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主义中国对外政策的变与不变

存在感与日俱增，中国外交重新定位
亚洲太平洋的地区形势可谓瞬息万变。美国一转将中国拉入国际社会的“接触（engagement）” 战略，遏制中国崛起的姿态日渐突出，对此，我们可以透过去年秋天美国宣布 “回归亚洲”而略见一瞥。美国在经济上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军事上，加强了与亚洲同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以美国的这种外交攻势为背景，给人的印象是美中争夺地区影响力的抗争逐年升温，愈演愈烈。
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了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一跃位居美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二名。而迈向经济大国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却自2005年之后屡屡传出不和谐音符。其中与菲律宾、越南围绕南海主权的对立尤为激烈。在东海，2010年9月，尖阁列岛海域（中文名钓鱼岛海域）发生了中国渔船冲撞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事件，致使一时好转的日中双方的国民感情一下跌到了谷底。在黄海，中韩两国围绕海洋主权问题的对立也僵持不下。不仅如此，2011年9月，与中国一直关系良好的缅甸政府突然宣布暂停密松大坝的建设。
区域形势的变化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外政策。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存在感与日俱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此前采用了怎样的对外政策、现在又作了怎样的选择这类问题的理解，已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碎片化的权威主义体制”这个说法由来已久，而时至今日，中国国内越发多样化的利益群体，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参与到对外政策决策中来。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行了30余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有10年，如今，权威主义体制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本文将以上述背景为前提，分析2012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1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和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上的讨论，同时对照迄今的对外政策，尝试梳理出国内外压力下中国对外政策的方向性与特征。

全国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所明确的对外政策

2012年3月3日至13日，政治协商会议第11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至14日，第11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同一时期，各个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地方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也纷纷在各地召开。
对于这两个会议，日本和美国的媒体主要将报道的焦点对准了军费的增加、2012年经济增长率目标从2011年的8%降低至7.5%、以及有关下一届共产党领导层人选之一的薄熙来的去留问题，而对于会期中讨论的中国对外政策则未给予太多关注。然而，两会上提及的对外战略，是在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政策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恶化导致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变得更加严峻之后，中国政府首次发表的施政方针，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像往年一样，在全国人大的开幕式上，温家宝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会中，外交部长杨洁篪、商务部长陈德铭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主要部门负责人还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政府活动报告和记者会上明确的对外政策中，有以下4点特别值得注意。
（1）2012年度的国防费用与上一年度相比增加了11.2%，新增6702亿7400万元（约合8万7000亿日元）。
（2）将对外政策概括为：“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与各国合作，促进有关于全球治理工作的改革，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重视以G20（20国集团）为代表的多边协议平台，促进国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推进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地区一体化等，这些战略性的进展也得到了明确。
（3）呼吁必须加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管理以及确保海外中国人安全。
（4）会议期间，“全国海岛保护规划”得到国务院批准并付诸实施。

出席全国人大的温家宝总理（右）与胡锦涛主席（2012年3月14日，图片： Mark Rarlston／AFP，时事）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出台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沿袭了以往的政策，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政策变动。杨洁篪外交部长在去年年底回顾2011年外交时总结道：“推进国际体制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稳定与主要大国的关系，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中国在西亚及北非的国家利益，为公共外交做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可见，此次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按照去年对外方针的形式提出来的。近年来，中国扮演了世界经济牵引力的角色；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加强与世界多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关系，不断谋求提升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欲通过延续迄今的外交战略来应对美国的外交攻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十分自然的趋势。
另一方面，周边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中国政府认为中美关系的对立越发明显，崛起的中国将会遭遇更大的阻力。从这种认识出发，中国政府更加强调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此外，还提出了维护中国在海外的经济权益这一全新而紧迫的课题。
在避免摩擦，运筹帷幄的同时，中国意欲通过加强与多个地区和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发挥在国际热点议题和多边协议平台上的领导能力，提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作为外交政策的课题，中国政府最近十分重视确保安全主权、经济合作、公共外交、保护海外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等问题。

外交原则与“核心利益”的暧昧性

权威主义体制下的中国，中央领导层有关对外政策的方针是最为重要的。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却未根本转变对外战略，其原因就在于中央的外交原则没有改变。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交一贯要服务于经济发展。但是，到了2006年前后，在中国国家利益的表述上，除了历来的经济发展，又新加了“国家主权、安全”这两项内容。在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讲道：“中国的外交应当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而发挥作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海洋权益”这类词句原本是海军和国家海洋局在政策文件上使用的，而在2006年以后，外交也被赋予了这种的作用，此可谓是一个政策性转变。今年3月“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的实施，也可称是这个政策性改变的延伸。
中国政府从未明确地阐述过本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虽然“主权、安全、发展”被定为外交原则，但却十分暧昧。为此，在国外引发了很多疑问。《纽约时报》在2010年3月报道称，中国的高官在非公开场合说“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其后，美国学者迈克尔·斯温（Michael D. Swaine）否定了《纽约时报》的报道。但因《纽约时报》的报道，国际社会对“何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大大提高。
以回应国外疑问的形式，《环球时报》（2011年8月）论述道，发展之路、台湾、西藏这三项正是中国的核心利益。2011年9月6日发布的政府白皮书中，列举了“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的政治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这六项核心利益。2012年1月17日的《人民日报》更是将尖阁列岛（钓鱼岛的日本称呼——译注）列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最终，对于“中国的核心利益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依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至今众说纷纭。

多样化外交政策的利弊与主张

另一方面，中国外交原则中的暧昧性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和实施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多样化多层次的对外政策与海洋主权问题

从建国初期开始，中国的政策立案机制就分为两个层面。中央领导层负责决定国家的对外战略原则、基本方针，以及重大问题的对外政策；而制定和管理执行日常具体政策，则属于各部委、各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涉及有关对外政策方面，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解释外交原则并努力推进各自的对外政策，因此中国国内实施的对外政策是多样化和多层次的。
海洋主权问题是展示中国对外政策多样性的一个典型实例。自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被作为国家利益提出以后，中国与相关国家间围绕海洋主权问题发生的摩擦急剧增多。拿最近发生的事件来说，据称2011年3月，菲律宾包租的一艘调查船遭到中国巡视船的妨碍，同年5月，越南探测船的调查用光缆被中国的巡视船切断。2012年3月16日，中国的两艘海监船“海监50”“海监66”在尖阁列岛（钓鱼岛的日本称呼——译注）附近巡视，并在日本的毗连区内航行，使日中间的摩擦再次表面化。在上述强硬姿态之外，还可以透视到中国的另一面，即摸索在有争议地区进行共同开发，以及探讨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2010年末起，在事务层面开启了关于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协议，并成立了联合工作组。2011年11月举行的东盟（ASEAN）与中国的会谈上，温家宝总理呼吁扩大务实合作，倡议成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并表示中方愿意出资30亿元（约合360亿日元）。

声张对外政策利益的平台：全国人大与政协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是摆设用的“花瓶”，全国人大是“橡皮图章”——就像这两句话讽刺的那样，公众普遍认为全国人大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程序中均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但是，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政策决定过程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代表和委员是从各个行业和行政机关中选出的，他们的工资也由所在单位或政府支付。他们既是国民的代表，也是所属组织的代表，在这样的“双重身份”制度下，代表和委员们很容易成为利益代言人。加之这2个会议是中国国内十分重要的会议，近年来中国媒体对会议的报道也十分火爆。于是，尽管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的提案目前还难以直接体现并转化为实际法律或政府的政策，但两会已化为各个部委、地方政府、企业乃至非政府组织角逐政策主张的舞台，成了代表们为实现各种政策而进行舆论造势的绝好机会。3月份的各地方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也是如此。
现行对外政策的“受益者”成了对外政策强有力的推进派，极力维护现行对外政策。政协委员、人民解放军中将孔瑛和政协委员、海军少将尹卓等人在国内媒体上表示强烈赞同扩张军费。他们强调中国幅员辽阔、海岸线绵长的角度，强调更新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武器装备和提高军人生活水平的必要性，认为中国的国防费用还远远不够。
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提议，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应当设立国家海岸警备队、增设南海特别行政区，并发表南海白皮书等等。
海南省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因为南海的开发强烈关系到自身的发展。海南省政协委员、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提倡开发南海的有争议海域；海南省人大代表、海南省海洋渔业厅厅长赵中社主张，包括油田、旅游、渔业等在内，应努力将海南省打造成南海开发的基地，；海南省人大代表、海南省长蒋定之强调了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呼吁加强石油开发、渔业、海洋法律的执行等。

新的观点主张层出不穷

那些之前与重要对外政策毫无关联的部门，为了在政策中获得切身利益，也开始积极地发表意见。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认为，林业是提升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能够为公共外交做出贡献，主张应该将林业纳入对外援助项目之中。
那些在网络上饱受抨击的部门也利用媒体报道来全力制造舆论。2011年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幼儿园接送儿童的校车与卡车发生正面相撞，导致21人死亡。这件事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与其对外援助，不如优先本国的发展，应该实施与国家实力相符的援助这种论调日益高涨。为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极力反驳，强调对外援助是中国企业的入场券，它还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3月5日、图片：Adrian Bradshaw／EPA・时事）

以苏丹的中国人绑架事件为代表，海外接二连三地发生的中国人遭绑架事件。利比亚政变也导致的3万多中国人的大规模撤离行动。为此，使维护海外中国企业、中国人的安全与权益也开始成为政府的外交课题。此次两会期间与此相关的新的提案也被提了出来。政治协商会议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心的研究员韩方明强烈主张，中国应该模仿美国黑水保安公司（Blackwater USA），认可中国的保安公司走向海外。另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总经理马宗林、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万季飞等人呼吁，应当建立国家级预警机制并整顿立法。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每年接到的议案、提案超过万件，但它们当中只有极少数能够反映到现实的政策之中。不过，围绕这些提案所做的两会报道，在创造舆论以拥护对外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讨论，但不决定”使对外政策僵化

中国已不再是整体划一的社会，涉及到对外政策时，地方、各部门乃至学者也都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最近20年间，中国的决策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权威主义体制下，中央领导层的政策方针在左右对外政策方面依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央政策方针的暧昧性、具体政策决定交由各部委负责。这种中国式的政策决定方式，产生出多样化的、时而是互相矛盾的对外政策。
既得利益阶层的出现，更使得中央层次上的利益难以调整。在很多场合，中国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中央政策，一直处于一种所谓的“讨论，但不决定”的状态之中。于是，以现行外交政策的“受益者”为中心，存在着一些强烈拥护并推进现行对外政策的部委和地方政府。“特殊利益集团”一词，是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时首次提出的。既得利益阶层割裂了国家的政策，阻碍了中国增长模式的结构性转变。这样的现象不仅限于国内政策，对外政策中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日趋僵化。
目前，中国政府正沿袭既有的对外政策方针，避免对外摩擦，提升在多边协议场合的话语权，并试图通过促进经济关系和经济合作来扩大影响力。这样的对外政策若要取得成效，就必须在强有力的政治决断之下向国内外展示明确的政策远景，果断进行国内的利益调整。同时，提高政治体制的透明度、引进行政监督机能等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也迫在眉睫。
标题背景图：Adrian Bradshaw／EPA・时事

【专业控】辉格：“粮食武器”是中国人的杞人忧天

今年的APEC高峰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在东道国俄罗斯为会议安排的几个议题中，包括了粮食安全这个老话题；近几年受多国生物燃料政策和一些地区自然灾害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较大，像乌克兰这样的传统粮食出口大国，时而还采取一些愚蠢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似乎构成俄罗斯提出这个话题的背景。

粮食市场的另一大背景因素，是新兴国家的农业转型和国际化，扩大了国际市场的规模和单一化程度，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正在迅速卷入国际粮食市场，这一过程还要十几二十年才能完成，而且紧接着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也必将亦步亦趋重复这个过程。

相比传统本地化农业和分割市场，这种单一化和同步化的趋势有加剧波动的倾向，因为传统市场中，价格信号传导较慢，且处处受交通、交易费用和制度等等壁垒的阻碍，而且家庭农户的资源配置对价格信号的反应也较为迟缓。

不过，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形成，同时也增强了生产和消费者对价格波动的适应能力；因为大型市场能够发展出更多形式更灵活的合约结构和金融工具，帮助生产者提前锁定价格、控制和转移风险，将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从农户转移到合约收购商、具备风险抵御能力的大型下游厂商、以及愿意承担风险的投机者那里。

这样，尽管二级市场粮价波动有时会很剧烈，但一个更丰厚灵活的中间市场将更有能力吸收这一波动，最终消费者所面临的制成食品会有一个相对平稳的价格；消费者对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更多的将建立在消费选择的多样化之上，与传统市场相比，今天消费者可选的食品种类已极大扩展了。

对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价格普遍上涨，选择多样化当然也无济于事，但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抵御粮食生产的特性所造成的价格波动，比如农产品市场最常见的以两个生产季为周期的蛛网式波动：今年猪肉价高好卖，明年多养猪，结果价格大跌，赔本，杀母猪……如此循环往复。

无论是蛛网波动还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波动，都是品种独立的，猪肉和鸡肉不会同步波动，这样，消费者便可以在猪肉涨价的年份多吃鸡肉，实际上，平时留心菜价的人都会发现，无论肉类、蔬菜还是水果，每年都会有几个品种价格奇低，只须将食谱配置稍稍向它们倾斜一下，便可在价格波动形势下维持消费水平而不突破预算。

肯定有人会说，消费习惯很难改变，对于爱吃猪肉的人，猪肉是“刚性需求”，这种所谓刚性需求，不如说是对价格不敏感，明明存在替代选择的情况下，仍宁愿忍受高价而坚持吃猪肉，其实不过是表明了他对价格上涨的抵御能力很强、是幸运的富裕人士而已，换作勉强吃得起肉、营养还常常不足的穷人，是不会如此坚持的，这些富人显然没有理由要求政府用粮食安全政策来支持他们的偏好。

过去三十年来，食品供给的极大充裕和消费选择的高度多样化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叫做“粮食安全”的话，舍此无他，而这全赖于自由贸易和大规模市场的分工合作体系，先是全国单一市场的形成，然后过去十多年又融入国际市场；正是因为市场的高效率，让各国无聊政客们可以整天挖空心思琢磨怎么阻止外国商人把粮食送进来，这分明显示了，如今粮食供给早已不再是个问题，怎么拒绝粮食供给才是个问题！

肯定有人又会问，万一哪天外国切断粮食供给怎么办？这是个虚幻的问题，在当今国际政治伦理下，没有一个有能力这么做的大国的政治家胆敢对另一个国家实施粮食禁运，他若真的这么做，马上会失去国际和国内支持，那时候，他恐怕不得不向全世界宣战才能实施这一禁运；实际上，这些大国无论在对一个国家实施制裁、禁运、甚至发动战争时，如何确保对方的粮食供应，不发生饥荒，是他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之一。

退一步讲，大国若真有能力和道德胆量对你实施粮食禁运，他同样也会有能力和道德胆量对你实施石油禁运，而离开石油所支撑的能源、生产和运输体系，粮食安全恐怕也保证不了，照样会饿死人，那么，是不是也要提高能源自给率来确保能源安全？照此推算下去，化肥、农药、药品、机械、通信，又有哪些不需要自给自足？

今天，我们的整个产业体系早已融入了全球分工交换和资源配置网络，一旦脱离，绝大部分资源都将处于无效率配置状态，各产业要么效率大大下降，要么其产出国内根本用不着，这种情况下，不发生大灾难是不可能的，所以，除非现在就下决心脱离全球市场，否则单独考虑粮食安全就是无用的多余设计。

（文章原标题为《自由市场是粮食安全的最佳保障》）

赵国锋：中国企业的税太多 软环境很差

在税的问题上，国家应该进行比较，到底是中国的企业税多不多呢？从我自己的判断，中国的企业税是比较多的。
和讯网消息 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9月11-13日在天津举行，和讯网9月10日在南开大学举办以“打开永久变革之门——请为民企临时工转正”为主题的沙龙活动，天津久日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国锋表示，在税的问题上，国家应该进行比较，到底是中国的企业税多不多呢？从我自己的判断，中国的企业税是比较多的。所以，首先要从税上做做文章。同时，企业经营面临的软环境很差。
以下为文字实录：
赵国锋：因为会议昨天临时通知我，我也没有时间，中午正好有机会就过来了。因为我是南大的老师，我现在同时也在教书和带学生。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讲讲这个题目。当然这个题目也是比较大的，当然从我个人讲也算有一点儿体会。因为我在学校当老师的同时参与产业，从1998年开始涉足产业到今天公司做到一定规模，上周五我们公司成为全国首次6家新三板上市公司之一，我也是周五在北京正式敲钟，报纸上也有报道。
我们公司发展过程中，我自己也有很多感触。刚才讲到民营企业，确实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作为一个创业者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时候，靠自己打拼，遇到的困难肯定很多。所以，我想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创业过程都经历了比较痛苦的过程。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要讲经历的话，写几本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作为我本人来讲也是这样的。
今天关于企业家的这个问题，作为企业家来看，现在民营企业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感受到税收的问题。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算过一笔账。一个企业家交税，有所得税，当然所得税从原来的30%多现在降到25%，还有增值税，17%的增值税是很大的，比如说你算一百万，你交增值税并不是交17%的增值税，因为很多进项税是没有的，所以你交的税远超过17%。你交完以后，在你形成利润以后，这一百万还要再交25%的所得税，还有民营企业的个人收入还要再交20%的所得税，所以你赚一百万真正分到个人手上的很少。所以，这些年来，包括我本人的创业，都是往里投钱，回报很少。所以，我们企业家大量在交税，给社会做了贡献，去年我们企业就交了1000多万。所以，我觉得税的问题上，国家应该进行比较，到底是中国的企业税多不多呢？从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中国的企业税是比较多的。所以，首先要从税上做。
第二，企业的经营环境。我刚才和大家交流的时候讲了，现在企业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营环境，因为现在社会的发展确实在社会风气等很多方面都有很多不正常的方面。那么企业家面临的各界资源，包括社会资源都很少，包括和政府各界打交道都处于劣势，所以经营环境上企业家面临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很多精力花在和经营无关的方方面面，让企业家承担了很多的成本。这里不展开讲了，软环境很差，所以我觉得企业家经历的压力，只有创业的人都会知道，我想在座的几位都会知道。
第三，我觉得国家的政策现在从“新36条”出台以后，肯定也在探讨在当今中国社会上，经济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我觉得现在通过这两天我们公司新三板上市一个多月，我们也和相关领导和证监会的同志沟通，也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产业转型的地步。我们感觉到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到现在，中国经济是不是还要靠传统的产业呢，比如说靠房地产、钢铁、基础设施来打动中国经济呢？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到了产业转型了，中国现在不能只依靠传统产业，应该依靠高科技。所以，我觉得新三板的开启，对产业转型注入了兴奋剂。我觉得现在中国高科(600730,股吧)技发展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的问题。因为它没有能力去贷款，也没有很多抵押物到银行抵押，那么政府的支持、包括贷款的担保都很少。所以，更多要靠资本结合，靠资本市场，提出科技加金融的思路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新三板开启以后，给我们中小企业提出了在资本市场另外一条融资渠道，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国家在大的层面上也在这方面转型，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也在加紧进行。我先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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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腫麼把大實話說出來啦？

时代周刊：中国2015年将重演日本式危机

作者： 迈克尔·舒曼（MichaelSchuman)
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眼中，中国是坚不可摧的。在其他国家都深陷日益严重的危机之时，中国似乎丝毫不受干扰，甚至有愈战愈勇之势。一些商人和决策者深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将是未来应对现代全球经济挑战的一大法宝。
对此我的看法是：请君三思。

“国家资本主义”致价格错位
在中国住的时间越久，我就越确信其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持续的。很多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会给出种种理由，论述这个国家是如何之独特，因此很多一般性的经济学规律对它并不适用。但归根结底，经济学问题永远逃不出数学规律。而数字上的问题无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多大，发展速度多快以及国家地位如何强大。对于中国，是它的数字出了问题。这些数字上的问题多数可归咎于所谓“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采取的是亚洲传统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源自日本，但东亚很多发展迅猛的国家都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种模式。通常来讲，它是这样运行的：1）通过低工资加速资本积累，再以高投资推动工业化和高出口，获得经济快速增长；2）国家的手操控整个经济过程；3）产业政策和政府注资双管齐下，加速发展高精尖产业。这种模式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经济进步，但终有一天它会崩溃。日本经济在1990年初彻底垮台（至今仍未恢复）；韩国作为日本模式最忠实的复制者，也在1997-1998年间遭受了经济危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这种模式的发展是以牺牲价格为代价的。艾丽丝·阿姆斯丹（AliceAmsden）在其对韩国经济的研究中将之定义为“价格错 位”。为促进高投资、保证高增长，国家会对特定行业或部门直接投资或提供补助，从而增加其吸引力并减少其投资风险。银行并非商业导向，更多是作为政府发展部门调控政策的工具。以上这些行为都会聚敛公共和私人的资本，并将其注入到工业化中，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亚洲经济奇迹。
问题是价格不能无限期地错误下去。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市场找到正确的价格水平。只有这样，市场才能向潜在投资者发出正确的信号，指引其资金的流向。一旦价格指标被扭曲，那么正确投资方向将不复存在。操纵价格的亚洲模式必然会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有补贴的公司不必像没有补贴的公司那样精打细算，这会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比如建造不必要或是不实用的工厂和建筑物。最终，贷款变成坏账，银行破产倒闭。这正是在日本和韩国所发生的事情。尽管这两国的危机最终以不同的方式暴露出来——日本是资产泡沫破裂，韩国则受到了外部冲击——但两国经济崩溃的原因是相同的：孱弱的银行、负债累累的企业以及不明智的投资。

危机已渐成雏形
中国也正沉湎于日本和韩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中，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接近50%，即便是以亚洲标准来衡量，这也太高了。对于这种高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支持者通常解释为，作为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亟须其所正在建设的楼宇和公路。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但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而在于中国是否获得了正确的投资。事实是，在某些领域，如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这些企业挥霍着通常是从银行借来的钱，疯狂地建设了过多的工厂。此外，中国斥资建设了大量的高速铁路，而其高票价却让大多数国人无法负担得起。与此相比，中国的很多主要城市仍没有地铁。
大量错误投资的另一个去向就是房地产行业。理论上来说，房地产开发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但这也要看中国开发的是什么类型的房地产。在普通商品房依然紧缺的情况下，无度开发豪华住宅显然是过度开发。而在我北京的公寓的两边，有三个大型商场，但每日进出的顾客却寥寥无几。
更糟的是，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都依赖于负债。尽管这种状况尚未对中国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但很多分析者担心银行最终会面临不良贷款增加的问题。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一次危机已渐成雏形：过多的错误投资，包括由贷款和政府官员推动的庞大的房地产热潮。听起来熟悉吗？危机，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国领导人不采取行动，重新定位经济方向的话。

无法违背的基本规律
当我向中国观察家们阐述这一系列观点时，通常会遭致批评——我被告知，北京的执政者们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的确，在近年来如此瞬息万变的经济浪潮之中，中国的决策者们表现得相当出色。但是，任何股票投资者都非常清楚，过去的业绩并不能保证未来的业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分析家也认为日本的官员们近乎超人。但现在因循守旧的日本官僚主义已被视为其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之一。今天，中国也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执政者们相信经济可以由人来操纵。而古典经济学的工具——矫正价格——则是次要的。既然银行唯“你”是从，还何必要用那些抽象的措施，比如说利率来引导经济呢？
正是这种态度毁掉了日本的经济奇迹，而且我看到的中国也正走向同样的命运。日本无法逃脱基本的数学规律。因此无论其决策者是何等有力，中国也不可能违背数学规律。
如果非要给这场危机预测一个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历史。日本和韩国都是在启动亚洲发展模式的35个年头后遭遇的危机——日本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1989年，韩国是从1962年开始到1997年。这样算来，中国的危机大约在2014-2015年左右。
我无意于预测某个准确的日期。我想说的是，危机迫在眉睫，要解决经济弊病，中国须快马加鞭了。

郎咸平：中国经济不能依靠长期服激素

我们现在面对的相当一部分经济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经济增长压倒一切，我们从上到下很多人脑子里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就是财政政 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教育政策等甚至法律法规都要为经济高增长保驾护航，连住房、教育、医疗、旅游、文化这些在很多发达国家都不进行市 场化改革的领域，我们也为了经济增长，而不顾一切地搞活。而在宏观经济上，就像有些短视的农民，为了高产就不顾土壤板结，而一直滥用“化肥”，我们长期以 来，为了经济高增长，一直在滥用凯恩斯主义。
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指出，凯恩斯本来的意思是说在经济略微不好的时候适度刺激经济，可是我们却长期服用过量的“激素”，长期严重 超发货币，严重举债扩张财政。这样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税负过重，进而导致本来我们最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迅速衰落。多印的票子不仅仅推高了物价，还大量涌入 不动产，推高了房价、地价和租金。在盲目政绩导向下，扩张的财政不仅在基建领域里低水平重复投资，更使得产业升级无以为继，政府只给自己认可的项目十足的 好处，而企业家自己愿意投资的产业不得不面对繁重的税收。原因很简单，前面的钱是后面来的。可以说，政府每投资成功一个企业，其代价就是一堆本来能活得好 好的企业陷入困境。
我们这种“滥用化肥”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健康的成长，我们总爱操之过急。实际上，只要能保持财政预算公平地分配财政资源，保障货币政策独立，汇率 稳健而能自我修复外部贸易平衡，物价稳定而能保证通胀基本温和，社会福利、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能给每个老百姓公平的立足点和起码的尊严，那么，经济自 然能够健康成长。就像大自然里的树木，虽然有护林员照顾一下能长得更好，但是你本来无需天天施肥，天天浇水，树木也能自然成长。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以目标管理制来提升政府的专业水平，更要以法定的目标来约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同时要在当前行政架构下加强问责，以独立的政策评估 部门，提高问责和行政专业水平。比如我们的财政透明，完全搞错了方向。其实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分几大类、搞多少名目，这些名堂根本不重要，你就按照拨钱的具 体细节披露就行了，每笔钱是谁批准的，批准给谁的，决策的基础是什么，谁负责执行的，执行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效果，有没有问责。然后，我们就专门看那些决 策离谱、金额巨大、没有执行的，然后看看负责决策和执行的官员是不是被追究责任了。如果说所有东西都按照公式和流程来走，行政效率一定会大为提升。
再比如货币政策，我们不应该再让货币政策盲目地服务于经济增长，更不应该把货币刺激当成经济增长离不开的长期“补药”。我们应该首先对央行提出法定目标， 中央银行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服务于任何经济增长目标，央行唯一应该做的就是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确保通货膨胀一直可控，确保这个核心目标完全不受政府的干 预。在这个法定目标下，我们再从外汇储备、金融管制、政府投资和垄断行业定价四个方面化解通货膨胀。在外汇储备方面，我们要控制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适度 启动人民币升值，调低出口退税，或者用其他综合手段（如产业结构调整）来适度控制贸易顺差的规模。同时，修改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优化地方招商引资项 目，从而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
而通货膨胀的根本是因为政府投资，由此带来的非理性亢奋盘活了外面来的汹涌货币，有了货币为虎作伥，这个异常亢奋的需求导致国内要素全面紧缺，从劳动力 到自然资源的价格都因此大幅上涨。因此，当务之急是遏制地方政府的举债投资冲动，调整商业银行目前的粗放管理模式，走出现在这种“上市圈钱，补充资本，大 举放贷，再去排队圈钱”的怪圈。现在，地方政府跟国有银行借钱，因为两头都是国家的，而且国有银行的地方主管也不想计提坏账，影响自己的仕途，所以国有银 行往往对地方政府网开一面。
因此，从长远来说，我们需要进行两个重大改革：其一是利息市场化，这样非国有银行才能对国有银行形成真正的竞争压力；其二是银行放开对民营资本的准入，民 营资本就会以市场化的高利率吸收存款，这样既能保持流动性，又能给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以真正的约束。改革可以从大额存款的利率自主化开始，在基础比较好的 浙江试点，而民营银行的股东应该尽可能避免一股独大，应该吸取过去的浙江经验，一次引入多家民营股东，彼此制衡，防止关联贷款和金融系统风险。而为了避免 墨西哥和阿根廷那种金融动荡，我们这两个改革的时间都应该早于大规模的资本账放开。当然，鼓励民资要想落到实处，已经不是再发几个“新36条”能起作用的 了，我们需要以问责监督督导地方落实。

《维稳行情启动》2012/9/07

提示：期指当月连续周三见低后出现转折，但该转折低点上行非推动。预期为自5月初高点下行推动段完成后的同级反拉，未来以该级别下行幅度的0.382反拉预期，投射到上证指数亦仍有一定的升幅。策略上应逢回压跟进。

上期文字中我们强调虽然市场仍然是悲观的，但指数的下行已经是末段下行之末段，即使短期被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原则上是不应该在整数关口处斩仓离场。作这样判断的原因，是从分类指数分析原则讲，期指当月连续指数的结构，才能更好地反映市场多空的状态。当它还没有出现逆转时，任何提前的预期都只能是主观臆断的结果。我们所能给出的时间，大约也就是在5月8日高点下行之后的90天关键时间价格敏感点，前后两三天的时间内，都属于正常的预期范围内。如果是按90天算，则平衡点出现在9月11日，所以，我们所定的标题，是9月中参与反弹行情。但市场总是比我们分析者更聪明，本段的下行实际在第86天出现了这个节点。而这个节点不知道有多少受苦受难的多头等着反击，所以，一经国家的定向刺激政策出现之后，市场多头群情激愤，空头翻多，二者形成合力之势不可挡。令人感叹的是年初至今，证监会终于讲话有人听了。市场反弹很强劲，维稳行情很强大。

从年初开始，我们就中国经济出现衰退的问题提出了看法。以压抑地产发展之后，必然会出现大量的负债产能过剩。而过剩的产能与市场需求的急剧下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不仅仅是增速下降的问题，而是若不采取政府刺激政策，必然会导致经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投资、内需、外贸三驾马车中，受外部影响的因素内需与外贸都无力拉动中国经济。因此，若要救经济，或者说是缓解经济下滑的速率，必然只有走投资拉动一条路。而过去近二十年时间，中国的地产经济以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令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2%－51.27%增长，增长的幅度是4.27倍，平均年增速都超过20%。到了现在，这样粗犷的泛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是资源的浪费以及环境的破坏，这样的发展方式明显是不可持续的。即便是未来城镇化率还会继续提高，但终究空间已经有限，增速也不可能再达到从前的水平。从国务院发改委经济研究院陈副院长的讲话中，我们得知未来十年的城镇化率还可能向58%－60%的发展，但是未来的年增速可能控制在0.8%，也就是说，高层定调未来十年的行业增速将控制在8%。如此一来，投资拉动的方向必然就不会是人们所认知的地产方向，而未来的地产将向低增速高精细化发展，这里面可能会更多地强调城镇的功能化发展。因此，我们年初开始就认为高铁以及城市轻轨的发展，将是后面政策拉动投资的唯一方向。原因很简单，扩大内需，再没有什么比一小时商圈的同城化更能快速地实现人流与物资流的高速流动。而且，也只有这个方向，可以实现大量过剩产能的去库存，以及中心城市周边地块的升值，让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得以有条件延续。

就铁路与轻轨建设史看，历来这类的投资必须有政府引导。所以，市场依赖政策给予的信号。前面我们一直在等的也是这个信号，虽然知道它必出，但是很难预期它什么时候出。因此，只能通过指数的波动情况作预估。上期我们特别强调，研判市场的走势，用上证指数不灵，用深成指也不灵。这里面的原因是因期指交易的出现以及融券做空交易机制的出现，因此，期指的当月连续指数成为了研判市场的新参照物，当多数人都沉迷于看空做空中，在市场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本着跌时看领跌的原则，关注领跌指数的波动结构即成重中之重。期指当月连续指数自5月8日高点下行即是一个推动结构，这里面分别作了两次修正：一次在5月中旬到6月初；另一次则在8月初。而自8月10日的下行也是一个推动，这是起于5月初下行推动段的某末段下行推动。注意一下这段下行推动的两个下行段，基本都是持续七日左右的下行，所以，按正常的预期这个小级别的下行推动段，应该持续5天左右是正常的。但是，市场的实际走势中，这里只走了两天。因此，我们前面的预期有也几天误差。不过，这也无伤大雅。实际我们在上周所传达给投资人的信号是，这里再下也跌不了多远，结构上虽然上证指数存在瞬间击破整数关口的可能，但是即便如此，在这个位置也是应该买入而不是卖出。就算被套也不该再割肉了，因为这里将出现的是一个大级别的反弹。它至少是5月8日到9月5日下行段幅度的0.382反弹，可以说在上一个整数关口（指2100之下，报纸不让直接写点位）之下买入盘，都有机会获利。

很多人还是会不习惯期指当月连续指数的分析，其实，它与上证指数的相关性还不如深成指大。但是，作为另一种视角，你可以更清晰地看清市场，而不会受此涨彼消的上证与深成指干扰。现在反弹出现了，更多人关心的是市场能涨到哪里。我们前面作过测算，市场机构存量资金大约是6500亿，转融通带来的增量资金大约可扩展到1200亿。即7700亿的资金，按一比三的边际效应，所能带动的资金就是2.3万亿。而上海市场的流通率是72%，也就是可分配资金是1.6万亿，以周三最低点时的上海市场流通市值，比当时点位，按线性计算，就可以知道大约可以推动上证指数到哪里去。当然，这只是一种粗略的计算方式，并不是说市场就一定会到那个点，超过一点或者不到一点都很正常。而这种方式，只是让那些习惯于看上证指数走势的人，有个粗略的量化计算方式。事实上，我们看待市场从来不这样刻舟求剑，市场的波动细节对我们波动分析者更重要。

就目前的市场各指数的波动，可以说，哪个指数的波动都不是低点上行推动。但这个位置对应于5月初到本周三段的下行，同级别的三波段反拉起点并不需要一定是低点上行推动。因此，本级上行一个（3－3－5）段的A段上行之后，还是可能出现一次同级的B段回压，那里，是恐高症症介入搏短多反弹的时候。因为，其后必然还有一个C段的上拉动作。在完成目标之前，市场是安全可操作的。就目前的状态，有些分析人士喊出这是未来20年的底，让人觉得很可笑。事实上，任何低点上行非推动的低点，都不可能成为长期的底。而中国经济目前的状态，政策的刺激也只是为了稳定，但不会有大量的增量资金从外围涌入过多。中国经济不会崩溃是肯定的，但经济的低点可能出现在今年的四季度初段，而市场的低点通常要滞后于经济低点半年左右。所以，先当反弹做比较稳妥，现在还不是喊超级大牛的时候。

感觉上本次的反弹，与04年“914”行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应该注意到这样的维稳性质的反弹，通常结构可能出现A长C短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反弹的第一段，市场是处于被压抑太久这后的集中爆发，故而A段会长很多。但是，本质上讲，在银行理财产品与地产两块，都没有大量资金溢出时，市场的持续上攻会消耗太多的资金，而市场外围的资金又很有限，所以，应该提防如朝鲜战争时期志愿军攻势因后勤补给不济的情况出现。从历史的角度看，历次人为政策影响下的行情，通常可作二百五预期。但需注意的是，预期永远只是预期，当行情开始之初其实并不用考虑太多，跟着做多就是了，一旦小时线有背离状，则减部分仓锁定利润为上策。

 sulon 2012/9/07
15:07

四季度中央不可能再出台刺激经济政策

我发现，同志们心目中我老徐的形象，就是苦逼屌丝男一个，这下完蛋了，我要是一本正经说话，大家一眼就看出这是装逼……

昨晚睡不着，网络吐槽篡了一帖子，后面一面叫好不算，还说这比我财经文章好，(⊙o⊙)…，我知道现在自己财经贴质量不比以前了，因为精力不如以前那么专注，但也不至于这样吧？我每日财经博客帖子，都是财经网站专业评论稿件，说话肯定要穿西装打领带，不可能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在那里胡掰，可同志们却偏偏喜欢我穿裤衩光着膀子瞎扯，认定我那些正经财经评论稿件，就是西装革履舌灿莲花，纯粹就是街上卖保险的，要不，就是地产中介小弟……反正就是上不得大场面的狗肉席……我日
算了，我也认了，为稻粮谋，有些事情没办法，等我混出来了，财务自由了，每天光着膀子坐在那里瞎扯，有人爱听，我就爱扯，不过现在还是老老实实写财经评论稿，因为有人给钱啊，今天的评论稿件如下，你们爱看不看，就这样吧

四季度中央不可能再出台刺激经济政策
继9月5日批复25个轨道项目后，发改委6日再次批复30个项目，发改委在两天内集中公布批复的这些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很多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在经济形势持续不振情势下，中央“稳增长”的重要措施，不久将会有更大规模的刺激经济计划，其中包括宽松货币政策。但综合各类迹象看，这可能是市场的一厢情愿。

好吧，我不装逼，我说大白话吧，这次领导不是要吃伟哥，大家放心，不会折腾死大家的，可以散了……

首先，发改委近期批复的万亿积极财政计划，其实是年初各方早就规划好的方案，不可能是仓促出台的刺激经济计划。今年的经济政策基调，去年底中央就已经敲定——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所以认为发改委积极财政项目集中批复，是大规模刺激经济计划的开始，这种看法显然是偏颇的。
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目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糕。目前，就业率形势较为良好。9月10日，人社部副部长信长星指出，根据人社部在8月初组织的对20个省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显示，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返乡的现象。此外，信长星强调，8月份相关媒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几家媒体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度的采访，结论也是这样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裁员和大规模的返乡现象。这种情势下，不用冒通胀升温的风险以刺激经济。
此外，9月10日公布的外贸数据出乎市场预期，但未必出乎决策者预期。8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为3292.9亿美元，增长0.2%。其中，出口1779.8亿美元，增长2.7%；进口1513.1亿美元，下降2.6%；贸易顺差266.7亿美元。这个数据，固然说不上多靓丽，但也说不上多黯淡，在全球经济持续不振的情势下，能维持增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增长，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现在房地产投资开始加速。

.房地产肛需哪里挡得住，小心了，同志们，今明两年，要对房价上涨做好心理准备，我反正无所谓，因为我压根就没想过买房……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8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5.6%，增速比1-7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这是这个数据近一年来第一次出现回暖态势。自5月份以来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持续增加，个别城市高价地再度出现。而房地产企业买地的动作和规模，也越来越大。有媒体观察到，就在9月5日——7日，7家大型房企3天内斥资88.68亿元在一二线城市抢地。其中，万科击败中海等强劲对手，两天内以46.71亿元连拿合肥和广州两地块。万科大手笔拿地后，华润、路劲等房企拿地动作也开始加快，7日当天就分别在成都和上海成功摘得地块。大型房企集体出击圈地，这是今年房地产行业首次出现的现象，市场预计四季度还将再现抢地热潮。
在就业率没有恶化，出口形势过得去，同时房地产与基建投资带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四季度加速的情势下，中央再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应该是不可能的。
今年不大可能看到开闸放水的动作啦 【同意～】

以市场引领研发 让企业转危为安

日本产网站 2012年8月7日
http://www.ribenchan.com/news_info.asp?id=413
中田顺二是在2005年出任杭芝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开始的两年，公司运转得挺好，但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到来后，以往一年70亿日元的销售额，顿时下降到了2008年的46亿日元，2009年更跌倒了不到30亿。“公司那时确实危在旦夕。”中田说，那时他的体重也迅速下降，半年时间里，10公斤体重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田顺二总经理
不仅是总经理中田的体重在减，杭芝公司的生产内容也有了很大的变化。1991年刚成立的时  阅读全文

时间节点逐渐明朗

时间节点逐渐明朗

  
时寒冰
众所周知，中国股市是政策市。

政策决定走势。

在此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王立军“出走”美领馆事件后，开启“潘多拉魔盒”，将很多“力量”吸引到了“相关领域”，导致出现政策真空。使得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力量，被欧债危机等外部因素主导。


那么，这种真空状态在什么情况下结束或者具备结束的前提？

8月28日，我在《欧元·美元·农产品·股市》一文中分析认为：股市真正可以全力做多的时候，最起码，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时间点（仅为前提之一）：十八大会议日期的确定。这个日期的确定将意味着各方“统一认识”达成，意味着，决策层将有精力并且也有意愿做出能够对中国经济当然也包括股市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政策。而且，十年股市归零，给公众留下的将是什么？当即将离去的那些长期控制权力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做空者迅速收手甚至反手之时。但在此之前，高层的关注点将无法顾及到股市，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因此，十八大会期的确定，是中国股市能否走好的最关键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十八大确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则是对薄事件处理意见的统一，相关重要人事安排的达成（两者具有内在联系）等等。


让我们做一下分析……（由于敏感，思虑再三，删掉了这一部分）

因此，在王立军被提起公诉的9月5日，我发了一条微博：
为什么王立军提起公诉与发改委放行大项目的时间如此巧合？

政治“稳定”而后才是经济，才能有精力关注经济。反过来看，也说明，政治方面的博弈已近尾声。

中国股市有一些可供参照的重要风向标：

比如QFII。9月3日，上海证券报对QFII做了如下报道：重拳出击三大板块，QFII基金7月加仓凶猛异常。QFII中国A股基金的增仓动作，和内地A股基金的做法恰好相反。根据相关的测算，内地A股基金的仓位在7月以来继续下降，目前已经基本接近历史低位。但由理柏和本报联合推出的最新一期“QFII中国基金月报”显示，QFII中国A股基金在7月份中整体出现加仓情况。亚系的基金加仓尤为凶猛。而欧美系的基金的仓位也稳中有升。保险、食品饮料以及券商股成为QFII中国A股基金的加仓重点。大部分纳入统计的QFII仓位在当月出现了明显的增仓，增仓幅度超过6个百分点。在过去1年中，这是QFII基金整体最大幅度的加仓。我在微博中也做了一点说明（如下）：
再比如股指期货。股指期货是中国股市的重要风向标之一。

我们看一下股指期货最近几天前20名持仓的变化数据：9月3日，股指期货1209合约，前20名多头持仓为51178手，前20名空头持仓为64572手，前20名持仓为净空13394手（见下图）

9月4日，股指期货1209合约，前20名持仓为净空10656手

9月5日，股指期货1209合约，前20名持仓为净空9886手

9月6日，股指期货1209合约，前20名持仓为净空9004手


即使考虑到向10月合约移仓的因素，前20名持仓的净空单的降幅依然是非常迅速的，说明获利已经非常丰厚的空头主力正在主动快速减仓，假如这种情况接下来继续，说明空头主力已经开始调整策略。

为什么？

做空者担心前所未有的政治风险。我在《欧元·美元·农产品·股市》一文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十年股市归零，给公众留下的将是什么？当即将离去的那些长期控制权力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做空者迅速收手甚至反手之时。”

在资本市场，仅从技术层面来看，无论做多做空，都属于纯粹的投资行为，本无可非议。但问题是，目前的这个时间点是极其特殊的——十年换届。决策者非常清楚，股市下跌，10年归零，投资者财富大幅缩水，引发的是愤怒而不是赞美！这何尝不是高层的一块心病。尤其在投资者范围非常大时，投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相当的民意。一旦决策者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将会把做空行为视为故意挑起民众仇恨的恶意行为。毕竟，没有任何一个执政者愿意站在公众的仇恨之下，在今年这个10年换届的敏感点，谁不想给民众留下好的印象和回忆？这意味着，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做空，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政治风险。赚钱重要还是自己的身子骨重要，做投资者的，谁都能算得清楚。

一旦十八大开会日期确定，这些做空者就会“迅速收手甚至反手”。

而18大的日期正在明朗化。一些重要人事的任免、王立军被提起公诉，都意味着，博弈正接近尾声。

另一方面，最近发改委突然狂批项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前者的博弈接近尾声了，这边的摇滚乐才得以顺利地在喧嚣和疯狂燃烧的激情中展开，而发改委无疑在担任主唱：

不妨看看9月6日的这则题为《发改委两日密集批复交通项目，投资或超万亿》的消息：发改委继昨日（9月5日）批复总规模超8000亿的全国多个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后，今日再次批复20个项目，其中包括13个公路建设项目，总里程超过2000公里。另有多个集装箱码头和航道获批。

这说明，上层在解决政治问题之后，开始将重点转向发展经济方面，而中国发展经济的模式就是投资拉动，再简单点说，就是上大项目、大工程。

这些其实此前已经轰轰烈烈展开了，只是，前期的主唱是各地的诸侯。

9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做了题为《中共“十八大”会期明朗化》的报道，详见：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418

至此，时间节点日渐明确了。再多说就是废话了。

于2012年9月6日深夜

国税总局对房产税态度太暧昧

国税总局对房产税态度太暧昧

2012/9/7 南方人物周刊

8月的最后一天，国税总局对于房产税作出公开说明。

其要点有三：第一，房产税扩容方案及细化的征收标准、办法尚未最终确定；第二，房产税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投机行为，但作用有限；第三，决定房价的是供求关系，调控房价、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运行需要财政、金融等经济措施与行政措施相互配合。

如此暧昧的回复不会让争论消失，反而会让争论更趋激烈。很显然，国税总局不愿意单独面对巨大的压力，而希望把相关部门拉进这场关键性的改革之中。但从国税总局对房产税的回复来看，存在着认识不清的地方。

国税总局认为，房产税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投机行为，但是作用有限。不知道国税总局认为的“一定程度”到底是多大程度？是依据什么标准得出的结论？房地产市场作为主要的投资市场，遵从资本与货币市场的规律，投资者对风险与收益的考量是决定市场冷热的主要因素，供求关系退居次要地位。

房产税在多大程度上抑制房地产市场，语焉不详。从目前已经推出房产税试点的上海与重庆看，可以说效果确定并不算大，由于房地产政府较多，叠加于市场，很难做出总体的精确评估。不过，我们可以从其他市场得出相反的推论。

据上海税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包括商业、办公楼和住宅在内，今年一季度收得房产税30.6亿元，上半年房产税税收入达67.3亿元，2011年上半年上海房产税收入约51亿元，全年税额约73.6亿元，相对于2011年1500亿元左右的土地收入可谓九牛一毛。同时，征收和范围也较为狭窄，2011年度全市应缴纳房产税的个人住房近2万套。截至2011年底，已有16283套住房的纳税人按规定缴纳了2011年度的房产税。今年一季度，上海已经对24433套住房完成了房产税征免认定；其中应征收房产税的住房有4419套，占比约18.1%。上海房产税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物业税，而是惩罚增量投资，对存量房不计征，并且征税税率较低，仅为0.6%。不过，从上海的住宅成交看，以刚性需求为主，说明房产税对投资性的增量需求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重庆房产税主要针对高端住宅，今年1月，重庆市政府主要官员表态：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近一年来，在政策推进和征收手段上均达到了预期效果，97%的缴税率收效令人满意。从去年的数据看，房产税实施后，重庆主城区多数高档商品住房项目访客量下降30%-50%，部分购房者改变了买大房、买高档房的消费倾向。去年1月28日至11月30日，重庆主城区高档商品住房成交70万平方米，占商品住房成交量的6.8%，同比下降4.1%。

重庆与上海的房产税并非广泛的持有环节的物业税，而是针对特定住宅供应的惩罚性税收，从重庆、上海的房产税轻易地得出房产税无效的结论是轻率的，这无异于剪去虎爪、将老虎关入铁笼而后嘲笑老虎的威力。

房地产市场遵从供求关系是个假象。正因为供求关系论肆虐房地产市场，各方才有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开发商认为供地过少，供地者认为开发商囤地、待价而沽。正因为土地、房产价格节节攀升，收益率上升，开发商才会囤地捂盘，供地者才会采用饥饿疗法，有了6年以上可供开发的土地还要继续囤地，只能说土地已经变成最好的套现投资品种。

2008年年底，房地产市场供在于求，但到2009年二季度后，房地产市场反弹，到下半年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入市者增加，当房地产市场投资收益上升到20%以上，没有抑制政策，投资者判断入市的风险将远远小于投资收益，面对相对确定的房地产投资市场，投资者的行为趋于一致，大量资金入市。如果住建部、国土资源部、国税总局继续抱着供求关系的老黄历不放，恐怕中国的房地产调控就会走入歧途。

当然，有的经济区域有了物业税，房价照样节节上升，比如次贷危机前的美国、中国的香港地区，在房地产价格中，物业税并非惟一的变量，货币政策与物业税双管齐下，才能收到效果。事实上，在房价大体稳定的经济体，既有负责任的央行，也有明确的、公平的物业税，如德国、加拿大。

国税总局并不是不明白——国税总局指出由于住房兼具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因而在扩围的同时，将在房产税改革试点问题中将充分考虑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对基本住房需求的部分予以一定税收优惠——之所以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因为兹事体大，遭遇的反弹力度大，并且一些地方财政岌岌可危。这时候，向社会公开信息，稳妥推进改革是最好的办法，而不是搅混水，让预期更加混乱。

房产税与土地财政孰优孰劣无需多说，很难想像一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地方政府远离正常的税收体系，依赖卖地为生。

……………………

不是太曖昧，是狗咬刺猬---無處下嘴！

二套以上制：需要的透明度和今後對應的力度，不是現在立馬能一蹴而就的；而放眼未來地去徵，現在的稅務官員們還不確定自己種了樹，誰會下山摘桃子呢～所以，沒人真動---

首套普稅制：呵呵，值此接班之際，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呢？

理由就這麼簡單～！

民主党充其量只是自民党的附体转世

选民期待真正的变革
2009年9月，民主党在众参两院获得过半数的议席，鸠山由纪夫首相率领的民主党政权成立时，国民的期待顿时高涨起来。在自民党独揽政权的20年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的占有率从18%下降到8%。这实际意味着日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增长被完全抵消。在这一过程里，日本将东亚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拱手让给了中国。如今，中国成功实现了日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达到的10%的年增长率。这期间，面对少子老龄化、公共债务增加、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等国内问题，自民党并没有拿出有效的对策。日本“失去的十年”继续延长，这20年成了社会消沉乏力、行政功能不健全以及对政治失信蔓延的20年。
民主党自1998年成立以来稳步扩大了选民的支持，2007年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2009年又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了大大超过半数的议席，终于推翻了自民党政权。民主党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开承诺削减自民党政权时期在公共事业上造成的税金浪费，在“从混凝土到人”（指政府工作重心从公共设施建设向保障国民安心安全的生活转变——译注）的口号下重新分配预算。所以，选民们期待新生的民主党政权从根本上改革停滞不前的国政，引导他们走向一个充满经济活力的时代。这当然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的。

民主党政权启程：前路多险阻

然而，鸠山首相上任不久便提出让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冲绳撤退，于是遭到了美国国防官员的猛烈批判。随后又因为伪造超过4亿日元的政治捐款记录以及暗中接受母亲提供的巨额政治资金而受到媒体的抨击。不仅如此，鸠山政权下实施的事业甄别，仅完成了当初3万亿削减目标的四分之一强，燃油税减税的若言也未能付诸实施。
2010年6月继鸠山氏之后就任首相的菅直人也如出一辙。菅首相在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夕突然提出要将消费税增加一倍。这一发言让民主党的议席毫无悬念地跌至半数以下，其后果，造成了民主党要通过任何一项法案，都不得不取得自民党等在野党支持的被动局面。
3.11东日本大地震以及随后发生的海啸和核泄漏事故，将民主党在危机管理方面的无能暴露无遗。地灾后，国民和评论家们都希望政府拿出一个复兴东北的全面计划，并且期待着在这一过程中会展示出一个凝聚日本的全新国家目标。然而，时至今日也未能实现。不仅如此，地震之后的霞关（日本中央政府机关集中地——译注）和永田町（日本国会、首相府等的集中之地，政界的代名词——译注）丑态百出。各个省厅只顾维护自己的利益，没有为国家目标而通力合作。主要政党均为党的利益和政策争论不休，在二战结束以来单独发生于日本的最大的危机面前，他们依然拒绝暂时搁置争议一致应对灾难。
在分析民主党为何手握政治主导权却无力切实发挥领导能力时，可以让人想到有以下一些因素。例如，刚从自民党那里夺取政权的民主党经验不足，内阁大臣们对行政还不熟悉。此外，由于民主党上台大批特批官僚主导的政治统治，导致了对政治主导的过分追求，民主党领导层甚至对一些琐碎的事务都要进行毫无责任的干预，这也是原因之一。这三年来，在普天间基地迁移、尖阁列岛、福岛核电站事故等问题的处理上随意草率，应对不力，如果由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负责处理这类问题，并充满自信地和日本有能力的官僚通力合作，或许其中很多棘手的问题都能得以回避。
2010年之后，民主党没能在参议院保住过半数议席，形成“扭曲国会”状态，这也带来了政治决策的迟滞。而且311大地震的影响和危害太过巨大，无论是哪个政权，恐怕都会因为问题的复杂性而不知所措，不得不采取言行不一、相互矛盾的举措。不可否认的是，对民主党来说，这些不利条件无疑成为了推行新政策的障碍。然而与此同时，民主党所存在的问题，仅凭这些因素是无法解释清楚的，笔者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政治分肥”与“提高生产率”并存的自民党时代

从根本上说，民主党是由许多理念不一的政党和集团的聚合而成的，他们希求的是方向性各不相同的政策。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政党，摆在最首要位置的应该是什么？民主党内部对此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这种不协调最突出地表现在受到特殊对待的党内核心人物小泽一郎（注1）的立场上。小泽此前多次妨碍党内领导层指导部及指导部提倡的政策。但这不仅限于小泽一人。党内一直存在着反对势力，并且从未出现过一个能够以充分的权威（或实力）压制反对派并确保自己的指示得以执行的领袖人物。
党内的不协调正是给自民党带来灭顶之灾的主要原因。我曾在《政治分肥与生产率之间——自由民主党的瓦解》」（“Between Pork and Productivity: The Collapse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 36, no.2, [summer 2010] pp. 227–54）这篇论文里指出，从自民党成立那一刻起，自民党议员就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要素。一个是被称作“生产率”派的集团，他们最为重视官僚主导的产业政策和大企业的技术革新、以及通过积极开拓出口市场最大程度地创造日本经济的增长机会。
然而，重视“政治分肥”的议员们对自民党来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看重的是公共事业、邮政事业，中小企业和农业保护，以此在地方选举区靠预算分配确保有形利益。要把“政治分肥”与“生产率”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支持基础硬性结合在一起，就必须保证政府的要职由保守势力把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而结果，自民党和日本政府必须持续不断地扩大可供使用的预算财源。以上三点缺一不可。
自民党执政的前35年（1955-90年）里，这一模式十分奏效。日本经济的繁荣使自民党得以维续政权，自民党的统治同时又支撑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但是，日本飞速的经济发展却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社会。速度惊人的经济增长造就了一批比赋予自民党政权时的选民们更加富裕、健康、长寿，富于都市气息，消费欲望更强的选民。而且，那些过往在日本获益最大的企业中止了主要在日本国内进行的生产，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了东亚以至整个世界。
然而，自民党无意出台相应的政策来适应新的需求，没有向这类新型选民积极展示自己的意志。因为这样的努力意味着会遭到历来有望获得大量选票的选区以及占据党内多数要职的“政治分肥”型政治家们的反对。于是，许多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便获得了对自己反对的政策行使决定性否决权的权力。泡沫经济破灭后，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突出，自民党几乎变成了单纯的“政治分肥”型政党。政府增加了借款，并将丰厚的回报提供给有限的部分选民，其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持续增加。
虽然不受大多数自民党议员“待见”，但小泉纯一郎首相还是对一直受到保护的经济部门、建设及道路“族”利益集团、不良债权和邮政事业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果敢地对“政治分肥”型的统治发动了挑战。由于自民党内一致认为小泉对媒体的巧妙利用，以及由他来担任党魁有利于维持自民党政权，这使小泉能够省略传统的党内通气和政党间的意见协调等程序，得以直接与民众对话。
在2005年的选举中，小泉发挥他的战术才能，为自民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并在率领面貌全新的自民党推进改革政策、恢复重视“生产率”路线上，占据了无比的优势地位。这是一条和都市型的、崇尚消费的选民居多的日本现状相吻合的路线。然而，小泉未能巩固自己的历史性胜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自民党的领袖又一次换成了那些不谙经济的首相们。这些人费尽心机力图逆转小泉的改革，使“政治分肥”和保护利益团体的政治再度死灰复燃。

改革？还是维持现状？

民主党开始拥立选举候选人时，在城市获得的选票远比地方多。例如2003年和2004年的选举，虽然自民党在地方占据了有利地位，民主党却在城市的选区中击败了自民党。但是，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和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和自民党在地方和城市的得票率基本相同。最终民主党是靠着渗透 “地方”这个自民党的坚固要塞而并非通过提升在城市的得票率获得了过半数的议席。小泽和他的选举战略使许多“小泽派年轻议员”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成功获得了以往单靠城市选民无法实现的过半数议席。然而，作为赢得选举的代价，民主党一贯的经济政策被打破，并且失去了日本重新走上重视“生产率”路线所必需的政策转换的时机。
鸠山政权2010年度预算在转瞬之间被推翻，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原本计划冻结的200件高速公路计划中，实际冻结的仅有4件。报道称，前原国土交通大臣做出的冻结决定之所以被推翻，是当时的小泽干事长出面干预的结果，因为小泽在选举中响应了地方要求继续建设的诉求。当然，最高法院做出了参议院选举中有利于地方的一票之差 (每张选票的分量差异——译注)是不公平的裁决，如果能够按照这个结论进行制度改革，那么根植于日本地方的政治力量应会得到削弱。但是，修订选举制度希望渺茫，经济政策对谁有利由政党政治决定的状态仍在继续。
至少野田佳彦首相似在消费税增税法案、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等方面，力图积极推进政策的制定。在探论参加TPP谈判之初，野田首相承诺将采取措施恢复日本农业活力，提高国际竞争力。为平息反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KORUS）的韩国农民的愤怒，韩国政府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韩国的措施得以奏效，2011年农产品的出口比4年前增长了一倍。）增强日本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努力是合乎情理的。世界农业市场的规模2013年预计将超过2万亿美元（《日经周刊》2012年4月30日）。但是，农林水产省既无意改革一直以来集中于服务国内市场的日本农业，也不鼓励农户开拓利基市场扩大农产品出口。2009年日本农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5位（前四位是中国、美国、印度、巴西），而同年的农产品出口额却只有30亿美元，远远低于韩国，农作物的贸易赤字接近500亿美元（《日经周刊》2012年4月16日）。

改革工作尚待继续

野田首相提出了种种政策，试图削弱民主党内和社会上的反改革势力，然而与十年前小泉时期相比，阻力有增无减。民主党内没有形成“将野田推为党魁有利于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的共识。野田首相不像小泉那样能够得心应手地驾驭媒体资源，国民也不像支持小泉那样支持野田。
民主党的支持率跌破了25%，而自民党的支持率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媒体和国民最近对桥下徹和大阪维新会的也就不足为怪了。和小泉一样，桥下也对媒体了如指掌，展示出积极主动的决断力，营造出一种富于活力又充满都市气息的氛围。如果利用他与小泽和石原东京都知事的关系，维新会有充分可能成为新的全国性政党的核心。但是，即便这样的政党产生，党内也实现了团结一致，它会否将日本经济的重生摆在最优先的位置则还不得而知。因为目前来看，桥下的关心似乎主要集中在核电站问题与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如何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支配等方面。
今天的日本政治经济，最需要的是在这个竞争日趋激化的世界，创造出能够产生新的需要和新的工作机会的增长模式。妨碍这个过程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民主党的内部分裂。日本在过去25年间有18位首相陆续登场，恐怕除了小泉以外，没有一位首相有足够的影响力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凝聚议员的方法，或是用党内除名进行恐吓，或是以将来的回报换取忠诚，或是这两种方法双管齐下。只要能这样做的党魁不出现，日本的政治将仍旧方向迷茫，继续摇摆不定，反复无常。
不管是党内还是全国，民主主义中，利益冲突、权力斗争和反对势力都是现实存在的。而且民主主义必须时常保持多数派的统治和对少数派的尊重这样一个平衡。但是，尊重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和国内少数派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对一切不赞同的政策行使否决权。有效的政治需要适时的决断，而决断必然产生出赢家和输家。日本的政治能否向着有效的统治迈进，是今天的日本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课题。
（原文英语， 2012年5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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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就是給自民黨幹“臟活兒”的～每次，自民黨弄出來了亂攤子，輪到民主黨上來，自然是收拾唄，自然就是幹臟活咯～
日本政壇的絕大部分資源都掌握在自民黨人手裡，而自民黨又是世襲和公務員階層固定化了的，怎麼能搞好呢？
凡是靠人脈而非靠理念形成的大勢力，都不會有光明的未來！

长篇连载：谁在统治着日本（一）（二）

一．官僚的日本

上世纪20年代，世界规模的大恐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急速扩大，这种马克思主义影响扩大的地区当然也包括了日本。实际上由于日本民族的教条主义特性，日本知识分子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更加左倾一些。在林林总总的各种左翼思想中，除了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曾在二战结束时撕毁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出兵中国东北而在日本没有什么人气之外，包括毛泽东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在内的所有左翼思想日本知识分子中都有不少信徒，所以日本知识分子经常使用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和分析历史，即使在很右倾的日本人写的东西里面发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稀罕。
但是著名日本历史学家木坂顺一郎在论述日本近代史的时候却用了一种古怪的分类方法，他把昭和初期的权力集团分为1.资本家（财阀），2.地主，3.政党，4.宫廷集团，5.军部，6.官僚。
这种把阶级，身份和职能集团混淆在一起，而且把“官僚”作为一个独立集团的分类是很少见的，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所以不少学者从理论上对这种分类提出过疑问。但实际上这种分类方法很实用，能够很方便地解释日本现代史上的不少问题，所以现在使用这种分类方法的日本学者很不少。
明治维新使得日本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变，而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所带来的美军占领又使得日本成为了一个现代国家。但是无论是战前，战中还是战后的现在，“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个话题一直在被人讨论。
不要说战前的日本，即使现在的日本也不能说是一个真正民主主义的国家。虽然日本具备了完整的民主制度，而这些民主制度也在有条不紊地运行，但从国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养来说，就是日本人自己也承认日本离开真正的民主主义国家还有一些距离。
但日本也不是什么独裁国家，甚至在战前战中的那些政治上极端黑暗的法西斯年代日本也都不是独裁国家。因为日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独裁者，就连权重一时的陆军大将东条英机也因为塞班岛的失守就被人很简单地赶下了台。
那么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呢？应该说日本是一个官僚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直是被官僚掌握着大权的。即使是日本被“军部”统治着的年代，构成军部的那些军官们从根本上说也还是一群武官官僚们。那些以参谋的身份活动着的武官官僚随着大日本帝国的覆灭而销声匿迹了，但另外一支曾经被称作“帝国高等文官”的文官官僚队伍还存在，只要注意到在明治维新之后四十年日本就从一个荒凉落后的岛国成为了世界强国这个事实就没有人会低估这支官僚队伍的能力。
从明治维新之后，就是这群被称作“官僚”的，由特殊选拔程序所选拔出来的人们代表着天皇在运转着日本的国家机器。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正确的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话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决定任何社会形态中的所有社会集团是否能够存在并得到发展的的最重要因素都是干部队伍的建设，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就是是否能够建设并且维持一支有能力的官僚队伍的问题。
“官僚”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常常带有负面意义，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辞海》这样的权威汉语工具书中居然没有“官僚”这个词条，只有“官僚主义”，“官僚政治”和“官僚资本”，这好像也就给“官僚”定了一个性。可能是因为当年有人把“bureaucracy”这个英语单词译成了中文的“官僚主义”的缘故，赶上“官僚主义”还正好就是官僚所特有的习气之一，于是这种高高在上，闭门造车，不懂装懂，瞎指挥等等这些官僚主义的特征反过来成了官僚的特征，弄的现代汉语不得不在谈到“a government official；a bureaucrat”再创造出一个“行政官员”的字来。实际查阅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就可以知道，所谓“官僚”指的就仅仅是“官吏，官员”，是一个完全中性的词汇。
而日本的《广辞苑》中对“官僚”的解释是这样的：“①官吏的同僚；②官吏；③行政的执行者，特别是指对政策决定过程有影响力的一群高级公务员。”
同样对比一下中日两国对“官僚主义”的解释也是很有意思的。
《辞海》中对“官僚主义”是这样解释的：“国家工作人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知发号施令的坏作风。表现为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独断专行，压制民主，以至于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等等；还包括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层次繁多，互相扯皮人浮于事，虚职过多，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
而《广辞苑》则是这样解释的：“伴随着官僚政治的一种倾向，态度和风气，其特征是专制，秘密，繁琐，形式和划一。不仅是官厅有这种倾向，政党，会社，工会等大规模组织都有这种现象。”
可见《广辞苑》的解释比较中立，解释清楚了所谓“官僚主义”的来源，所以更为合理。
在中国有一段时间曾经完全把“官僚”和“官僚主义”混为一谈，在文革中这种倾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从1966年到1969年那段最混乱的时代，大部分行政官员被打倒，甚至一部分行政官员在肉体上被消灭以实现建立一种理想社会的愿望。当然这是注定了无法成功的，到最后也只好把那些已经被打倒了的“走资派”，也就是行政官员们解放出来，请他们重新出山以整理已经被弄得千疮百孔的国家。
社会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代国家是极为复杂的综合体，维持着这个综合体运转的就是那些官僚们，离开了官僚，管理国家就无从谈起。
而之所以有日本人把官僚分类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是因为官僚在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比任何国家都更加有影响力，以至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谈到日本的成功经验时直接就归功到了“日本有一支最优秀的高级公务员队伍”。
这些日本高级公务员，也就是官僚们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是怎样被选拔出来的？他们的特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二．从武士到官僚

日本人有个不管干什么都会将其进行专门化或者精英化的特性，无论干哪行到了日本都会有一个“资格”问题。比如互联网刚普及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使用ISDN上网的阶段，那时的日本甚至有一个专门为用户安装ISDN调制解调器的资格。在连简单地安装一个调制解调器都需要专门资格的国家，在“做官”或者“从事行政管理”这样一个范围极广而且其中不少专业确实需要很专门的知识的时候，资格当然就更加重要了。

何谓资格？资格又是从何来呢？

在现代社会里，资格是指为法律或是社会常识所公认的从事某项工作或者活动所需要的技能或能力，这种资格一般是经过某种公开的竞争考试（merit system）而来。实际上在现代之前的社会里也有同样的资格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采用的最简单，同时也是最广泛的方法就是——世袭。全世界都用过这种方法并且还在继续使用中，特别是在一些手艺领域中，“子承父业”是当然的归结，俗话中所谓“木匠的儿子会使斧”就是对这种世袭制资格最形象的描述和认可。而日本的世袭范围则比别的任何国家都要广得多，不但打铁抓鱼这些行当是世袭，就连茶道花道，写毛笔字演歌舞伎这些明显需要艺术天才的行当在日本都是世袭的。

当然在古时候的日本，行政官员也应该是世袭的，而且确实日本古代行政官员就是世袭的。

中国虽然有长达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但是行政官员却没有“世袭”一说。中国人认为行政官员需要具备某种资格，因此中国在世界上最早采用了公开的竞争考试（merit system）也就是科举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并且现在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世袭官员现象，但那并不是合法的存在，那只是一种腐败而已，从不被任何统治集团所公开认可的。所以当中国人听说行政官员也能世袭时可能会觉得意外，但古代日本的行政官员确实是世袭的，那些世袭的行政官员就是所谓“武士”。

日语中的“武士”这个字很容易给人一种“武官”，“武将”，“军人”，或者是西洋文化中的“骑士”那样的印象，实际上古代日本的“武士”要比这些角色都要复杂。

武士在日本是一种世袭的社会地位。虽然武士们能跨着刀满街走，但他们并不完全是真正的职业军人。虽然武士们有时候也为领主们去打仗，但武士们的职业并不是从事战争。实际上在更多的时候，武士是一群帮助领主管理庄园和财产的官吏，日语中表示武士的另一个汉字是“侍”（サムライ、samurai），这才表达了武士和领主的真正关系——侍服。所以日本武士并不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打手，而一般都会打几下算盘，背得几首汉诗，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家学渊源，所以在明治维新刚开始时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出身于武士家庭的不少，那不是考试时有人开后门，而是因为当时包括陆军士官学校在内的大部分学校的入学考试考的就是四书五经，那玩意武士家的孩子背得滚瓜烂熟。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就是那种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绝大多数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所谓“行政管理”也就是收一下租税，处理一下邻里纠纷，夫妻吵架，处罚偶尔抓着的小偷强盗，和老时候中国那些在县衙门里面的知县老爷所干的那些事一样，凡正常人没有不能干的。据说李鸿章曾经说过一句“官是最好当的，如果有人连官都不会当，这人也就笨到家了”的话，估计这句话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说“当官”就是“行政管理”的话，那时候比现在可要容易多了。

不管是叫“当官”还是叫“行政管理”，主体都是人，没有人来当官，行政管理就玩不转。但刚开始的明治政权就是没有人。因为那么多年来所谓天皇也就是有个“天皇”的名义而已，没什么真的需要他去过问的东西，其实要较真的话，就连幕府政权自己所管的也就是江户，现在的东京而已。其他地方的行政都是各个藩自己在管，和幕府政权没什么关系，当然也就更没天皇的什么事了。可现在说起来是天皇亲政了，要管事了，这就要有办事的人，如果没有就得去找。

一开始，明治政府的找人方法也很简单：直接向各个藩去要。这样明治政府的第一批官僚是由“贡士”和“征士”所组成的一批人，所谓贡士，就是各藩自发地进贡来的人，而征士则是明治政府指名去向各藩要来的人。天皇一声号令要人，当然下面的各藩都得给，但是下面的各藩也都打着小算盘，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以后的明治政府会有“废藩置县”这一招，都以为所谓“维新”也就是从幕府换成天皇而已，没什么其他变化，以后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天皇来要人当然得给，但是不能给好人，给完了自己以后就没法过日子了，所以最后各藩给明治政府的几乎全是些所谓“豪杰之士”。

要是对“豪杰”这个字认真追查一下的话就知道那不完全是正面名词，这个字来自《水浒传》，指的也就是梁山泊上的那些好汉豪杰，翻成现代语的话就是“无事生非的刺儿头”，成天除了喝酒吃肉之外就是梦想喝酒吃肉，再不然就是打架，或是装作会打架的样子惹事生非，实际上没有什么正经本事，特别是在和平年代赖以谋生的本事根本就没有。各藩对这帮豪杰本来就烦透了，放在身边还要给他一口饭吃。现在好了，天皇要人，正好全塞给天皇去养。

结果明治政府收集来的这些贡士征士中不要说不懂怎么搞近代化工业，就连会打算盘的都没有几个。好在明治政府一开始也来不及搞什么近代化，主要就是朝令夕改地乱发告示，据说所谓行政管理工作的一半以上是抄写各种告示，当时又没有复印机，只好再次起用在江户的各种学校里受过很好汉文教育的那些旧幕臣们来当人力复印机，实际上没有用上那些豪杰们。

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 限制行政权力

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 限制行政权力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9月02日 13:04  财经杂志

　　中国欲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最近三年来，这是《财经》杂志第三次刊发经济学家呼吁“重启改革议程”的文章。
　　呼吁之声不绝于耳，表明改革遇到阻力，前行乏力。
　　眼下经济失速，诸多政策工具腾挪空间有限，这与国内外总需求的下滑有关，也表明此前行之经年的增长模式确实已至穷途。
　　尽快启动新一轮改革，释放新一波制度红利，为经济增长觅求新的动能，已刻不容缓。寻觅动能之余，亦须破除前行阻力，方能双向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运行之势。
　　国内外的情势均表明，只有挥别狭义的经济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确保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要言之，欲解经济体制改革之困，功夫更多已在诗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非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呼应而不能竟其功，其中涉及的利益重组与上下互动，只有凭恃民主、法治才能框住而不致失序。
　　回望过往的数十年，东亚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以主动之布局和坚定之决心，完成了民主、法治层面的艰难转身。中国的转型之路，已到新的十字路口，历史性决断时不我待。本刊将持续关注此一话题，俾以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前行力量，重启改革议程。
　　——编者
　　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虽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分量也变得举足轻重，但在国内也面临重重问题与挑战：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破坏严重，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别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经济能不能平稳增长，社会能不能和平转型，都已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特别是在多方面的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现在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
　　“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吴敬琏先生近日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显然，如果不能建立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但经济不可能平稳发展，而且难以摆脱民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一些激进主张开始萌动，如果某些枭雄式的人物利用这种情势，用“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极端“革命”的口号误导大众，就可能发生“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顾准语)，危及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吴敬琏呼吁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全面推进中国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实行宪政。
　　“最近30年，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了历史性进步，但是改革仍未过大关，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吴敬琏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作者：《财经》记者 马国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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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一個比一個明白，實事一個比一個不干！

伯南克一回合就能KO梁振英

楼市炽热，市场一直关心梁十招有没用，但其实另一项因素更重要更关键，就是联储局主席伯南克上周五在Jackson Hole央行行长年会上的发言。美国息口还要低企多久，是否尚有量宽计划，在在影响楼市泡沫的演变，伯老一有动作，梁振英再多虚招也无济于事。 

伯南克在演说中，表明须认真看待美国疲弱的就业市场，市场解读为为出招作准备，9月13日的储局会议，料会公布新的量化宽松计划，又或宣布延长低息环境，至2014年底打后。 

倘开零息期票　楼市勒不住

他又引述研究，指之前的两次QE及沽短债买长债行动，有效将国债息率拉低0.8至1.2厘，合共为今年经济带来三个百分点的刺激，并创造了逾200万份私人职位。 

话虽如此，但美国经济仍然脚步浮浮，最近的数据依然苦乐参半，楼市较佳，但制造业活动放缓，而失业率仍高企在8.3%，第二季经济亦是低速运行的1.7%增长。可是，储局自2009年印钞以来，已向市场注入了2.3万亿美元。 

即使量宽是叫好叫座的电影，但拍到第四五集，也会有开到荼蘼的感觉，票房只会一浪低于一浪。高盛的首席经济师Jan Hatzius预计，再公布一个5000亿美元买债计划，也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0.2%，及拉低失业率0.1个百分点。 

对非常规手法也有抗药性，便惟有创意思考，推出更加神奇更估佢唔到的招数。好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Michael Woodford建议，不如储局打开口牌，公开承诺可以忍受更高通胀，即使经济已开始复苏，也不会加息，直至计入通胀的名义GDP走势恢复至海啸前年代。这等于开一张没有期限的零息期票，如果伯南克够胆去尽，恐怕梁振英再出十招，都勒不住楼市。

副作用手尾长　储局反受害

伯南克晒冷之前，也要想想要否过共和党这一关，在11月大选前夕，任何大胆措施均会被视为帮奥巴马助选，绝对会招惹共和党的大分贝谩骂，若果罗姆尼上场，更可能秋后算账，叮走换人。 

即使余下17个月任期的伯南克，愿意放手一博，也不能不顾及措施的副作用会否更丑恶，又或撤出时手尾更长。 

就算是量宽，撤退时也充满不确定性，好像早前便有市场人士提出，储局会是自己加息行动的受害者，手上的2.6万亿美元资产实时贬值，这可能会限制储局出售资产抽回市场资金的能力，真个变成覆水难收。 

其实大家都明白，凡事太尽，缘份势必早尽，但放眼欧洲及中国都自身难保，加上年底税务宽免到期可能出现的财政悬崖冲击，伯南克要保住复苏的微弱火苗，明知可能徒劳无功都要有备无患。正如电影《那些年》中女主角沈佳宜常说的：「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

政见 | 在华外企下一步：到农村去？

□“政见”观察员 陈磊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已有30余年的历史，它们活跃在许多行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外企在中国的投资和市场推广都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很少关注中小城市和农村市场。针对这一问题，最新一期出版的日本《商业与经济观察》（Business & Economic Review）杂志发表了日本综合研究所创发战略中心特约研究员菅野文美的文章，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新一轮发展支招。

文章介绍所说，近年来，在沿海市场近乎饱和的情况下，中国内陆地区的市场正在飞度发展，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将内陆地区作为中国市场的新战略的中心。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内陆地区市场的繁荣仅限于部分城市地区，农村地区购买力低下是不可忽略的事实。但这并不能成为外企忽视农村市场的理由，在“三农”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的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惠农措施，农村地区的收入普遍增加，在此大背景下，农村市场的潜力值得外资企业重视。

作为日本学者，菅野文美在文中专门分析了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活动。文章介绍说，迄今为止，虽然已有超过1万家的日本企业在中国开展经济活动，但很少有向中国农村市场进军的案例。其原因主要包括：

第一，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物流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备，企业开展经济活动的难度大、成本高；

第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的消费力度较低，企业要扩展农村市场，必须牺牲产品的部分功能使得产品价格降低，这对重视产品质量的日本企业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第三，农村地区的商业规则与经营环境还不够成熟，为了能够在农村地区取得发展，必须和当地建立良好的关系，投入额外的营销成本；

第四，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某些原因，许多农村居民对日本人和日本企业缺乏信任感，甚至仇视日本，阻碍了日企对于农村市场的开拓；

最后，由于中国近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大城市转移，在流失了部分潜在的消费群体的同时，也使得想在当地开展业务的企业面临也缺乏劳动力的窘境。

作者接着分析说，日本企业要目前社会化商业在中国还不是很成熟，将农民融入产业链的商业案例也还很少，但有一些例子值得借鉴。比如，达能等公司在和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的基础上，着重于对农民的培养和市场的推广，将农民纳入到产业体系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对于在中国进行社会化商业，作者也给出了建议：首先是通过在当地的商业活动，为地方政府在完成经济目标，增加就业税收等方面做出贡献，取得当地政府的信赖；其次，企业的工作人员个人要和农村居民多交往，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取得他们潜在的理解和信赖，为企业的营销营造良好环境；再次，企业要积极进行本地化，多招募本土人才，这会使企业的发展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注重和当地经验丰富的民间组织和民间企业开展交流，吸取他们在当地的经验，为企业做参考。

作者最后总结说，对于日本企业等外资企业而言，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开拓农村市场，企业必须对原有的资源分配做出调整，重新规划公司战略。在了解农村地区旧有的商业模式的基础上，同时应致力于商业模式创新、人才培养，并形成长期规划。中国的农村作为规模庞大的潜在市场，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开发进入到一定阶段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农村市场进军，企业提早布局将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伝統社会が残る農村部の攻略に有効なソーシャルビジネスの手法とは
【原文链接】http://diamond.jp/articles/-/16228

………………
這比臘肉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還離譜啊～

典型的“何不食肉糜？”的高高在上之言！知不知道兲朝農村的真實情況啊？！以為都是南街村么？！

古代中国的个人尊严和自由

（宋石男 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专栏）

自春秋至近代中国，尊严一词多与权力有关。但在现代，尊严一词更多是与权利有关，简言之，尊严就是独立个体的权利被尊重。基于以下几种因素，古代中国人很难保障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尊严：等级秩序、个人本位缺失、权利意识匮乏、礼法与宗法约束、私有产权不受保护、公私领域没有界分。

【儒家思想与等级秩序】

当说，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等概念与尊严有交集，儒家崇尚道德，讲究修身，提倡节气，从中也能部分导向人的自由或尊严，但儒家思想决不能导出现代意义的尊严概念。

首先，儒家并非面对普罗大众的学说，尤其宋代理学，只是面对士大夫精英阶层。直到明中叶以降，王阳明心学行世，才有了变化，更加开放，商人、樵夫、工匠也可学理学。但究其根本，儒学关照的仍是信仰儒学的知识分子以及运用儒学的帝王。所谓儒家的民本观念，常被视作与现代人权理念合拍，其实多不过是“政本论”而已。譬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屡被津津乐道，然则还得注意其后的那句话——“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实际上，孟子这段话无非“执政为民”一类的套话在古代的初版，要旨只是论证政权得失之决定条件，警示政权转移之轨道，而非真正的权利学说。

其次，经由儒家学说而获得的自由或尊严，多是精神范围的，难涉制度保障或物质层面，因此仍是残缺或无根的。

最后，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所谓名教，无非“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谭嗣同语），其实质是“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陈独秀语）。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张从朝廷到家庭无所不包的专制主义的网罗之中。（李慎之语）

在这样一个等级秩序森严的网络中，你只要是臣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天子，只要是儿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父亲，只要是妻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丈夫，只要是弟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老师，又怎么谈得上自由意志和个体尊严？

【个人本位缺失】

古代中国缺乏与他人分立对抗的个体人概念，每个人的特性都由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来定义，换言之，人人都活在集团中——血缘集团是家族，地缘集团是同乡，政治集团是同科、同座主或同党同社，少有独立个体的生存空间。如余英时所言，传统文化里并非没有自我、自由的概念，但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中国却在群体和个体的关系之上考虑自由。

个人本位缺失，还有深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经济方面，个人从属家庭、宗族，在血缘集团中主要是依赖或扶助关系，而非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政治方面，古代中国从未有独立的公民身份，个体地位取决于三纲五常。文化方面，浸淫儒家和谐观念的社会，缺少与公权抗争的文化资源，个体更多是内省而非外扩，因此不能“拥有建立完整人格的期望”（马克思·韦伯语）。

【权利观念匮乏】

个人本位缺失，已经是个人权利的先天致命伤，何况古代中国又极乏权利观念。夏勇说，中国人的天理就是中国式人权观念，政府的责任就是人民的权利。西方的人权概念是政府不应侵犯人民的权利，中国则主张政府应为人民做些什么。西方人权是法律语言，中国的人权则基本是道德语言。道德语言产生不了权利，只能有义务的观念。因此，在古代中国，民众只有交纳赋税、服役之义务，而无参政议政之权利（这与西方近代形成的“无代议士不纳赋税”形成鲜明对比），更别说拥有马歇尔归纳的三大个人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

当说，中国传统政治中也有好的一面，如讲仁，讲义，尊重生命，尊重生存权等，但都是从责任和义务的层面讲，而非倡导百姓去争取权利。制约统治者的手段，主要又不是法律及分权制衡，而依托于儒家伦理和道德期待。伦理和道德不是没有约束力，但相当有限，而对“圣主”的期待，更是几千年中国政治的致命伤，无异于先将百姓的头颅放在铡刀之下，再期待来执行的刽子手忽然变成活菩萨。

【礼法、宗法之二元约束】

日人浅井虎夫指出，中国古代法律有二元性，那就是国家制订法外，还存在家族法，也即所谓宗法。

古代中国制订法律，讲究“出礼入刑”。礼与刑结合，大约在西汉，董仲舒等将说经与解律结合，建立所谓“春秋决狱”的传统，实质即礼刑结合。按瞿同祖的研究，中国法律之儒化是渐进的，萌芽于汉而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经隋唐后便成为法律正统。

礼的主要内容是确立尊卑贵贱秩序，本质上与法治的平等精神相悖。在礼法之下，道德和法律往往互相混淆，且常以法律的制裁，代替道德的制裁，浅井虎夫认为有两大弊害由此而生：“一以失法律公平之要义，遂至有不能适用之处，而完全丧失法律之效力；一以畏避外部之强制力，而其中心之服从苟免而无耻，遂至并道德而灭绝矣”。

申言之，礼法之弊主要有二：一是国家利益至上，而漠视个人利益。法只制裁异端，而非保护权利。中国古代法律始终以刑法为主，绝少见民法踪影，因此本是民事纠纷，也只能用刑事手段、道德观念来制裁或调节。自先秦李悝《法经》到清代《大清律例》，一直如此。西方早期也是诸法合体，但从罗马十二铜表法开始，就确立了法典中民法的主导地位，而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则已基本摆脱以刑法手段来调整民事关系。二是“保护不平等”，诸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友，地位都是不平等的，而礼法却要保护且强化这些不平等。事实上，家族和阶级正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家族以内，父权、夫权决定了尊者惩戒卑者的权力。社会上也是等级有序，不仅生活方式因社会身份不同而有差异，法律待遇也不同。譬如清代贱民，不但未有科举机会，甚至不能与良民通婚。

至于宗法，则是血缘集团内部道德规范、精神信条的法律化，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家族内部的礼法。一方面，族长借宗法对族人享有系统控制权，另一方面，宗法制度又为国家提供有效的基层服务，在皇权所不及的乡里，个人主要由宗法来控制。宗法对个人也能派生一些好处，譬如义学、义田等，可供家族内部的寒士得到教育机会或最低生活保障。但这只是血缘集团内部的荫庇，并非建立在全社会平等公民的政治权利及道德共识之上，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简言之，在礼法与宗法的双重约束之下，个人尊严如同绞肉机中的肉块，如果没被搅碎，那只是幸运而非必然。

【无产权则无人权】

在古代中国，私有产权难以确立及保护，人权至为重要的一角因此塌陷。

上古三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私有产权概念。战国以后土地渐渐私有，民土出现，但缺乏产权保障，常被侵占。譬如汉代王莽的王田制度，元代的夺田，宋代公田，明代皇庄，清初圈地，都充斥着对民土的侵犯。此外，政府长期向民间富户强征钱财，始于汉武，继承者代不乏人，尤其清代的“报效”、“捐输”，非常惊人。

与不尊重私有产权配套的，则是抑商观念及政策。据傅筑夫研究，发挥作用的主是三项制度：禁榷、土贡、官工业。禁榷把最有发展可能的行业从私人手中夺过，改为官营，商品经济自由发展道路由是堵塞。土贡则越过商业程序，把本为商品的物资，直接向民间索取，实质是把商品经济中很大的一部分直接取消。官工业制度与土贡相辅而行，将不愿从市场购买，土贡又不能满足的部分商品，改为官家通过盘剥民间劳动力的方式自行制造，从而又取消了商品经济中很大一部分活动。此外，杨联陞等人还指出强征强借、贱买（如唐德宗的宫市，宋元明的“和买”、清代的“采买”或“采办”等）、课重税捐等手段，其本质都是政府用行政手段与民争利，而无视私有产权。

不但私有产权不得尊重，与私有产权关联最大的群体——商人的尊严还特别没有保障。尽管早在西汉，司马迁就在《货殖列传》中表达了对商人的尊重及对经济独立以保障权利的向往，但直到明清以前，商人仍是四民之末，各种歧视性法令也层出不穷。如汉代规定商贾不得衣丝、乘马、为官，唐代禁止商人与工匠骑马，还得率先服兵役，且其子弟不得应试与出仕。直到明代，还有“商贾止用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等规定，不过未被严格遵行。

人的自由及尊严的一个极重要前提就是经济独立，而经济独立的最重要前提则是产权保护。但这一切，在古代中国却被忽视了数千年。

【公私领域无界分】

在古代中国，只有臣民、草民、子民的概念，而乏公民的概念。草民是命贱如草，臣民是匍匐在地，子民则直接当孙子，就是没有独立而且直立的公民。

缺乏公民概念，除了导致缺乏相应的公民权利外，也导致公私领域无分野。然而，个人尊严很大程度上恰建立于此种分野之上——私人领域中是个人最核心的自由与权利，不能被公权倾轧变形；公共领域则是公权与私人之间的缓冲带，私人借公共领域以聚合，进而与公权分庭抗礼。

在古代中国，私人领域始终为所谓“公”倾轧，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缺乏相对独立性，尤其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独立性。统治者借助“公”垄断政治资源及道德资源，形成所谓“代表型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语）。儒家之外，诸子学说也未给私人领域以充分的尊重与保护，法家以国家公利来淹没私人领域，把个人当作帝国机器运转的螺丝钉；墨家的兼爱更像宗教关怀而缺乏制度设计；道家的超越缺乏公共价值的追求，其小国寡民的理念也与构建公共领域的理念格格不入。

于是，涉及公私范畴的中国传统就形成了三种内在悖论：首先，统治者在价值观上高倡“公”，然此“公”只是帝王私人拥有的“公”，民众与之并无休戚与共的关系，更无参与或监督之权力。其次，由于“公”对私人领域的侵略性，民众对“公”常充满恐惧与不信任，积极的揭竿而起，消极的终老泉下。最后，“公”与“私”貌似截然对立实则频繁转换。私人一旦手握“公”权，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牟取私利。

古代中国的公私状况，大约可以“大公无私”概括。但这“大公”未必公，往往只是维稳的一种政治话语；“无私”也未必纯粹，往往只是私人对个体权利的放弃。

【结语】

自秦汉至近代的数千年内，类似西方16世纪以降的思想、政治、经济和社会四大革命，在中国一个都没出现。民众常为国家共同体的强大阴影笼罩，也为儒家思想及其渗透的礼法、宗法制度的约束，没有个人的自立、政治权利的平等、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很难保有个人尊严。古代中国人的尊严缺乏，主要还是权利的缺乏，如西哲云“一切贫困都是权利的贫困”。要让中国人有尊严地活着，也许还需要不短的时间。

消费税增税法案成立的意义及理由

经民主、自民和公明三党共同修改之后，“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相关法案于6月26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项法案是由野田佳彦内阁在3月向国会提交的。自6月上旬起，民主党与自民、公明两党共同协商了法案修改问题，并于6月15日就修改法案达成了一致。然而，在26日举行的众议院表决中，72名民主党议员群起造反，有人投反对票，有人缺席。民主党内部分裂，以前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为首的38名众议员及12名参议员于7月2日退出了民主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7月11日参与组建了名为“国民生活第一”的新党。

打破“扭曲国会”下的决策停滞局面

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分阶段提高消费税税率，即在2014年4月将消费税率由现行的5%提高到8%，在2015年10月再提高到10%。此外，还包含将计时工纳入厚生养老金^(※1)对象范围（与强制性加入并单纯领取国民养老金相比，厚生养老金是加在国民养老金之上，需要额外负担，但能取得更多的养老金。按照现行法律，以公司工作人员为对象才能加入厚生养老金——译注）等针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方案。同时，三党还成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民会议”，在
进一步探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事宜上达成了共识。

在2012年度的90.3万亿日元预算中，有近一半资金来源于赤字国债，金额高达44.2万亿日元，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财政状况正处在危急关头，只有期待通过增税来改善这种情况。

众议院表决通过该法案具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表明民主党政权在增税这项不受欢迎的政策上做出了举动。第二，意味着执政党与在野党在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策改革问题上实现了意志统一。2007年7月以后绝大部分时间内，日本执政党在参议院中的议席始终未能超过半数，国会一直处在“扭曲”状态中，所以政治决策始终停滞不前。本次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表明了即便在“扭曲国会”体制下，仍然存在打破政治决策停滞局面的余地。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仅对民主党政权推进消费增税的原因以及执政党与在野党达成一致的理由进行集中论述，而关于民主党的分裂问题，笔者将留待其他机会再做分析。

自来奉行消费增税路线的民主党

民主党自来对消费增税持积极态度。在2004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就极力主张新增3%的消费税用于补充养老金。新增用于补充养老金的消费税也是该党在2005年大选中做出的一项承诺。

然而，自2006年4月小泽一郎出任民主党党首以后，民主党对消费税增税变得消极了。小泽调整了民主党的政策，于2006年12月提出了“政权政策基本方针（政策大宪章）”作为民主党的基本政策。当时，考虑到不利于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小泽收回了新增用于补充养老金的消费税增税诺言。2009年5月，小泽虽涉嫌不当获取政治资金问题宣布辞职，但民主党的方针没有发生改变。后任党首鸠山由纪夫在2009年竞选纲领中未提及消费税增税，并断言“未来4年内没有必要增税”。

然而，2010年6月就任首相的菅直人彻底颠覆了这一方针。菅首相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时，提出了将消费税提高至10%左右的想法。之后，菅首相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确保财政资金来源作为一项课题，从10月起展开了关于“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的讨论。此外，他在2011年6月又提出了“2015年前将消费税率提高至10%”的方针。

菅直人在出任首相之前曾是财务大臣。这段时期，希腊财政危机不断恶化，加重了他对日本财政赤字所抱有的危机感。他甚至曾向鸠山首相建议增加消费税。因此，菅直人在就任首相后，马上转变了方向，力图提高消费税。对增税持消极态度的鸠山已不在代表之位。另一个实权派小泽也因政治资金问题遭到强制起诉，政治影响力受到了削弱。

野田首相曾是菅直人内阁的财务大臣，在2011年8月的民主党党首选举中打出了消费税增税这一参选口号，最终赢得了胜利。野田在9月就任首相后便开始推进一体化改革相关法案的制定工作，并于今年3月向国会提交了法案。

执政党与在野党组成联合战线对抗“大阪维新会”？

促成此次执政党与在野党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自民党决定了要向民主党做出妥协。这包括三个原因。

第一，如果对增税表示反对，这种态度与自民党长期以来的主张之间的整合性将受到质疑。2010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在选举承诺中提出了要将消费税率提高至10%。它们的方针是，在下届大选中也要提出将税率提高至10%。

第二，期待民主党内部因增税问题而出现分裂。

第三个原因无疑是大阪市长桥下彻领导的“大阪维新会”的崛起。桥下市长提出“可以做出决断的民主主义”，鲜明地反映出他意欲领导“维新会”进军国家政治舞台的姿态。桥下市长一直批判的问题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在“扭曲国会”的局面下发生对立，导致了重要的政治决策停滞不前。

“维新会”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据每日新闻社在6月2日、3日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近畿地区，作为下届大选比例代表的投票对象，选择“维新会”的回答者竟然达到了41%。其在全国的平均支持率也达到了28%，大大高于民主党的14%和自民党的16%。

如果自民党阻挠法案获得通过，就会给国民造成一种更加强烈的印象——现在是“无法做出决断的民主主义”，“维新会”则有可能愈发得势。该党的谷垣祯一总裁一直要求野田首相提前解散众议院。如果阻挠法案通过，野田首相或许就不得不解散众议院了。然而，即使解散了众议院，也无法保证自民党在斗争中获得优势。谷垣总裁及该党中参加了执政党与在野党协商工作的伊吹文明两人的选区都是近畿地区的京都，应该不会没有意识到这种现状。

上述因素相互叠加，最终促使“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相关法案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
（2012年7月20日 撰写，8月1日为翻译用版本追加了部分内容）

（※1）^ 厚生年金是日本的一种保险，类似于中国的养老保险。根据《国民年金法》的规定，凡是20岁以上60岁以下、在日本拥有居住权的所有居民都必须加入国民年金。个体经营者、无业人员等每月需按定额交付，而企业职工加入的则是包含国民年金在内的厚生年金，保险费按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由职工和雇主各负担一半。

湾区房地产界的传奇 — Mary Gullixson

湾区房地产界的传奇 — Mary Gullixson

作者﹕

Mary Gullix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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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大  中  小

【大纪元2012年08月23日讯】Mary Gullixson 为人低调从简、专业素质高、做事精益求精，不仅成为硅谷最具影响力的房地产经纪人之一，还跻身于世界顶尖豪宅销售专家的行列。

普罗旺斯的一座宅院，其精致的石灰岩墙壁爬满了藤蔓，墙角雕饰着工整对称的黄杨木花纹，两扇优雅的铁门缝隙未合。轻触电钮，随着铁门缓缓敞开，一条鹅卵石小径展现在眼前，直通一栋乡间别墅，设计精美绝伦，与周围的景致吻合得恰到好处。成排紫衫木下是炫目的白玫瑰，沐浴在午后的阳光，显得格外耀眼，与淡黄色的茉莉相间，清香阵阵，令人陶醉。

在这一处美丽的风景中间，一辆豪华轿车停住了，Mary Gullixson女士缓缓走出来笑吟吟地招呼道﹕“很高兴你们来了！”。随后，她带我们参观了这座庭院，并向我们讲述其设计理念，她的笑声极富感染力，散发着活力与热情，令人感到放松。同时，她对每一处细节的专业解读也体现出了她在雕刻方面的深厚造诣。

创造房产销售奇迹

Gullixson回忆起第一笔交易。那是在1987年，她以超过一百万美元的高价卖出了三处房产中的两处，那是Atherton地区首次售价超过一百万美元的房价。之后，在Park Lane地产对外开放期间，Gullixson又遇到了另一位买主，不久后就以超过一百万的价格买下另一座房子，再次的创造了房产销售记录。从那之后Gullixson共代表那户特别的人家完成了11比交易，一跃荣登华尔街日报，成为全国顶尖经纪人之一。

然而房地产并不是Gullixson最初的职业。她在宾夕法尼亚的 Beaver Falls 小镇长大，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的药剂学专业。Gullixson说，那时许多做护士的朋友都鼓励我离开宾州到加州来。于是我就来了。

当她搬到湾区，就在斯坦福医院做药剂师。记得当时我的一位顾客鼓励我考房地产证书，那时Gullixson家中的儿子还小，想找一份有弹性的工作，于是决定考房地产证书。

Mary先后加入了Coldwell Banker、Seville Properties、以及Alain Pinel等公司。

Gullixson的事业在1991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代表买家首次认购了Heller Estate，也就是今天的Faxon Forest。那时，1英亩的面积售价在120万到140万美元之间，但是由于原先的地理位置优越，房产以175万美元的高价转手。90年代末，当网络公司兴起，这正是Atherton开始呈上升趋势的时候。2000年，Gullixso在Atherton的一处地产以高于原价66%的价格出售。同年，又以高于28%的价格转卖了另一处房产，这最终使得该房产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以原价的113%出售。

2005年，Mary的儿子Brent在旧金山金融业的工作，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了她。两人搭档的非常好，已经卖出了超过25亿美元的住宅房地产。仅去年他们就销售了2亿5千万美元。

Mary的儿子Brent

成功要素﹕人际关系、耐心和坚持

Mary把她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客户、经理Mary Gebhardt、以及她的两个持证的助理。同时，她也把成功归功于那些和她一起共事的产权保险、验房、建筑、工程和金融业的“值得信赖、能力过人”的专家们。她表示，房地产事业全是和人打交道的。尽管我工作很努力，但我的成功离不开这些非凡的客户。许多人私下是朋友，我为他们取得了不少交易。我行事谨慎，顾客也很谨慎，他们知道我值得信赖。我尽全力为他们争取利益，他们也会给我推荐新客户。

然而事业的成功还不仅仅是由于良好的人际关系。Mary还恪守那些她称之为“交易的艺术”的原则。“一次不同时进行两笔交易”她说，很多销售都是秘密进行，有的非常复杂。它们往往需要耐心和坚持。但是我热爱谈判环节 ——寻找合适的买家或合适的房产的能力让这份工作充满乐趣。

这些“合适的房产”包括许多备受瞩目的房子，包括Larry Ellison的 Atherton 房产和the Heller 房产。也许最值得回忆的还是由Haas家族（Levi Strauss）的后代持有的价值数亿美元的Pine Brook 房产。12英亩的庄园里有1万1千平方英尺的Tudor(都择式)的主房，6千5百平方英尺的客房，一个看门人的小屋，乒乓球馆和一个游泳池。Mary说，这是一笔5,000万美元的交易。这笔交易一度成为美国各大报纸的头条。

销售房产 让我精力充沛

虽然Mary很享受这份工作，她也享受闲暇时光。没有顾客的时候，她就和两个孙儿一起，或是外出到Menlo Park的Jeffrey（最喜欢的餐厅）就餐。她还喜欢旅游，并说没有比和家人朋友待在夏威夷更好的了。

问及下一步打算，Mary计划继续和儿子Brent销售房产。“每天的兴奋感让我精力充沛。你永远也想不到谁会打来电话，或你会在招待会上遇见谁。虽然不是Hollywood 或Beverly Hills，但是我很高兴与这么多科技巨头打交道，包括硅谷的创建者、CEO和风险资本家等。销售房产是我真正挚爱的事业，热爱我的工作。我为什么还想要离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