，土地非私有化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政治逻辑？在目前的中国，土地私有化的逻辑打不过土地非私有化的逻辑，这背后的政治逻辑究竟是个什么逻辑？
所以，本文所要分析的是一个实证问题，题目中的“不能私有化”是指“不能实现私有化”，不是指“不能主张私有化”，即是“土地为什么不让私有化”而不是“土地为什么不该私有化”。
1.问题的起点：连你都是我的！
回顾历史，理解中国土地制度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何解读这句人所共知的话呢？一般都会从“皇权”的“超经济权力”去理解，但“超经济权力”的解读还是太抽象，需要被“再解读”。“土地私有”就是“地是你的”，然后还可以再加上一句：“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可是中国的“国王”会这么说：“地是你的？连你都是我的，谈什么地是你的？”
西方基督教徒的信仰是，大家都是上帝的。中国没有严格意义的宗教，中国人的“上帝”是多元的，中国人没有最高的神祗，所以中国人心中的最高权威不在天国而在人间，是实实在在的“天子”或“皇帝”。中国皇帝可以对儒教、道教、佛教的地位进行排序，这在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中国的“土地管理”跟“信仰管理”是并列的，是“古已有之”。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西方和中国的区别，就是“我们都是上帝的”和“连你都是我的”之间的区别。中国的古时与今日的区别只在于，在古时，“连你都是我的”是“显规则”，在今日，“连你都是我的”是“潜规则”（如“事业接班人”的提法）。当然，政府对地权的限制和征用也是各国的惯例，但同样是惯例，背后的政治文化却是绝然不同的。
在讨论地权问题时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提法：大规模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是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土地私有制只会延滞而不会促进现代化进程，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高昂的制度成本和巨大的社会代价，等等。我这里决不是为了讨论“皇家主义”或“官家主义”好不好和对谁好，但上述提法的“国家口气”是明显的。对这个问题敏感，就是对中国地权的政治逻辑有“一点就通”的前提。
2.从“井田制”说起
中国古代的国有土地制度开始于“井田制”。尽管学界对“井田制”的史实仍有争议，但“井田制”可以被看成是2006年之前有“农业税”的“土地承包制”的“先驱”，因为“井田制”的基本特点，也是耕作者对土地无所有权而只有纳税义务的使用权。
一般认为，夏商周“三代”，一切土地属于国家，至少“书面上”如此。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的《谷梁传》里讲：“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领主把井田分给“国人”和“野人”耕种，私田收成归耕户所有，耕户以“劳役地租”的“分成”形式耕种公田，公田收入归封邑贵族；领主要向国家交纳贡赋，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但可以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传继井田。
春秋时期，铁器和牛耕的应用使大量的荒地被开垦，井田制之外的私田大增。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4年，鲁国为“扩大税基”而实行了“初税亩”，承认私田，废除井田，对所有土地实行“十一而税”的统一征税，开启了中国农业税的先河。公元前350年，秦国商鞅的第二次变革也“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开始了按户籍计口授田的“名田制”。
表面上，秦汉时期的名田制与三代时期的井田制，区别是“公私产权”的不同，实质上的区别则在于“土地占用”权能之外的“土地转让”，“连你都是我的”这一条并没有大的变化。当然，除非是碰到了“满门抄斩”之类的倒霉事，对私人土地的直接剥夺还是少见的，所以“连你都是我的”这一条，更多的就体现在“兵役劳役”、“苛捐杂税”和“私产保护质量”上。政府可能也想轻徭薄赋，可一旦骄奢淫逸没了着落，横征暴敛就不得不取而代之。更明确地说，这种“子民逻辑”就是政府权力大、拿得多，同时政府可能又责任小、保护少。为了对付兵祸盗匪和衙役盘剥，后来的乡里自保竟呈现出某种“高度自治”的假象，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发达的“府兵家丁”和“镖局”的“功夫文化”。
“王莽篡汉”之后实行的“王田制”，企图通过土地国有和禁止土地买卖去消除土地兼并之害，却不幸成为中国土地史上恢复古制（井田制）和废除“土地转让”的第一次重大失败。曹魏之后，有军屯和民屯之分的“屯田制”在战乱中兴起，“屯田制”实际上成为一种“公私分成”的暂时制度。
西晋太康元年颁布了“占田制”，它从社会等级的角度对占田和劳力数量进行了限制。到了南北朝，北魏实行了“均田制”，将国有土地分为露田、麻田、桑田和宅地四种（唐代则有口分田与永业田）。北魏和隋唐朝推行了“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形成了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兵农合一“府兵制”的三位一体。租庸调制的“租”是粮租，“调”是绢绵布麻，“役”是徭役，“庸”是以调代役。随着盛唐时期人口的增加，出现了少田户和免税户，加上特批的土地转让，土地兼并和田少逃税并存，导致均田名存实亡，租庸调制也就失去了基础。“安史之乱”后，把土地、农民和租税捆绑在一起的国有土地制度终于被“两税制”取代。
取代“均田制”的“两税制”与取代“井田制”的“名田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让“始作俑者”唐德宗的宰相杨炎与商鞅一样名垂青史。“两税制”的税分夏、秋两次征收，主要原则是：战国以来人丁为主的赋税变为按土地和财产征地税和户税；量出制入，元额不减，定额分摊，丁额力役不废（后来北宋王安石曾以“募役法”改良）；商人按收入的1/30征税。
由于不再限制土地兼并，中国此后的土地兼并规模也就只受到“富不过三代”的家产平分习俗的限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与此不同）。宋朝开始进一步放松了抑制兼并的政策，随后，契约佃租（分成制和定租制）、永佃制（所有权同耕作权分离）等逐渐普及。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朝康熙之后的“摊丁入亩”，最终完成了唐代“两税法”以来“取消徭役”和“税归于地”的历史进程，也由于“税随地增”而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但明清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农民的负担往往在每次税费改革后下降一段时间，而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这就是所谓“积累莫返之害”的“黄宗羲定律”。
3，中国地制的核心问题
古代中国“井田制”和“均田制”的官田制度，都没能阻止土地的买卖和兼并，这一方面与战争、人口的增减和荒地的开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租税的导向和政府的控制能力有关。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古代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财政收入，不是地权的国有还是私有。国家在乎的是地上的钱和粮，不是地里的劳作和地权的纠葛。正因如此，“税归于地”和“地归于私”几乎是两个并列发展的历史趋势。近代中国出现过雍正朝的局部井田试验以及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划，但土地私有的历史直到新中国的集体化之后才告终结。
“税归于地”实际上是国家降低征税费用和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显示了农耕社会的土地在税源上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土地的“不动产”性质有利于防止“走人逃租”，降低了征税费用（跑了和尚跑不了“地”）。尽管农民仍然有徭役（兵役及劳役）的负担，但国家控制了钱，也就等于控制了人力。所以，在表面上农民人身逐步自由的背后，隐含的是农民不可能脱离土地而生存的自然制约。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重农抑商就是必然的财税政策选择。
新中国的土地“集体制”一方面是“井田制”和“均田制”之后的第三次土地国有化浪潮，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主义崇拜”与“公有意识形态”发生奇特结合的产物。当代中国的“集体土地”实际上是“变相的国有土地”，因为“集体”根本没有完整的土地产权。除了一定的用益权之外，“集体”之间不能自由转让土地，土地买卖实际上由各级政府部门垄断，连农村的“小产权房”也依然处在非法之列。“国家主义”与“公有崇拜”的结合意味着，政府对土地产权的控制，实际上只是“全能政府”或“举国体制”下的种种控制机制之一，地权控制只是与户籍控制、金融控制、产业控制和言论控制并列而存的一种国家控制。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地权的逻辑”，存在的只是“政权的逻辑”或“地权的政治逻辑”。
如果说古代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财政收入，那么，当代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则已经不再是国家财政收入，而是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中的一步棋，是牵动粮食安全、产业发展、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力的一个环节。所以，当代中国的土地产权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农民利益、土地效率或财产权利的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政治问题，是一个农民的“小道理”不得不服从国家的“大道理”的问题，是一个个人发展服从国家发展的问题，是一个市场经济被纳入计划体系的“举国体制”问题。换言之，地权问题之所以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之后依然不变，那仅仅是因为过去“被计划的是国家经济”，现在“被计划的是国家发展”，即从忙于阶级斗争到忙于GDP，户籍控制、金融控制、产业控制和言论控制的道理也如此。
所以，“土地私有化”运动表面上只是一个“地权问题”，本质上却是触动了“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原则问题”。因此，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支持“土地私有化”的理由，都仅仅是“地权问题”的经济理由，根本没有涉及“地权问题”的政治理由。这正是“土地私有化”的“经济小道理”一直在服从“政治大道理”的原因。
立场决定视角，视角决定态度。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我这里不是在支持或反对“土地私有化”，我关心的是一个更有本质意义的问题，我是在讨论“土地私有化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什么问题。事实表明，“连你都是我的”的逻辑并没有消失，“土地私有化”问题本质上就是“太岁头上动土”的问题。
4，地权控制的政治逻辑
土地、资本、人力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三大基本要素，真正的市场经济不是产品自由流动的经济，而是生产要素本身自由流动的经济。当今中国的地权控制、金融垄断、户籍管理（始于1958年）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仅仅是产品导向而不是要素导向的市场经济。地权控制的状况，体现的是政府议事日程中轻重缓急的排序状况。透过地权控制及其结果的细节，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政府安排轻重缓急的政治逻辑。
国家地权控制的一个疑问是：中国工业服务业的“私人所有制”可以不断地发展，为什么农业中的土地却只能承包而不能私有化呢？在当今中国，包括农业在内的第一产业所占的GDP比重已经只有10%左右（工业50%、服务业40%），国有经济在GDP的比重也已经不到40%，所以不搞“土地私有化”肯定主要不是“公有意识形态”的原因。经济的理由动不了土地国有，意识形态又不是土地国有的主要原因，那么，不搞“土地私有化”的秘密就必然是“政治的理由”。
“稳定压倒一切”说的就是“政治的理由”。金融（包括利率、汇率、货币可兑换性）垄断是为了稳定，户籍管理是为了稳定，地权控制同样是为了稳定。要去稳定的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当然是党的政权。地权问题不是“产业比重”和“所有制比重”问题，地权问题是九亿农村人口的“人口比重”问题。
“人口比重”又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地权私有化的必然经济结果是趋向于高效和集中的土地规模经营，这当然意味着如今的“官家土地财政”和“廉价圈地造城”会被更加疯狂的“私有圈地运动”所取代，也当然意味着如今的“进城打工潮”会被更加单向“人口城市化”所取代，更意味着十亿农村人口的就业、劳保、医教、住房、治安等问题的突然大转移。十三亿人口有九亿在农村务农不是事，有九亿在城市无所事事就是政权稳定的大坏事了。人口结构问题也是计划生育政策不会大变的根本原因。
在当代中国的三大矛盾中，“官民矛盾”和“贫富矛盾”都可以想办法缓解，唯有“反党矛盾”最怕一个在城市无所事事的九亿人口。所以，土地不能私有化的逻辑很简单：官心可控，民心难测；宁忍腐败，不忍失控。农民利益、土地效率、财产权利、贪污腐败（如因地权腐败而同时被处死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再如广东乌坎村轰轰烈烈的“反圈地运动”）等等不满都可忍，唯有社会失控不可忍，权力失控不可忍。“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不稳定时政权的一切都会被压倒”。一句话，地权问题不是农业问题，地权问题也不是农村问题，地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从来都是中国历代政权的稳定问题。
关于低效农业的问题，有一个估计认为，当下中国农业劳动绝对数仍为3亿人，即以世界40%农业劳动力低效地养活着世界约7%的城市人口。与此对应的稳定问题则更致命，邓小平说：“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同样我们可以说：九亿多人摆脱了农村，就不能不革命。反蒋时期共产党给农民分地是为了动员革命，现在不把地权还给农民是为了避免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反对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人，会害怕土地私有化导致“农民不可逆的进城”，会害怕“中国城市很快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会害怕“大规模的贫民窟将构成中国现代化的最大威胁”（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会害怕农民“往往只看眼前利益”，会害怕“大量小农必然在权贵与资本家的巧取豪夺下失去土地”，会害怕“拉美农村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在中国发生，会害怕“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柯缇祖“土地公有制是中国创造发展奇迹的最大奥秘之一”，《红旗文稿》，2011-11-29）。
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我认为从经济学方面讨论中国地权是一个有益的思路，但却是一个不得要领的思路，因为中国的地权问题是一个政治学问题，中国的地权问题是一个制度经济学问题。不理解“家长制谋划”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的地权问题。中国的地权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要么继续承包，要么“太岁头上动土”。

×××××
比較認同本文的觀點和結論。兲朝就是木法土地私有的，除非，外部環境和時間允許兲朝人口降到一個合理的數值後。。。否則，那就是洪水滔天、太歲頭上動了土！

美日利差和机会成本

哈克兄的图：




我感觉这个图和DNA结构图很像。缠绕。



我在《再发五》一文中的节选：


当美元反转，日元也将走弱（同时也意味着世界经济的收缩期），而走弱的日元会使日本的出口优势企业获得额外的利润。简单的说如果日元贬值10%，日本出口企业会获得10%的正收益。那么这时，可能日本的通缩率会缩小甚至消失，但名义增长率却会上升。这很有利于日本的股市，尤其是以出口制造业为主的企业将获利，当然名义经济增长率的上升不利于日本国债的发行，也即是在名义经济增长率上升期，持有日本国债是不合算的买卖。而所谓的日元套利资本，又是通过借入日本国债融资的，那么当融资成本上升，也将加大套利资金成本，这实际上相当于日银间接提高了基础利率水平，日元也将回流，从而又平抑日元的贬值幅度。



怎样理解上述的图和我这段话的关系呢？我们先假设存在一个中性概念：资本。资本不以美元和日元甚至是欧元标价。我们再引入另外一个概念：资金成本。无论获得美元还是日元资本都要付费，这个费用就是利率。在此基础上我们来看日美长期资本利差，它实际意味着资本在借入日元形态资金时所放弃的“机会成本”。什么是机会成本呢？大致意思是说：如果你选择了A，就要放弃选择B所带来的收益。
对于资本来讲，也是同样的道理，你选择日债就要放弃美债上的收益，日美利差就是反映了这样的机会成本。对于“借款人”来说，借入低成本的日元资本可能更合算，比如借入1亿日元的资金，借款人只要对于“机会成本”部分进行套期操作，就可以利用杠杆对冲汇率风险。

结合我的分析。我认为明年6月之后，日本经济会出现大致目标在1%以内的通货膨胀预期，那么这个时期，结合哈克兄的图来看，日元走低，美日利差扩大，机会成本扩大。反过来也是一样，我认为美国经济扩张期的特征就是长期利率上升，也可以这么认为：日美利差扩大导致机会成本扩大，资本以借入日元方式流出日本，导致日元贬值。但是就明年短期来看，最少是上半年来看，首先还是要有一个通涨的苗头出现。所以明年上半年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依然是中日摩擦不会消失，伊朗外围战争继续发酵。

不知道我的回复哈克兄是否满意，也是抛砖引玉。事实上，我认为不仅美日之间，欧日之间，欧美之间都存在着这么一个利率和汇率之间的稳定的三角关系。对于资本来讲是没有国籍的，它应该能在“主流世界”以一种有保障的机制存在。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意淫万岁》，大致是解释为什么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场骗局？引用其中一段作为结尾：

古希腊的时候，人们研究星空和人的角度关系，从而可以计算出两地之间的距离；并以这种角度决定要去的方向。也就是说角度决定了方向。现代的金融系统如果要实现准确测量，也需要找到自己的角度，个人认为这首先需要三个货币支点。目前的情况是这三个货币支点已经形成并完善了，它们分别是美元，欧元和日元。而且这三个货币都同时具有存量大，自由浮动汇率（资本可自由流动）和开放市场的特征。可以这样说：从资本对于收益率准确计算的要求来说，美元，日元，欧元已经构成了三角形的三条边界。金融资本需要做的只是怎样将收益率投影到这个平面世界而已。所以从国际金融秩序的根本逻辑角度讲，世界永远不会存在货币的第四极。因为三角函数的各个边长的变化，各种角度的变化可以最直观的反应出经济现象在货币平面的旋切关系，三角是最稳定的测量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