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6日星期二
“反日爱国游行”背后的权斗身影
今年9月中旬,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喉舌的循循善诱之下,中国的“反日爱国运动”终于在9•18事变81周年前夕达到高潮。从游行示威的发动过程及部分游行参与者的诡异身份来看,今年这场反日爱国游行有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点:
一、这场爱国游行的策划者及各地方当局的应对措施明显地反映了十八大权力交接过程中高层的分裂:有的势力处于攻势,希望事件闹大,最好引起擦枪走火,以便借机坐大,从中渔利。这是9月15-16日游行的场景;有的势力处于守势,希望各地的游行示威能够控制在不导致国际冲突的范围内,这是9月18日游行武警全副武装登场的原因。
由于某些政治势力是本次反日爱国游行的导演,便衣军警是主力演员,导致这场爱国主义游行的正当性被严重质疑。官方媒体示威前一直在做舆论动员,游行发动前夕,《环球时报》于9月13日发表《十位将军就钓鱼岛联合发声:做好收拾日本的准备》之后,人民日报紧紧跟上,于9月14日在其官方微博发出了动员令:“中国人心中,一股气憋了百余年。钓鱼岛是警示碑,记录昔日屈辱沧桑,也将成为转折点,见证奋起中国寸土不让的集体意志。这样的意志,将使中国像钢板一样坚硬凝聚。这样的中国,无所畏惧。”
不少地方的军警身着便衣带头游行示威甚至砸车,被网友指认出来。比如西安那位勇不可当的“砸车哥”竟被眼尖的网友认出是西安新城分局胡家庙派出所所长朱锢,环绕他左右的就是该派出所的联防队员。河南郑州反日游行现场手持对讲机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并引领游行队伍唱国歌的人,被踢爆是郑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河北沧州反日大游行是经由一个QQ群组织了2,000多人参加,群主正是当地交警支队长。
有的地方是官媒参与动员组织。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上海一家企业的总经理Bobo秦于9月16日凌晨发一条信息,说“我外甥读高三,今天参加了打砸烧抢株洲平和堂的集会,是株洲日报社组织的。这个国家,谁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
能够对警察与媒体垂直管理的主要是中央政法委与中宣部,即周永康与李长春这两条线。
中国人现在早已不是毛时代的愚民,对这次爱国游行背后的复杂因素,他们看得非常透彻。南方电视台主持人黄毅(洛奇ROCKY)在其长围脖中指出,示威队伍中的人主要分五批:A. 上层建筑中别有用心集团的棋子,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专业滋事者;B. 极端爱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分子;C. 浑水摸鱼的职业与非职业小偷强盗;D. 盲从的看热闹群众;E.理智的城市常住居民。这五类人与F类便衣警察很容易区分,因为便衣警察配备的专业耳麦,经常通联。这五群人各有行动特点,值得关注的A类,冲得最前,身手矫健;发型统一,来去结伴;顾忌镜头,不怕警察。从A类的特点分析,只可能来自军营,至于是部队还是武警则无从知其详。
不少被网友拍摄到图片展现了A类的风采,不少网友惊呼,这些人平常干什么工作,从哪里冒出来?
二、这次反日爱国游行中,打砸抢暴行非常严重,为以往任何一次反日游行都不相同。由于打击对象既指向日资企业,也指向中国人,凡拥有日本车或经销日本产品的店子无一幸免。
其结果有二,第一是日资被迫大规模撤退。据媒体报道,日商已经决定关闭在中国的211家便利店和超市;日资工厂目前大都关门歇业;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月18日表示,已取消9月至11月期间中日航线的1.88万个预定座位;其中3800个座位是日本飞往中国的航班,1.5万个座位是中国飞往日本的航班。看起来,似乎主要是日方受到极大损失,部分达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17日洋洋得意宣称的“中国扣动经济扳机,日本将倒退20年”。但其实中方也遭受很大隐形损失:即来自于日资企业提供的税收、就业。而这两点正是本届政府最感头痛的经济问题。尤其是今年新增外资正在减少,原有的外资也在相继撤退,温相与下届备位总理李克强为此着急忧心。这种打击的矛头指向谁,非常明显。
第二是既引起中产阶级严重不满,也强化了中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此次反日爱国游行中,中国人无分贫富贵贱,只要拥有日本制造的消费品,从汽车、相机到衣服,无一不成了被“爱国者”抵制销毁的目标。爱国者冲击的日本汽车经销商4S 店,是中国人自家的钱。那滚滚浓烟,烧的大多是中国人的私家财产。青岛4S店老板于9月18日发表“阳光下的暴行!”痛诉其产业在9月15日遭到同胞“砸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暴行。更蹊跷的是,暴行发生期间,虽然工作人员多方联系公安、火警及市长公开热线,但均未得到任何支援,大 火熊熊燃烧三小时之多,无任何职能部门出面协助解决。
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主体是平民子弟。在社会上升通道极其狭窄的中国,他们拥有今天的中产地位来自于多年的辛苦拼搏。平时,他们生活在政治上层的权力压迫与社会底层大规模刑事犯罪的夹缝中,只求安定,政治上趋于保守,害怕与担心社会革命。这次“反日爱国游行”让他们对以底层为主体的革命更是深恶痛绝。这正好应了陈冠中在政治小说《盛世》中的推演:“不是嫌我腐败吗,不是想造反吗,好吧,我不管了,火也不救了,贼也不抓了,然后天下大乱,有人抢劫,有人强奸,有人放火,用不了几天世界就乱成一团,到处流血,伏尸遍地,这下傻了吧?知道我的好了吧?希望我回来吧?回来也行,可你得听话,听不听?你说:听!于是我就天子万年。”
上述两点只是展示了本次反日爱国游行中的部分场景,至于在许多城市都出现的毛左游行,及其几乎一致的口号“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看起来是薄粉,其实更大的可能是幕后操纵者掩人耳目之举。网友赵世伟在微博上描绘了这场大戏:“【钓鱼岛】终日搭台唱大戏,各怀鬼胎施诡计。政治戏,夺权戏,保主戏,阴谋戏,愚民戏,苦肉戏,样板戏…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自标榜竞选场。愚人盲目瞎起哄,天天上街打砸抢,岂知中了连环计,秋后定会大牢去。”
这场政治戏剧中最重要的的主角——军方势力目前还隐身在幕后。钓鱼岛之争其实只是一个军方借以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一个由头。(后文待续)
2012年10月15日星期一
勇气·人性
很多年前就对诺贝尔和平奖和文学奖没了兴趣。这个曾经具有巨大公信力的奖项被西方那些没有大脑、良心也渐渐在被政治利益权衡所蚕食的左派们糟蹋成一个又一个笑话。所以,这次莫言的获奖我无话可说。当我读到莫言亲口说的一段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后,我也没有说法——这才是莫言。
使我不能淡定的是有人的如此阐释:“莫言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为什么对着国王的仪仗行礼反而需要勇气?也许因为在艰难时代长大的他,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的意味,而这同样需要勇气——战胜自己的骄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像一颗种子从岩石缝里长出来,渐渐长成树,他不会让自己轻易跌下悬崖。”(宋石男《莫言:沉默者的胜利》)
活着的,除了那两千万,谁不是在“艰难时代”里苟活?童叟无欺地苟活。几千年的专制,尤其是把“帝制”修饰成“共和”的近百年,中国大地的上空哪一天不是驯服的皮鞭遮蔽?牺牲尊严、人格、伦理的过程从痛苦变成麻木,从麻木到拱手,从拱手到四肢跪地······正是我们早已被训练成“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就意味着能活下来的动物精神,“鼓舞”着驯服者——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和手段把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打造成世界上最宏伟的“动物庄园”。我们都像狗那样,有家园的只是搭建在主人前庭后院某个角落的狗窝而已,如浮萍,随时会被风遣散或者干脆沉水底。而丧失家园的其生存状态甚至不如一条野狗。这样的国家屁民如果有骄傲,那也和狗有的骄傲差不多,因为主人的骄傲而骄傲地吠叫。说白了,狗有的骄傲也是主人默许的骄傲。狗会战胜自己的骄傲吗?只能是想多争取一些吧?
公平地说,我们有骄傲,而且这种骄傲一直在像流行性病一样无法控制。官对下一级的骄傲,城里人对农民的骄傲,有钱人对赤贫者的骄傲,北京人对全国人的骄傲,高文凭对低学历的骄傲,四肢健全对残疾人的骄傲······我们全指望这种“骄傲”支撑着我们精神不崩溃——在这个罗德为了避免天使被强奸而向恶棍贡献自己女儿们处女之身的“索多玛”国,谁能笃定下一个受害者不是自己呢?这种骄傲说白了,是比纳粹名目还要繁多的种种公然歧视——和纳粹一样的是,这种歧视受到了法律保护,人性中的恶一旦有了法律的含情脉脉,便会在亢奋中疯狂繁殖成葡萄胎;和纳粹不一样的是,这种歧视的背后不是宏大的“理想”而是芸芸众生卑微的心理平衡。
生活中犬儒的莫言肯定有自己的骄傲,但如果他的骄傲是建立在“像一颗种子”幸运地掉落岩缝之中而发芽、生长,兀自成树的话,那不是骄傲的资本——懦夫在他们死前就已经死过很多次了,勇士只有一次死亡。
莫言可以把抄写《延安讲话》的行为当成是一种勇气的体现,但如果我们相信了这位新科诺奖状元的话,我们所有的无耻都可以用“勇气”来装点: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把它说成是圣贤礼仪之邦是勇气;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也是勇气;明明是病入膏肓的政体,我们偏说未政改只是理论准备不足而无大碍更是一种勇气。扯蛋扯得太远,也不怕散黄绝后。
有一点肯定,一个把“勇气”神圣化、污名化的国家,是最无赖最流氓的国家;同样,一个把说谎或者“莫言”装潢成勇气的人,是最可耻的人。前者是后者的土壤,后者是前者堆肥。
这个国家的人“对国王的仪仗队”的行礼早已成了本能,那和真的勇气毫不相干。如果说需要勇气去做的,就是权杖下暂时的幸存者对权力下所有的受害者的怜悯和抱团取暖。所有的种子植根于大地,根与根紧紧相连,成树成林成森林,让“国王仪仗队”迈不开步,让他们惊恐,最后他们必定会因为迷路“羞愧”而死,成为森林的有机养料。
如何免于自相残杀,让驯服者坐收渔利。以下也是一个关于路遇礼仪的故事。
1930年,西蒙·史佩拉传教士每日习惯于长时间地在乡村的田野之中漫步。无论是谁,只要经过他的身边,他就会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问好。其中有个叫米勒的农夫是他每天打招呼的对象之一。当传教士第一次向米勒道早安时,这个农夫只是转过身去,像一块石头般又臭又硬。
在这个小乡镇里,犹太人和当地居民处得并不是太好,成为朋友的更绝无仅有。但这并没有妨碍或打消史佩拉传教士的勇气和爱心。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他持续以温暖的笑容和热情的声音向米勒打招呼。终于有一天,农夫向教士举举帽子示意,脸上也第一次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样的习惯持续了好多年,每天早上,史佩拉都会高声地说:“早安,米勒先生。”那位农夫也会举举帽子,高声地回道:“早安,西蒙先生。”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纳粹党上台为止。史佩拉全家与村中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集合起来送往集中营。
从火车上下来之后,他就站在长长的行列之中,静待发落。在行列的尾端,史佩拉远远地就看出来营区的指挥官拿着指挥棒一会儿向左指,一会儿向右指。他知道发派到左边的就是死路一条,发配到右边的则还有生还机会。他的心脏怦怦跳动着,越靠近那个指挥官,就跳得愈快。他的名字被叫到了,突然之间血液冲上他的脸庞,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后那个指挥官转过身来,两人的目光相遇了。史佩拉静静地朝指挥官说:“早安,米勒先生。”米勒的一双眼睛看起来依然冷酷无情,但听到他的招呼时突然抽动了几秒钟,然后也静静地回道:“早安,西蒙先生。”接着,他举起指挥棒指了指说:“右!”他边喊还边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
“右!”---意味生还。
你的生还一定是你勇气的结果而不是他人的赐予。勇气首先是一种抵抗。那种把驯服当成是另一种勇气的说法,是为自己成为恶犬合法化的诡辩。遗憾的是,这种无耻早就成了我们生活的“常识”——我们把它叫做“成熟”。让这种“成熟”像蒜薹①一样烂在这块“檀香刑”②肆虐的地里,唯有“良心作证”③下的勇气。像个人那样,“丰乳肥臀”④一般地亭亭玉立,行吗?
勇气的病变意味着人性的泯灭;人性的回归从对权力的蔑视和对同类的尊重开始——这是真正的勇气,也只有这样,才可能让国王的仪仗队只是仪仗而不是行刑前的威慑。
注释:①莫言有小说名为《天堂蒜薹之歌》。
②③④均为莫言小说名。
2012-10-13于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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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通篇寫得煽情而ms有理有據,可是,作為一隻立志特立獨行的喵,偶還是會選擇---莫言~!還是覺得他獲獎當之無愧!他就是個大寫的人~!如果喵能選擇人生,也會像他一樣,喵從來都不屑於“道德高尚”,更不屑於販賣道德高尚~!
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垄断的第一枪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Jr. 1858~1919) 这位曾带兵打仗的牛仔,在当了总统后,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反垄断战争。
在“私有产权神圣”观念深入人心的美国,对财富和利润的追求成了推动产业发展的动力,但这种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也带来了不少副作用。托拉斯正是其中之一,这种垄断形式疯狂地掠夺着财富,让许多小企业沦为了金融寡头的牺牲品。
托拉斯(Trust)直译为“商业信托”,是指在一个行业(商品领域)中,通过生产企业间的收购、合并以及托管等等形式,由一家公司兼并、包容、控股大量同行业企业来达到企业一体化目的的垄断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托拉斯企业可以对该行业市场实现垄断,并且通过制定企业内部统一价格等等手段来使企业在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为了有效遏制住托拉斯猖狂的势头,联邦政府也是卯足了劲,终于在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Northern Securities Co. v.United States)一案中打击了大头们垄断的气焰,客观上保护了市场的公平竞争。
美国最初的《反托拉斯法》针对的是铁路垄断。在19世纪后期,美国铁路发展迅速,自然也形成了垄断。铁路巨头们联合在一起制定运输价格,他们一方面给大客户回扣,以保证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方面提高小客户的运费,来弥补回扣带来的损失。这自然引起了小商户的不满,特别是本身就弱小的农民们,高昂的运输费用让他们很难承受。在民众的压力下,政府开始取证调查铁路部门定价的猫腻,但由于当时法律禁止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议员们只得通过国会立法才能打开反垄断的大门。
在这个背景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出炉了,根据宪法授予国会的管制州际商务的权力,该法规定任何限制州际商务和对外贸易的垄断和阴谋垄断的商业契约、行为和联盟都是违法的。它也宣示了美国的一个基本国策:维持公平的市场竞争。
法律是有了,但执行就是另一回事了。尤其悲剧的是1895年的美国诉奈特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E. C. Knight),最高法院判决认为:控制了全国95%白糖生产的糖业托拉斯的合并是在宾西法尼亚州进行的,没有直接涉及州际商务,从而不属于联邦政府管辖范围。这一判决沉重打击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也让小企业主们心寒不已。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们需要一个吹响反托拉斯号角的人,是的,他便是新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这位写过书打过仗做过基层干部的年轻总统是一个重视公众利益,热衷于改革的家伙。他十分痛恨市场上的垄断行为,于是把矛头指向了铁路巨头,这也正是这回案子的主角:北方证券公司。
“我们正面临着财产对人类福利的新看法。有人错误地认为,一切人权同利润相比都是次要的。现在,这样的人必须给那些维护人类福利的人民让步了。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要服从社会的整体权利,按公共福利的要求来规定使用到什么程度。” ——西奥多·罗斯福北方证券公司(the 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是摩根牵头把当时的两大铁路大王希尔(James.J.Hill)和哈里曼(E.H.Harriman)控制的铁路整合起来成立的超级托拉斯。它使得摩根,洛克菲勒,希尔和哈里曼这些巨头们共同掌握了美国西北部的所有铁路,从而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下,罗斯福总统看不下去了,如果放任这样的行为,整个美国的铁路都可能被少数人控制,这显然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于是他决心对铁路垄断宣战。1902年,司法部长诺克斯(Philander Knox)宣布北方证券公司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决定对其进行调查与控告,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在明尼苏达州的地方法院和为了审理垄断案专门设立的三法官地区法院中双方达成了一比一平,最终还是要靠最高法院来决出胜负。
此时,罗斯福在全国各地奔走演讲,揭露非法垄断带来的危害,试图让民众意识到自身利益与垄断利益的水火不相容。
“我们划定反对行为不端的界限,但并不反对财富……我相信那些阻止和损害竞争的垄断和不仁不义的歧视……以及托拉斯机构中有害于州际商务的其它弊端,都能够通过国会调节商业的权力加以制止……各级法院……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充当了反动势力的代理人,它们作出许多互相矛盾的、但总的来说是与人民利益相敌对的判决,从而把国家和各州都弄得几乎软弱无力,不能对付那些大企业组合。” ——西奥多·罗斯福1903年,最高法院中控辩双方的激烈争论纠结于两点:
一,北方证券公司是否限制或密谋(Conspiracy)限制州际商务或者竞争;
二,权力庞大的垄断是否摧毁了其他人的权利。
北方证券公司一方强调的是个人产权的神圣性,公司有合法执照,法人权利与自然人相同,因此可以自由处置财产。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行使宪法赋予的合法权利,而不是限制州际商务和竞争。从这个角度,它质疑了反托拉斯法的合宪性。
诺克斯则强调北方证券公司的行为是破坏竞争的,是利用财富为所欲为。
最终最高法院给出的结果是5比4,政府一方险胜。
针对反托拉斯法损害契约自由的论调,曾在奈特案中投出唯一反对票的哈伦大法官(Marshall Harlan,1877-1911年任职)指出契约自由不代表一个公司或一群人可以蔑视国家意愿,个人争取和保有财产的一般性自然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管制。他最后宣布:新泽西州给予北方证券营业特许的作法妨碍了联邦国会行使其管制州际商务的宪法权力,因此无效,北方证券公司必须解散。
“宪法对契约自由的保证,并不禁止国会为那些从事州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公司制订自由竞争的规则。……国会有权通过反托拉斯法。” ——哈伦大法官反方代表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902-1932年任职)也表达了他的异议,他认为,保护竞争可以成为一种希望和诉求,但不能成为一项法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保护竞争为理由禁止专断在他看来逻辑上站不住脚。霍姆斯本人也相信资本主义必然会发展到一个以组合和集中为主导的规模经济阶段,《反托拉斯法》根本上就是阻挡历史发展的。
无论世人如何争论,案件总算尘埃落定,也给日后的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联邦政府从此获得了监管大公司的权力,开始和商业大佬们进行长久的抗衡,老罗斯福也利用这一武器继续对各种垄断宣战。后来美孚石油公司的肢解,AT&T的拆分,乃至微软差点被拆分,都始于这次意义重大的判决。它传达着美国宪政观念中对一家独大的天然警惕。既然政府权力过大会导致腐败,那么工商界的权力过大同样也会导致经济上的腐败。在这里,权力之间的抗衡再一次显现出功效,政府与公司成了角力的两方。最终结果还是值得称道的,政府限制垄断,不仅维护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也为美国层出不穷的创新创造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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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個月開始,兲朝在瘋狂放貸不利的情況下,又忌憚地方債務的“堰塞湖”,於是全朝各地突然湧現出N多投資理財的“信託”項目~
問題是信託了的地方財政基建項目就有保證了么?!連這個廟堂發行的紅票子都在風雨飄搖了,信託又如何呢?!
還是要相信謝國忠本次的烏鴉嘴:冬天來了要留現鈔哦~~~!
2012年9月27日星期四
权威主义中国对外政策的变与不变
存在感与日俱增,中国外交重新定位
亚洲太平洋的地区形势可谓瞬息万变。美国一转将中国拉入国际社会的“接触(engagement)” 战略,遏制中国崛起的姿态日渐突出,对此,我们可以透过去年秋天美国宣布 “回归亚洲”而略见一瞥。美国在经济上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军事上,加强了与亚洲同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以美国的这种外交攻势为背景,给人的印象是美中争夺地区影响力的抗争逐年升温,愈演愈烈。
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了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一跃位居美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二名。而迈向经济大国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却自2005年之后屡屡传出不和谐音符。其中与菲律宾、越南围绕南海主权的对立尤为激烈。在东海,2010年9月,尖阁列岛海域(中文名钓鱼岛海域)发生了中国渔船冲撞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事件,致使一时好转的日中双方的国民感情一下跌到了谷底。在黄海,中韩两国围绕海洋主权问题的对立也僵持不下。不仅如此,2011年9月,与中国一直关系良好的缅甸政府突然宣布暂停密松大坝的建设。
区域形势的变化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外政策。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存在感与日俱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此前采用了怎样的对外政策、现在又作了怎样的选择这类问题的理解,已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碎片化的权威主义体制”这个说法由来已久,而时至今日,中国国内越发多样化的利益群体,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参与到对外政策决策中来。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行了30余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有10年,如今,权威主义体制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本文将以上述背景为前提,分析2012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1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和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上的讨论,同时对照迄今的对外政策,尝试梳理出国内外压力下中国对外政策的方向性与特征。
对于这两个会议,日本和美国的媒体主要将报道的焦点对准了军费的增加、2012年经济增长率目标从2011年的8%降低至7.5%、以及有关下一届共产党领导层人选之一的薄熙来的去留问题,而对于会期中讨论的中国对外政策则未给予太多关注。然而,两会上提及的对外战略,是在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政策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恶化导致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变得更加严峻之后,中国政府首次发表的施政方针,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像往年一样,在全国人大的开幕式上,温家宝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会中,外交部长杨洁篪、商务部长陈德铭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主要部门负责人还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政府活动报告和记者会上明确的对外政策中,有以下4点特别值得注意。
(1)2012年度的国防费用与上一年度相比增加了11.2%,新增6702亿7400万元(约合8万7000亿日元)。
(2)将对外政策概括为:“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与各国合作,促进有关于全球治理工作的改革,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重视以G20(20国集团)为代表的多边协议平台,促进国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推进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地区一体化等,这些战略性的进展也得到了明确。
(3)呼吁必须加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管理以及确保海外中国人安全。
(4)会议期间,“全国海岛保护规划”得到国务院批准并付诸实施。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出台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沿袭了以往的政策,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政策变动。杨洁篪外交部长在去年年底回顾2011年外交时总结道:“推进国际体制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稳定与主要大国的关系,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中国在西亚及北非的国家利益,为公共外交做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可见,此次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按照去年对外方针的形式提出来的。近年来,中国扮演了世界经济牵引力的角色;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加强与世界多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关系,不断谋求提升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欲通过延续迄今的外交战略来应对美国的外交攻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十分自然的趋势。
另一方面,周边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中国政府认为中美关系的对立越发明显,崛起的中国将会遭遇更大的阻力。从这种认识出发,中国政府更加强调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此外,还提出了维护中国在海外的经济权益这一全新而紧迫的课题。
在避免摩擦,运筹帷幄的同时,中国意欲通过加强与多个地区和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发挥在国际热点议题和多边协议平台上的领导能力,提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作为外交政策的课题,中国政府最近十分重视确保安全主权、经济合作、公共外交、保护海外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等问题。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交一贯要服务于经济发展。但是,到了2006年前后,在中国国家利益的表述上,除了历来的经济发展,又新加了“国家主权、安全”这两项内容。在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讲道:“中国的外交应当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而发挥作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海洋权益”这类词句原本是海军和国家海洋局在政策文件上使用的,而在2006年以后,外交也被赋予了这种的作用,此可谓是一个政策性转变。今年3月“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的实施,也可称是这个政策性改变的延伸。
中国政府从未明确地阐述过本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虽然“主权、安全、发展”被定为外交原则,但却十分暧昧。为此,在国外引发了很多疑问。《纽约时报》在2010年3月报道称,中国的高官在非公开场合说“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其后,美国学者迈克尔·斯温(Michael D. Swaine)否定了《纽约时报》的报道。但因《纽约时报》的报道,国际社会对“何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大大提高。
以回应国外疑问的形式,《环球时报》(2011年8月)论述道,发展之路、台湾、西藏这三项正是中国的核心利益。2011年9月6日发布的政府白皮书中,列举了“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的政治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这六项核心利益。2012年1月17日的《人民日报》更是将尖阁列岛(钓鱼岛的日本称呼——译注)列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最终,对于“中国的核心利益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依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至今众说纷纭。
海洋主权问题是展示中国对外政策多样性的一个典型实例。自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被作为国家利益提出以后,中国与相关国家间围绕海洋主权问题发生的摩擦急剧增多。拿最近发生的事件来说,据称2011年3月,菲律宾包租的一艘调查船遭到中国巡视船的妨碍,同年5月,越南探测船的调查用光缆被中国的巡视船切断。2012年3月16日,中国的两艘海监船“海监50”“海监66”在尖阁列岛(钓鱼岛的日本称呼——译注)附近巡视,并在日本的毗连区内航行,使日中间的摩擦再次表面化。在上述强硬姿态之外,还可以透视到中国的另一面,即摸索在有争议地区进行共同开发,以及探讨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2010年末起,在事务层面开启了关于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协议,并成立了联合工作组。2011年11月举行的东盟(ASEAN)与中国的会谈上,温家宝总理呼吁扩大务实合作,倡议成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并表示中方愿意出资30亿元(约合360亿日元)。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代表和委员是从各个行业和行政机关中选出的,他们的工资也由所在单位或政府支付。他们既是国民的代表,也是所属组织的代表,在这样的“双重身份”制度下,代表和委员们很容易成为利益代言人。加之这2个会议是中国国内十分重要的会议,近年来中国媒体对会议的报道也十分火爆。于是,尽管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的提案目前还难以直接体现并转化为实际法律或政府的政策,但两会已化为各个部委、地方政府、企业乃至非政府组织角逐政策主张的舞台,成了代表们为实现各种政策而进行舆论造势的绝好机会。3月份的各地方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也是如此。
现行对外政策的“受益者”成了对外政策强有力的推进派,极力维护现行对外政策。政协委员、人民解放军中将孔瑛和政协委员、海军少将尹卓等人在国内媒体上表示强烈赞同扩张军费。他们强调中国幅员辽阔、海岸线绵长的角度,强调更新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武器装备和提高军人生活水平的必要性,认为中国的国防费用还远远不够。
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提议,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应当设立国家海岸警备队、增设南海特别行政区,并发表南海白皮书等等。
海南省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因为南海的开发强烈关系到自身的发展。海南省政协委员、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提倡开发南海的有争议海域;海南省人大代表、海南省海洋渔业厅厅长赵中社主张,包括油田、旅游、渔业等在内,应努力将海南省打造成南海开发的基地,;海南省人大代表、海南省长蒋定之强调了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呼吁加强石油开发、渔业、海洋法律的执行等。
那些在网络上饱受抨击的部门也利用媒体报道来全力制造舆论。2011年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幼儿园接送儿童的校车与卡车发生正面相撞,导致21人死亡。这件事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与其对外援助,不如优先本国的发展,应该实施与国家实力相符的援助这种论调日益高涨。为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极力反驳,强调对外援助是中国企业的入场券,它还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
以苏丹的中国人绑架事件为代表,海外接二连三地发生的中国人遭绑架事件。利比亚政变也导致的3万多中国人的大规模撤离行动。为此,使维护海外中国企业、中国人的安全与权益也开始成为政府的外交课题。此次两会期间与此相关的新的提案也被提了出来。政治协商会议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心的研究员韩方明强烈主张,中国应该模仿美国黑水保安公司(Blackwater USA),认可中国的保安公司走向海外。另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总经理马宗林、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万季飞等人呼吁,应当建立国家级预警机制并整顿立法。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每年接到的议案、提案超过万件,但它们当中只有极少数能够反映到现实的政策之中。不过,围绕这些提案所做的两会报道,在创造舆论以拥护对外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权威主义体制下,中央领导层的政策方针在左右对外政策方面依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央政策方针的暧昧性、具体政策决定交由各部委负责。这种中国式的政策决定方式,产生出多样化的、时而是互相矛盾的对外政策。
既得利益阶层的出现,更使得中央层次上的利益难以调整。在很多场合,中国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中央政策,一直处于一种所谓的“讨论,但不决定”的状态之中。于是,以现行外交政策的“受益者”为中心,存在着一些强烈拥护并推进现行对外政策的部委和地方政府。“特殊利益集团”一词,是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时首次提出的。既得利益阶层割裂了国家的政策,阻碍了中国增长模式的结构性转变。这样的现象不仅限于国内政策,对外政策中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日趋僵化。
目前,中国政府正沿袭既有的对外政策方针,避免对外摩擦,提升在多边协议场合的话语权,并试图通过促进经济关系和经济合作来扩大影响力。这样的对外政策若要取得成效,就必须在强有力的政治决断之下向国内外展示明确的政策远景,果断进行国内的利益调整。同时,提高政治体制的透明度、引进行政监督机能等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也迫在眉睫。
标题背景图:Adrian Bradshaw/EPA・时事
亚洲太平洋的地区形势可谓瞬息万变。美国一转将中国拉入国际社会的“接触(engagement)” 战略,遏制中国崛起的姿态日渐突出,对此,我们可以透过去年秋天美国宣布 “回归亚洲”而略见一瞥。美国在经济上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军事上,加强了与亚洲同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以美国的这种外交攻势为背景,给人的印象是美中争夺地区影响力的抗争逐年升温,愈演愈烈。
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了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一跃位居美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二名。而迈向经济大国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却自2005年之后屡屡传出不和谐音符。其中与菲律宾、越南围绕南海主权的对立尤为激烈。在东海,2010年9月,尖阁列岛海域(中文名钓鱼岛海域)发生了中国渔船冲撞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事件,致使一时好转的日中双方的国民感情一下跌到了谷底。在黄海,中韩两国围绕海洋主权问题的对立也僵持不下。不仅如此,2011年9月,与中国一直关系良好的缅甸政府突然宣布暂停密松大坝的建设。
区域形势的变化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外政策。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存在感与日俱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此前采用了怎样的对外政策、现在又作了怎样的选择这类问题的理解,已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碎片化的权威主义体制”这个说法由来已久,而时至今日,中国国内越发多样化的利益群体,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参与到对外政策决策中来。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行了30余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有10年,如今,权威主义体制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本文将以上述背景为前提,分析2012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1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和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上的讨论,同时对照迄今的对外政策,尝试梳理出国内外压力下中国对外政策的方向性与特征。
全国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所明确的对外政策
2012年3月3日至13日,政治协商会议第11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至14日,第11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同一时期,各个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地方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也纷纷在各地召开。对于这两个会议,日本和美国的媒体主要将报道的焦点对准了军费的增加、2012年经济增长率目标从2011年的8%降低至7.5%、以及有关下一届共产党领导层人选之一的薄熙来的去留问题,而对于会期中讨论的中国对外政策则未给予太多关注。然而,两会上提及的对外战略,是在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政策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恶化导致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变得更加严峻之后,中国政府首次发表的施政方针,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像往年一样,在全国人大的开幕式上,温家宝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会中,外交部长杨洁篪、商务部长陈德铭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主要部门负责人还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政府活动报告和记者会上明确的对外政策中,有以下4点特别值得注意。
(1)2012年度的国防费用与上一年度相比增加了11.2%,新增6702亿7400万元(约合8万7000亿日元)。
(2)将对外政策概括为:“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与各国合作,促进有关于全球治理工作的改革,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重视以G20(20国集团)为代表的多边协议平台,促进国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推进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地区一体化等,这些战略性的进展也得到了明确。
(3)呼吁必须加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管理以及确保海外中国人安全。
(4)会议期间,“全国海岛保护规划”得到国务院批准并付诸实施。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出台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沿袭了以往的政策,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政策变动。杨洁篪外交部长在去年年底回顾2011年外交时总结道:“推进国际体制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稳定与主要大国的关系,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中国在西亚及北非的国家利益,为公共外交做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可见,此次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按照去年对外方针的形式提出来的。近年来,中国扮演了世界经济牵引力的角色;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加强与世界多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关系,不断谋求提升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欲通过延续迄今的外交战略来应对美国的外交攻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十分自然的趋势。
另一方面,周边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中国政府认为中美关系的对立越发明显,崛起的中国将会遭遇更大的阻力。从这种认识出发,中国政府更加强调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此外,还提出了维护中国在海外的经济权益这一全新而紧迫的课题。
在避免摩擦,运筹帷幄的同时,中国意欲通过加强与多个地区和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发挥在国际热点议题和多边协议平台上的领导能力,提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作为外交政策的课题,中国政府最近十分重视确保安全主权、经济合作、公共外交、保护海外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等问题。
外交原则与“核心利益”的暧昧性
权威主义体制下的中国,中央领导层有关对外政策的方针是最为重要的。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却未根本转变对外战略,其原因就在于中央的外交原则没有改变。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交一贯要服务于经济发展。但是,到了2006年前后,在中国国家利益的表述上,除了历来的经济发展,又新加了“国家主权、安全”这两项内容。在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讲道:“中国的外交应当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而发挥作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海洋权益”这类词句原本是海军和国家海洋局在政策文件上使用的,而在2006年以后,外交也被赋予了这种的作用,此可谓是一个政策性转变。今年3月“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的实施,也可称是这个政策性改变的延伸。
中国政府从未明确地阐述过本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虽然“主权、安全、发展”被定为外交原则,但却十分暧昧。为此,在国外引发了很多疑问。《纽约时报》在2010年3月报道称,中国的高官在非公开场合说“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其后,美国学者迈克尔·斯温(Michael D. Swaine)否定了《纽约时报》的报道。但因《纽约时报》的报道,国际社会对“何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大大提高。
以回应国外疑问的形式,《环球时报》(2011年8月)论述道,发展之路、台湾、西藏这三项正是中国的核心利益。2011年9月6日发布的政府白皮书中,列举了“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的政治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这六项核心利益。2012年1月17日的《人民日报》更是将尖阁列岛(钓鱼岛的日本称呼——译注)列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最终,对于“中国的核心利益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依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至今众说纷纭。
多样化外交政策的利弊与主张
另一方面,中国外交原则中的暧昧性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和实施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多样化多层次的对外政策与海洋主权问题
从建国初期开始,中国的政策立案机制就分为两个层面。中央领导层负责决定国家的对外战略原则、基本方针,以及重大问题的对外政策;而制定和管理执行日常具体政策,则属于各部委、各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涉及有关对外政策方面,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解释外交原则并努力推进各自的对外政策,因此中国国内实施的对外政策是多样化和多层次的。海洋主权问题是展示中国对外政策多样性的一个典型实例。自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被作为国家利益提出以后,中国与相关国家间围绕海洋主权问题发生的摩擦急剧增多。拿最近发生的事件来说,据称2011年3月,菲律宾包租的一艘调查船遭到中国巡视船的妨碍,同年5月,越南探测船的调查用光缆被中国的巡视船切断。2012年3月16日,中国的两艘海监船“海监50”“海监66”在尖阁列岛(钓鱼岛的日本称呼——译注)附近巡视,并在日本的毗连区内航行,使日中间的摩擦再次表面化。在上述强硬姿态之外,还可以透视到中国的另一面,即摸索在有争议地区进行共同开发,以及探讨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2010年末起,在事务层面开启了关于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协议,并成立了联合工作组。2011年11月举行的东盟(ASEAN)与中国的会谈上,温家宝总理呼吁扩大务实合作,倡议成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并表示中方愿意出资30亿元(约合360亿日元)。
声张对外政策利益的平台:全国人大与政协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是摆设用的“花瓶”,全国人大是“橡皮图章”——就像这两句话讽刺的那样,公众普遍认为全国人大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程序中均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但是,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政策决定过程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代表和委员是从各个行业和行政机关中选出的,他们的工资也由所在单位或政府支付。他们既是国民的代表,也是所属组织的代表,在这样的“双重身份”制度下,代表和委员们很容易成为利益代言人。加之这2个会议是中国国内十分重要的会议,近年来中国媒体对会议的报道也十分火爆。于是,尽管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的提案目前还难以直接体现并转化为实际法律或政府的政策,但两会已化为各个部委、地方政府、企业乃至非政府组织角逐政策主张的舞台,成了代表们为实现各种政策而进行舆论造势的绝好机会。3月份的各地方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也是如此。
现行对外政策的“受益者”成了对外政策强有力的推进派,极力维护现行对外政策。政协委员、人民解放军中将孔瑛和政协委员、海军少将尹卓等人在国内媒体上表示强烈赞同扩张军费。他们强调中国幅员辽阔、海岸线绵长的角度,强调更新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武器装备和提高军人生活水平的必要性,认为中国的国防费用还远远不够。
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提议,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应当设立国家海岸警备队、增设南海特别行政区,并发表南海白皮书等等。
海南省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因为南海的开发强烈关系到自身的发展。海南省政协委员、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提倡开发南海的有争议海域;海南省人大代表、海南省海洋渔业厅厅长赵中社主张,包括油田、旅游、渔业等在内,应努力将海南省打造成南海开发的基地,;海南省人大代表、海南省长蒋定之强调了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呼吁加强石油开发、渔业、海洋法律的执行等。
新的观点主张层出不穷
那些之前与重要对外政策毫无关联的部门,为了在政策中获得切身利益,也开始积极地发表意见。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认为,林业是提升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能够为公共外交做出贡献,主张应该将林业纳入对外援助项目之中。那些在网络上饱受抨击的部门也利用媒体报道来全力制造舆论。2011年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幼儿园接送儿童的校车与卡车发生正面相撞,导致21人死亡。这件事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与其对外援助,不如优先本国的发展,应该实施与国家实力相符的援助这种论调日益高涨。为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极力反驳,强调对外援助是中国企业的入场券,它还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
以苏丹的中国人绑架事件为代表,海外接二连三地发生的中国人遭绑架事件。利比亚政变也导致的3万多中国人的大规模撤离行动。为此,使维护海外中国企业、中国人的安全与权益也开始成为政府的外交课题。此次两会期间与此相关的新的提案也被提了出来。政治协商会议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心的研究员韩方明强烈主张,中国应该模仿美国黑水保安公司(Blackwater USA),认可中国的保安公司走向海外。另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总经理马宗林、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万季飞等人呼吁,应当建立国家级预警机制并整顿立法。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每年接到的议案、提案超过万件,但它们当中只有极少数能够反映到现实的政策之中。不过,围绕这些提案所做的两会报道,在创造舆论以拥护对外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讨论,但不决定”使对外政策僵化
中国已不再是整体划一的社会,涉及到对外政策时,地方、各部门乃至学者也都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最近20年间,中国的决策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权威主义体制下,中央领导层的政策方针在左右对外政策方面依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央政策方针的暧昧性、具体政策决定交由各部委负责。这种中国式的政策决定方式,产生出多样化的、时而是互相矛盾的对外政策。
既得利益阶层的出现,更使得中央层次上的利益难以调整。在很多场合,中国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中央政策,一直处于一种所谓的“讨论,但不决定”的状态之中。于是,以现行外交政策的“受益者”为中心,存在着一些强烈拥护并推进现行对外政策的部委和地方政府。“特殊利益集团”一词,是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时首次提出的。既得利益阶层割裂了国家的政策,阻碍了中国增长模式的结构性转变。这样的现象不仅限于国内政策,对外政策中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日趋僵化。
目前,中国政府正沿袭既有的对外政策方针,避免对外摩擦,提升在多边协议场合的话语权,并试图通过促进经济关系和经济合作来扩大影响力。这样的对外政策若要取得成效,就必须在强有力的政治决断之下向国内外展示明确的政策远景,果断进行国内的利益调整。同时,提高政治体制的透明度、引进行政监督机能等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也迫在眉睫。
标题背景图:Adrian Bradshaw/EPA・时事
2012年9月12日星期三
【专业控】辉格:“粮食武器”是中国人的杞人忧天
今年的APEC高峰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在东道国俄罗斯为会议安排的几个议题中,包括了粮食安全这个老话题;近几年受多国生物燃料政策和一些地区自然灾害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较大,像乌克兰这样的传统粮食出口大国,时而还采取一些愚蠢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似乎构成俄罗斯提出这个话题的背景。
粮食市场的另一大背景因素,是新兴国家的农业转型和国际化,扩大了国际市场的规模和单一化程度,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正在迅速卷入国际粮食市场,这一过程还要十几二十年才能完成,而且紧接着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也必将亦步亦趋重复这个过程。
相比传统本地化农业和分割市场,这种单一化和同步化的趋势有加剧波动的倾向,因为传统市场中,价格信号传导较慢,且处处受交通、交易费用和制度等等壁垒的阻碍,而且家庭农户的资源配置对价格信号的反应也较为迟缓。
不过,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形成,同时也增强了生产和消费者对价格波动的适应能力;因为大型市场能够发展出更多形式更灵活的合约结构和金融工具,帮助生产者提前锁定价格、控制和转移风险,将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从农户转移到合约收购商、具备风险抵御能力的大型下游厂商、以及愿意承担风险的投机者那里。
这样,尽管二级市场粮价波动有时会很剧烈,但一个更丰厚灵活的中间市场将更有能力吸收这一波动,最终消费者所面临的制成食品会有一个相对平稳的价格;消费者对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更多的将建立在消费选择的多样化之上,与传统市场相比,今天消费者可选的食品种类已极大扩展了。
对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价格普遍上涨,选择多样化当然也无济于事,但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抵御粮食生产的特性所造成的价格波动,比如农产品市场最常见的以两个生产季为周期的蛛网式波动:今年猪肉价高好卖,明年多养猪,结果价格大跌,赔本,杀母猪……如此循环往复。
无论是蛛网波动还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波动,都是品种独立的,猪肉和鸡肉不会同步波动,这样,消费者便可以在猪肉涨价的年份多吃鸡肉,实际上,平时留心菜价的人都会发现,无论肉类、蔬菜还是水果,每年都会有几个品种价格奇低,只须将食谱配置稍稍向它们倾斜一下,便可在价格波动形势下维持消费水平而不突破预算。
肯定有人会说,消费习惯很难改变,对于爱吃猪肉的人,猪肉是“刚性需求”,这种所谓刚性需求,不如说是对价格不敏感,明明存在替代选择的情况下,仍宁愿忍受高价而坚持吃猪肉,其实不过是表明了他对价格上涨的抵御能力很强、是幸运的富裕人士而已,换作勉强吃得起肉、营养还常常不足的穷人,是不会如此坚持的,这些富人显然没有理由要求政府用粮食安全政策来支持他们的偏好。
过去三十年来,食品供给的极大充裕和消费选择的高度多样化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叫做“粮食安全”的话,舍此无他,而这全赖于自由贸易和大规模市场的分工合作体系,先是全国单一市场的形成,然后过去十多年又融入国际市场;正是因为市场的高效率,让各国无聊政客们可以整天挖空心思琢磨怎么阻止外国商人把粮食送进来,这分明显示了,如今粮食供给早已不再是个问题,怎么拒绝粮食供给才是个问题!
肯定有人又会问,万一哪天外国切断粮食供给怎么办?这是个虚幻的问题,在当今国际政治伦理下,没有一个有能力这么做的大国的政治家胆敢对另一个国家实施粮食禁运,他若真的这么做,马上会失去国际和国内支持,那时候,他恐怕不得不向全世界宣战才能实施这一禁运;实际上,这些大国无论在对一个国家实施制裁、禁运、甚至发动战争时,如何确保对方的粮食供应,不发生饥荒,是他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之一。
退一步讲,大国若真有能力和道德胆量对你实施粮食禁运,他同样也会有能力和道德胆量对你实施石油禁运,而离开石油所支撑的能源、生产和运输体系,粮食安全恐怕也保证不了,照样会饿死人,那么,是不是也要提高能源自给率来确保能源安全?照此推算下去,化肥、农药、药品、机械、通信,又有哪些不需要自给自足?
今天,我们的整个产业体系早已融入了全球分工交换和资源配置网络,一旦脱离,绝大部分资源都将处于无效率配置状态,各产业要么效率大大下降,要么其产出国内根本用不着,这种情况下,不发生大灾难是不可能的,所以,除非现在就下决心脱离全球市场,否则单独考虑粮食安全就是无用的多余设计。
(文章原标题为《自由市场是粮食安全的最佳保障》)
2012年9月11日星期二
赵国锋:中国企业的税太多 软环境很差
在税的问题上,国家应该进行比较,到底是中国的企业税多不多呢?从我自己的判断,中国的企业税是比较多的。
和讯网消息 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9月11-13日在天津举行,和讯网9月10日在南开大学举办以“打开永久变革之门——请为民企临时工转正”为主题的沙龙活动,天津久日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国锋表示,在税的问题上,国家应该进行比较,到底是中国的企业税多不多呢?从我自己的判断,中国的企业税是比较多的。所以,首先要从税上做做文章。同时,企业经营面临的软环境很差。
以下为文字实录:
赵国锋:因为会议昨天临时通知我,我也没有时间,中午正好有机会就过来了。因为我是南大的老师,我现在同时也在教书和带学生。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讲讲这个题目。当然这个题目也是比较大的,当然从我个人讲也算有一点儿体会。因为我在学校当老师的同时参与产业,从1998年开始涉足产业到今天公司做到一定规模,上周五我们公司成为全国首次6家新三板上市公司之一,我也是周五在北京正式敲钟,报纸上也有报道。
我们公司发展过程中,我自己也有很多感触。刚才讲到民营企业,确实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作为一个创业者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时候,靠自己打拼,遇到的困难肯定很多。所以,我想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创业过程都经历了比较痛苦的过程。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要讲经历的话,写几本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作为我本人来讲也是这样的。
今天关于企业家的这个问题,作为企业家来看,现在民营企业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感受到税收的问题。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算过一笔账。一个企业家交税,有所得税,当然所得税从原来的30%多现在降到25%,还有增值税,17%的增值税是很大的,比如说你算一百万,你交增值税并不是交17%的增值税,因为很多进项税是没有的,所以你交的税远超过17%。你交完以后,在你形成利润以后,这一百万还要再交25%的所得税,还有民营企业的个人收入还要再交20%的所得税,所以你赚一百万真正分到个人手上的很少。所以,这些年来,包括我本人的创业,都是往里投钱,回报很少。所以,我们企业家大量在交税,给社会做了贡献,去年我们企业就交了1000多万。所以,我觉得税的问题上,国家应该进行比较,到底是中国的企业税多不多呢?从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中国的企业税是比较多的。所以,首先要从税上做。
第二,企业的经营环境。我刚才和大家交流的时候讲了,现在企业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营环境,因为现在社会的发展确实在社会风气等很多方面都有很多不正常的方面。那么企业家面临的各界资源,包括社会资源都很少,包括和政府各界打交道都处于劣势,所以经营环境上企业家面临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很多精力花在和经营无关的方方面面,让企业家承担了很多的成本。这里不展开讲了,软环境很差,所以我觉得企业家经历的压力,只有创业的人都会知道,我想在座的几位都会知道。
第三,我觉得国家的政策现在从“新36条”出台以后,肯定也在探讨在当今中国社会上,经济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我觉得现在通过这两天我们公司新三板上市一个多月,我们也和相关领导和证监会的同志沟通,也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产业转型的地步。我们感觉到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到现在,中国经济是不是还要靠传统的产业呢,比如说靠房地产、钢铁、基础设施来打动中国经济呢?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到了产业转型了,中国现在不能只依靠传统产业,应该依靠高科技。所以,我觉得新三板的开启,对产业转型注入了兴奋剂。我觉得现在中国高科(600730,股吧)技发展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的问题。因为它没有能力去贷款,也没有很多抵押物到银行抵押,那么政府的支持、包括贷款的担保都很少。所以,更多要靠资本结合,靠资本市场,提出科技加金融的思路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新三板开启以后,给我们中小企业提出了在资本市场另外一条融资渠道,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国家在大的层面上也在这方面转型,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也在加紧进行。我先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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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腫麼把大實話說出來啦?
和讯网消息 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9月11-13日在天津举行,和讯网9月10日在南开大学举办以“打开永久变革之门——请为民企临时工转正”为主题的沙龙活动,天津久日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国锋表示,在税的问题上,国家应该进行比较,到底是中国的企业税多不多呢?从我自己的判断,中国的企业税是比较多的。所以,首先要从税上做做文章。同时,企业经营面临的软环境很差。
以下为文字实录:
赵国锋:因为会议昨天临时通知我,我也没有时间,中午正好有机会就过来了。因为我是南大的老师,我现在同时也在教书和带学生。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讲讲这个题目。当然这个题目也是比较大的,当然从我个人讲也算有一点儿体会。因为我在学校当老师的同时参与产业,从1998年开始涉足产业到今天公司做到一定规模,上周五我们公司成为全国首次6家新三板上市公司之一,我也是周五在北京正式敲钟,报纸上也有报道。
我们公司发展过程中,我自己也有很多感触。刚才讲到民营企业,确实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作为一个创业者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时候,靠自己打拼,遇到的困难肯定很多。所以,我想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创业过程都经历了比较痛苦的过程。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要讲经历的话,写几本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作为我本人来讲也是这样的。
今天关于企业家的这个问题,作为企业家来看,现在民营企业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感受到税收的问题。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算过一笔账。一个企业家交税,有所得税,当然所得税从原来的30%多现在降到25%,还有增值税,17%的增值税是很大的,比如说你算一百万,你交增值税并不是交17%的增值税,因为很多进项税是没有的,所以你交的税远超过17%。你交完以后,在你形成利润以后,这一百万还要再交25%的所得税,还有民营企业的个人收入还要再交20%的所得税,所以你赚一百万真正分到个人手上的很少。所以,这些年来,包括我本人的创业,都是往里投钱,回报很少。所以,我们企业家大量在交税,给社会做了贡献,去年我们企业就交了1000多万。所以,我觉得税的问题上,国家应该进行比较,到底是中国的企业税多不多呢?从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中国的企业税是比较多的。所以,首先要从税上做。
第二,企业的经营环境。我刚才和大家交流的时候讲了,现在企业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营环境,因为现在社会的发展确实在社会风气等很多方面都有很多不正常的方面。那么企业家面临的各界资源,包括社会资源都很少,包括和政府各界打交道都处于劣势,所以经营环境上企业家面临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很多精力花在和经营无关的方方面面,让企业家承担了很多的成本。这里不展开讲了,软环境很差,所以我觉得企业家经历的压力,只有创业的人都会知道,我想在座的几位都会知道。
第三,我觉得国家的政策现在从“新36条”出台以后,肯定也在探讨在当今中国社会上,经济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我觉得现在通过这两天我们公司新三板上市一个多月,我们也和相关领导和证监会的同志沟通,也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产业转型的地步。我们感觉到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到现在,中国经济是不是还要靠传统的产业呢,比如说靠房地产、钢铁、基础设施来打动中国经济呢?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到了产业转型了,中国现在不能只依靠传统产业,应该依靠高科技。所以,我觉得新三板的开启,对产业转型注入了兴奋剂。我觉得现在中国高科(600730,股吧)技发展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的问题。因为它没有能力去贷款,也没有很多抵押物到银行抵押,那么政府的支持、包括贷款的担保都很少。所以,更多要靠资本结合,靠资本市场,提出科技加金融的思路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新三板开启以后,给我们中小企业提出了在资本市场另外一条融资渠道,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国家在大的层面上也在这方面转型,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也在加紧进行。我先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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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腫麼把大實話說出來啦?
时代周刊:中国2015年将重演日本式危机
作者: 迈克尔·舒曼(MichaelSchuman)
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眼中,中国是坚不可摧的。在其他国家都深陷日益严重的危机之时,中国似乎丝毫不受干扰,甚至有愈战愈勇之势。一些商人和决策者深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将是未来应对现代全球经济挑战的一大法宝。
对此我的看法是:请君三思。
“国家资本主义”致价格错位
在中国住的时间越久,我就越确信其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持续的。很多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会给出种种理由,论述这个国家是如何之独特,因此很多一般性的经济学规律对它并不适用。但归根结底,经济学问题永远逃不出数学规律。而数字上的问题无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多大,发展速度多快以及国家地位如何强大。对于中国,是它的数字出了问题。这些数字上的问题多数可归咎于所谓“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采取的是亚洲传统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源自日本,但东亚很多发展迅猛的国家都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种模式。通常来讲,它是这样运行的:1)通过低工资加速资本积累,再以高投资推动工业化和高出口,获得经济快速增长;2)国家的手操控整个经济过程;3)产业政策和政府注资双管齐下,加速发展高精尖产业。这种模式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经济进步,但终有一天它会崩溃。日本经济在1990年初彻底垮台(至今仍未恢复);韩国作为日本模式最忠实的复制者,也在1997-1998年间遭受了经济危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这种模式的发展是以牺牲价格为代价的。艾丽丝·阿姆斯丹(AliceAmsden)在其对韩国经济的研究中将之定义为“价格错 位”。为促进高投资、保证高增长,国家会对特定行业或部门直接投资或提供补助,从而增加其吸引力并减少其投资风险。银行并非商业导向,更多是作为政府发展部门调控政策的工具。以上这些行为都会聚敛公共和私人的资本,并将其注入到工业化中,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亚洲经济奇迹。
问题是价格不能无限期地错误下去。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市场找到正确的价格水平。只有这样,市场才能向潜在投资者发出正确的信号,指引其资金的流向。一旦价格指标被扭曲,那么正确投资方向将不复存在。操纵价格的亚洲模式必然会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有补贴的公司不必像没有补贴的公司那样精打细算,这会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比如建造不必要或是不实用的工厂和建筑物。最终,贷款变成坏账,银行破产倒闭。这正是在日本和韩国所发生的事情。尽管这两国的危机最终以不同的方式暴露出来——日本是资产泡沫破裂,韩国则受到了外部冲击——但两国经济崩溃的原因是相同的:孱弱的银行、负债累累的企业以及不明智的投资。
危机已渐成雏形
中国也正沉湎于日本和韩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中,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接近50%,即便是以亚洲标准来衡量,这也太高了。对于这种高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支持者通常解释为,作为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亟须其所正在建设的楼宇和公路。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但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而在于中国是否获得了正确的投资。事实是,在某些领域,如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这些企业挥霍着通常是从银行借来的钱,疯狂地建设了过多的工厂。此外,中国斥资建设了大量的高速铁路,而其高票价却让大多数国人无法负担得起。与此相比,中国的很多主要城市仍没有地铁。
大量错误投资的另一个去向就是房地产行业。理论上来说,房地产开发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但这也要看中国开发的是什么类型的房地产。在普通商品房依然紧缺的情况下,无度开发豪华住宅显然是过度开发。而在我北京的公寓的两边,有三个大型商场,但每日进出的顾客却寥寥无几。
更糟的是,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都依赖于负债。尽管这种状况尚未对中国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但很多分析者担心银行最终会面临不良贷款增加的问题。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一次危机已渐成雏形:过多的错误投资,包括由贷款和政府官员推动的庞大的房地产热潮。听起来熟悉吗?危机,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国领导人不采取行动,重新定位经济方向的话。
无法违背的基本规律
当我向中国观察家们阐述这一系列观点时,通常会遭致批评——我被告知,北京的执政者们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的确,在近年来如此瞬息万变的经济浪潮之中,中国的决策者们表现得相当出色。但是,任何股票投资者都非常清楚,过去的业绩并不能保证未来的业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分析家也认为日本的官员们近乎超人。但现在因循守旧的日本官僚主义已被视为其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之一。今天,中国也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执政者们相信经济可以由人来操纵。而古典经济学的工具——矫正价格——则是次要的。既然银行唯“你”是从,还何必要用那些抽象的措施,比如说利率来引导经济呢?
正是这种态度毁掉了日本的经济奇迹,而且我看到的中国也正走向同样的命运。日本无法逃脱基本的数学规律。因此无论其决策者是何等有力,中国也不可能违背数学规律。
如果非要给这场危机预测一个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历史。日本和韩国都是在启动亚洲发展模式的35个年头后遭遇的危机——日本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1989年,韩国是从1962年开始到1997年。这样算来,中国的危机大约在2014-2015年左右。
我无意于预测某个准确的日期。我想说的是,危机迫在眉睫,要解决经济弊病,中国须快马加鞭了。
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眼中,中国是坚不可摧的。在其他国家都深陷日益严重的危机之时,中国似乎丝毫不受干扰,甚至有愈战愈勇之势。一些商人和决策者深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将是未来应对现代全球经济挑战的一大法宝。
对此我的看法是:请君三思。
“国家资本主义”致价格错位
在中国住的时间越久,我就越确信其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持续的。很多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会给出种种理由,论述这个国家是如何之独特,因此很多一般性的经济学规律对它并不适用。但归根结底,经济学问题永远逃不出数学规律。而数字上的问题无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多大,发展速度多快以及国家地位如何强大。对于中国,是它的数字出了问题。这些数字上的问题多数可归咎于所谓“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采取的是亚洲传统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源自日本,但东亚很多发展迅猛的国家都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种模式。通常来讲,它是这样运行的:1)通过低工资加速资本积累,再以高投资推动工业化和高出口,获得经济快速增长;2)国家的手操控整个经济过程;3)产业政策和政府注资双管齐下,加速发展高精尖产业。这种模式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经济进步,但终有一天它会崩溃。日本经济在1990年初彻底垮台(至今仍未恢复);韩国作为日本模式最忠实的复制者,也在1997-1998年间遭受了经济危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这种模式的发展是以牺牲价格为代价的。艾丽丝·阿姆斯丹(AliceAmsden)在其对韩国经济的研究中将之定义为“价格错 位”。为促进高投资、保证高增长,国家会对特定行业或部门直接投资或提供补助,从而增加其吸引力并减少其投资风险。银行并非商业导向,更多是作为政府发展部门调控政策的工具。以上这些行为都会聚敛公共和私人的资本,并将其注入到工业化中,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亚洲经济奇迹。
问题是价格不能无限期地错误下去。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市场找到正确的价格水平。只有这样,市场才能向潜在投资者发出正确的信号,指引其资金的流向。一旦价格指标被扭曲,那么正确投资方向将不复存在。操纵价格的亚洲模式必然会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有补贴的公司不必像没有补贴的公司那样精打细算,这会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比如建造不必要或是不实用的工厂和建筑物。最终,贷款变成坏账,银行破产倒闭。这正是在日本和韩国所发生的事情。尽管这两国的危机最终以不同的方式暴露出来——日本是资产泡沫破裂,韩国则受到了外部冲击——但两国经济崩溃的原因是相同的:孱弱的银行、负债累累的企业以及不明智的投资。
危机已渐成雏形
中国也正沉湎于日本和韩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中,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接近50%,即便是以亚洲标准来衡量,这也太高了。对于这种高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支持者通常解释为,作为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亟须其所正在建设的楼宇和公路。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但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而在于中国是否获得了正确的投资。事实是,在某些领域,如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这些企业挥霍着通常是从银行借来的钱,疯狂地建设了过多的工厂。此外,中国斥资建设了大量的高速铁路,而其高票价却让大多数国人无法负担得起。与此相比,中国的很多主要城市仍没有地铁。
大量错误投资的另一个去向就是房地产行业。理论上来说,房地产开发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但这也要看中国开发的是什么类型的房地产。在普通商品房依然紧缺的情况下,无度开发豪华住宅显然是过度开发。而在我北京的公寓的两边,有三个大型商场,但每日进出的顾客却寥寥无几。
更糟的是,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都依赖于负债。尽管这种状况尚未对中国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但很多分析者担心银行最终会面临不良贷款增加的问题。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一次危机已渐成雏形:过多的错误投资,包括由贷款和政府官员推动的庞大的房地产热潮。听起来熟悉吗?危机,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国领导人不采取行动,重新定位经济方向的话。
无法违背的基本规律
当我向中国观察家们阐述这一系列观点时,通常会遭致批评——我被告知,北京的执政者们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的确,在近年来如此瞬息万变的经济浪潮之中,中国的决策者们表现得相当出色。但是,任何股票投资者都非常清楚,过去的业绩并不能保证未来的业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分析家也认为日本的官员们近乎超人。但现在因循守旧的日本官僚主义已被视为其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之一。今天,中国也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执政者们相信经济可以由人来操纵。而古典经济学的工具——矫正价格——则是次要的。既然银行唯“你”是从,还何必要用那些抽象的措施,比如说利率来引导经济呢?
正是这种态度毁掉了日本的经济奇迹,而且我看到的中国也正走向同样的命运。日本无法逃脱基本的数学规律。因此无论其决策者是何等有力,中国也不可能违背数学规律。
如果非要给这场危机预测一个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历史。日本和韩国都是在启动亚洲发展模式的35个年头后遭遇的危机——日本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1989年,韩国是从1962年开始到1997年。这样算来,中国的危机大约在2014-2015年左右。
我无意于预测某个准确的日期。我想说的是,危机迫在眉睫,要解决经济弊病,中国须快马加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