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1日星期二

郎咸平:中国经济不能依靠长期服激素


我们现在面对的相当一部分经济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经济增长压倒一切,我们从上到下很多人脑子里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就是财政政 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教育政策等甚至法律法规都要为经济高增长保驾护航,连住房、教育、医疗、旅游、文化这些在很多发达国家都不进行市 场化改革的领域,我们也为了经济增长,而不顾一切地搞活。而在宏观经济上,就像有些短视的农民,为了高产就不顾土壤板结,而一直滥用“化肥”,我们长期以 来,为了经济高增长,一直在滥用凯恩斯主义。
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指出,凯恩斯本来的意思是说在经济略微不好的时候适度刺激经济,可是我们却长期服用过量的“激素”,长期严重 超发货币,严重举债扩张财政。这样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税负过重,进而导致本来我们最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迅速衰落。多印的票子不仅仅推高了物价,还大量涌入 不动产,推高了房价、地价和租金。在盲目政绩导向下,扩张的财政不仅在基建领域里低水平重复投资,更使得产业升级无以为继,政府只给自己认可的项目十足的 好处,而企业家自己愿意投资的产业不得不面对繁重的税收。原因很简单,前面的钱是后面来的。可以说,政府每投资成功一个企业,其代价就是一堆本来能活得好 好的企业陷入困境。
我们这种“滥用化肥”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健康的成长,我们总爱操之过急。实际上,只要能保持财政预算公平地分配财政资源,保障货币政策独立,汇率 稳健而能自我修复外部贸易平衡,物价稳定而能保证通胀基本温和,社会福利、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能给每个老百姓公平的立足点和起码的尊严,那么,经济自 然能够健康成长。就像大自然里的树木,虽然有护林员照顾一下能长得更好,但是你本来无需天天施肥,天天浇水,树木也能自然成长。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以目标管理制来提升政府的专业水平,更要以法定的目标来约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同时要在当前行政架构下加强问责,以独立的政策评估 部门,提高问责和行政专业水平。比如我们的财政透明,完全搞错了方向。其实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分几大类、搞多少名目,这些名堂根本不重要,你就按照拨钱的具 体细节披露就行了,每笔钱是谁批准的,批准给谁的,决策的基础是什么,谁负责执行的,执行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效果,有没有问责。然后,我们就专门看那些决 策离谱、金额巨大、没有执行的,然后看看负责决策和执行的官员是不是被追究责任了。如果说所有东西都按照公式和流程来走,行政效率一定会大为提升。
再比如货币政策,我们不应该再让货币政策盲目地服务于经济增长,更不应该把货币刺激当成经济增长离不开的长期“补药”。我们应该首先对央行提出法定目标, 中央银行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服务于任何经济增长目标,央行唯一应该做的就是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确保通货膨胀一直可控,确保这个核心目标完全不受政府的干 预。在这个法定目标下,我们再从外汇储备、金融管制、政府投资和垄断行业定价四个方面化解通货膨胀。在外汇储备方面,我们要控制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适度 启动人民币升值,调低出口退税,或者用其他综合手段(如产业结构调整)来适度控制贸易顺差的规模。同时,修改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优化地方招商引资项 目,从而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
而通货膨胀的根本是因为政府投资,由此带来的非理性亢奋盘活了外面来的汹涌货币,有了货币为虎作伥,这个异常亢奋的需求导致国内要素全面紧缺,从劳动力 到自然资源的价格都因此大幅上涨。因此,当务之急是遏制地方政府的举债投资冲动,调整商业银行目前的粗放管理模式,走出现在这种“上市圈钱,补充资本,大 举放贷,再去排队圈钱”的怪圈。现在,地方政府跟国有银行借钱,因为两头都是国家的,而且国有银行的地方主管也不想计提坏账,影响自己的仕途,所以国有银 行往往对地方政府网开一面。
因此,从长远来说,我们需要进行两个重大改革:其一是利息市场化,这样非国有银行才能对国有银行形成真正的竞争压力;其二是银行放开对民营资本的准入,民 营资本就会以市场化的高利率吸收存款,这样既能保持流动性,又能给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以真正的约束。改革可以从大额存款的利率自主化开始,在基础比较好的 浙江试点,而民营银行的股东应该尽可能避免一股独大,应该吸取过去的浙江经验,一次引入多家民营股东,彼此制衡,防止关联贷款和金融系统风险。而为了避免 墨西哥和阿根廷那种金融动荡,我们这两个改革的时间都应该早于大规模的资本账放开。当然,鼓励民资要想落到实处,已经不是再发几个“新36条”能起作用的 了,我们需要以问责监督督导地方落实。

《维稳行情启动》2012/9/07

提示:期指当月连续周三见低后出现转折,但该转折低点上行非推动。预期为自5月初高点下行推动段完成后的同级反拉,未来以该级别下行幅度的0.382反拉预期,投射到上证指数亦仍有一定的升幅。策略上应逢回压跟进。

上期文字中我们强调虽然市场仍然是悲观的,但指数的下行已经是末段下行之末段,即使短期被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原则上是不应该在整数关口处斩仓离场。作这样判断的原因,是从分类指数分析原则讲,期指当月连续指数的结构,才能更好地反映市场多空的状态。当它还没有出现逆转时,任何提前的预期都只能是主观臆断的结果。我们所能给出的时间,大约也就是在5月8日高点下行之后的90天关键时间价格敏感点,前后两三天的时间内,都属于正常的预期范围内。如果是按90天算,则平衡点出现在9月11日,所以,我们所定的标题,是9月中参与反弹行情。但市场总是比我们分析者更聪明,本段的下行实际在第86天出现了这个节点。而这个节点不知道有多少受苦受难的多头等着反击,所以,一经国家的定向刺激政策出现之后,市场多头群情激愤,空头翻多,二者形成合力之势不可挡。令人感叹的是年初至今,证监会终于讲话有人听了。市场反弹很强劲,维稳行情很强大。

从年初开始,我们就中国经济出现衰退的问题提出了看法。以压抑地产发展之后,必然会出现大量的负债产能过剩。而过剩的产能与市场需求的急剧下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不仅仅是增速下降的问题,而是若不采取政府刺激政策,必然会导致经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投资、内需、外贸三驾马车中,受外部影响的因素内需与外贸都无力拉动中国经济。因此,若要救经济,或者说是缓解经济下滑的速率,必然只有走投资拉动一条路。而过去近二十年时间,中国的地产经济以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令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2%-51.27%增长,增长的幅度是4.27倍,平均年增速都超过20%。到了现在,这样粗犷的泛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是资源的浪费以及环境的破坏,这样的发展方式明显是不可持续的。即便是未来城镇化率还会继续提高,但终究空间已经有限,增速也不可能再达到从前的水平。从国务院发改委经济研究院陈副院长的讲话中,我们得知未来十年的城镇化率还可能向58%-60%的发展,但是未来的年增速可能控制在0.8%,也就是说,高层定调未来十年的行业增速将控制在8%。如此一来,投资拉动的方向必然就不会是人们所认知的地产方向,而未来的地产将向低增速高精细化发展,这里面可能会更多地强调城镇的功能化发展。因此,我们年初开始就认为高铁以及城市轻轨的发展,将是后面政策拉动投资的唯一方向。原因很简单,扩大内需,再没有什么比一小时商圈的同城化更能快速地实现人流与物资流的高速流动。而且,也只有这个方向,可以实现大量过剩产能的去库存,以及中心城市周边地块的升值,让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得以有条件延续。

就铁路与轻轨建设史看,历来这类的投资必须有政府引导。所以,市场依赖政策给予的信号。前面我们一直在等的也是这个信号,虽然知道它必出,但是很难预期它什么时候出。因此,只能通过指数的波动情况作预估。上期我们特别强调,研判市场的走势,用上证指数不灵,用深成指也不灵。这里面的原因是因期指交易的出现以及融券做空交易机制的出现,因此,期指的当月连续指数成为了研判市场的新参照物,当多数人都沉迷于看空做空中,在市场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本着跌时看领跌的原则,关注领跌指数的波动结构即成重中之重。期指当月连续指数自5月8日高点下行即是一个推动结构,这里面分别作了两次修正:一次在5月中旬到6月初;另一次则在8月初。而自8月10日的下行也是一个推动,这是起于5月初下行推动段的某末段下行推动。注意一下这段下行推动的两个下行段,基本都是持续七日左右的下行,所以,按正常的预期这个小级别的下行推动段,应该持续5天左右是正常的。但是,市场的实际走势中,这里只走了两天。因此,我们前面的预期有也几天误差。不过,这也无伤大雅。实际我们在上周所传达给投资人的信号是,这里再下也跌不了多远,结构上虽然上证指数存在瞬间击破整数关口的可能,但是即便如此,在这个位置也是应该买入而不是卖出。就算被套也不该再割肉了,因为这里将出现的是一个大级别的反弹。它至少是5月8日到9月5日下行段幅度的0.382反弹,可以说在上一个整数关口(指2100之下,报纸不让直接写点位)之下买入盘,都有机会获利。

很多人还是会不习惯期指当月连续指数的分析,其实,它与上证指数的相关性还不如深成指大。但是,作为另一种视角,你可以更清晰地看清市场,而不会受此涨彼消的上证与深成指干扰。现在反弹出现了,更多人关心的是市场能涨到哪里。我们前面作过测算,市场机构存量资金大约是6500亿,转融通带来的增量资金大约可扩展到1200亿。即7700亿的资金,按一比三的边际效应,所能带动的资金就是2.3万亿。而上海市场的流通率是72%,也就是可分配资金是1.6万亿,以周三最低点时的上海市场流通市值,比当时点位,按线性计算,就可以知道大约可以推动上证指数到哪里去。当然,这只是一种粗略的计算方式,并不是说市场就一定会到那个点,超过一点或者不到一点都很正常。而这种方式,只是让那些习惯于看上证指数走势的人,有个粗略的量化计算方式。事实上,我们看待市场从来不这样刻舟求剑,市场的波动细节对我们波动分析者更重要。

就目前的市场各指数的波动,可以说,哪个指数的波动都不是低点上行推动。但这个位置对应于5月初到本周三段的下行,同级别的三波段反拉起点并不需要一定是低点上行推动。因此,本级上行一个(3-3-5)段的A段上行之后,还是可能出现一次同级的B段回压,那里,是恐高症症介入搏短多反弹的时候。因为,其后必然还有一个C段的上拉动作。在完成目标之前,市场是安全可操作的。就目前的状态,有些分析人士喊出这是未来20年的底,让人觉得很可笑。事实上,任何低点上行非推动的低点,都不可能成为长期的底。而中国经济目前的状态,政策的刺激也只是为了稳定,但不会有大量的增量资金从外围涌入过多。中国经济不会崩溃是肯定的,但经济的低点可能出现在今年的四季度初段,而市场的低点通常要滞后于经济低点半年左右。所以,先当反弹做比较稳妥,现在还不是喊超级大牛的时候。

感觉上本次的反弹,与04年“914”行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应该注意到这样的维稳性质的反弹,通常结构可能出现A长C短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反弹的第一段,市场是处于被压抑太久这后的集中爆发,故而A段会长很多。但是,本质上讲,在银行理财产品与地产两块,都没有大量资金溢出时,市场的持续上攻会消耗太多的资金,而市场外围的资金又很有限,所以,应该提防如朝鲜战争时期志愿军攻势因后勤补给不济的情况出现。从历史的角度看,历次人为政策影响下的行情,通常可作二百五预期。但需注意的是,预期永远只是预期,当行情开始之初其实并不用考虑太多,跟着做多就是了,一旦小时线有背离状,则减部分仓锁定利润为上策。


 sulon 2012/9/07
15:07

四季度中央不可能再出台刺激经济政策

四季度中央不可能再出台刺激经济政策 - 徐斌 - 徐斌的博客
我发现,同志们心目中我老徐的形象,就是苦逼屌丝男一个,这下完蛋了,我要是一本正经说话,大家一眼就看出这是装逼……

昨晚睡不着,网络吐槽篡了一帖子,后面一面叫好不算,还说这比我财经文章好,(⊙o⊙)…,我知道现在自己财经贴质量不比以前了,因为精力不如以前那么专注,但也不至于这样吧?我每日财经博客帖子,都是财经网站专业评论稿件,说话肯定要穿西装打领带,不可能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在那里胡掰,可同志们却偏偏喜欢我穿裤衩光着膀子瞎扯,认定我那些正经财经评论稿件,就是西装革履舌灿莲花,纯粹就是街上卖保险的,要不,就是地产中介小弟……反正就是上不得大场面的狗肉席……我日
算了,我也认了,为稻粮谋,有些事情没办法,等我混出来了,财务自由了,每天光着膀子坐在那里瞎扯,有人爱听,我就爱扯,不过现在还是老老实实写财经评论稿,因为有人给钱啊,今天的评论稿件如下,你们爱看不看,就这样吧

四季度中央不可能再出台刺激经济政策
继9月5日批复25个轨道项目后,发改委6日再次批复30个项目,发改委在两天内集中公布批复的这些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很多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在经济形势持续不振情势下,中央“稳增长”的重要措施,不久将会有更大规模的刺激经济计划,其中包括宽松货币政策。但综合各类迹象看,这可能是市场的一厢情愿。
四季度中央不可能再出台刺激经济政策 - 徐斌 - 徐斌的博客
好吧,我不装逼,我说大白话吧,这次领导不是要吃伟哥,大家放心,不会折腾死大家的,可以散了……

首先,发改委近期批复的万亿积极财政计划,其实是年初各方早就规划好的方案,不可能是仓促出台的刺激经济计划。今年的经济政策基调,去年底中央就已经敲定——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所以认为发改委积极财政项目集中批复,是大规模刺激经济计划的开始,这种看法显然是偏颇的。
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目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糕。目前,就业率形势较为良好。9月10日,人社部副部长信长星指出,根据人社部在8月初组织的对20个省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显示,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返乡的现象。此外,信长星强调,8月份相关媒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几家媒体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度的采访,结论也是这样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裁员和大规模的返乡现象。这种情势下,不用冒通胀升温的风险以刺激经济。
此外,9月10日公布的外贸数据出乎市场预期,但未必出乎决策者预期。8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为3292.9亿美元,增长0.2%。其中,出口1779.8亿美元,增长2.7%;进口1513.1亿美元,下降2.6%;贸易顺差266.7亿美元。这个数据,固然说不上多靓丽,但也说不上多黯淡,在全球经济持续不振的情势下,能维持增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增长,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现在房地产投资开始加速。
四季度中央不可能再出台刺激经济政策 - 徐斌 - 徐斌的博客
.房地产肛需哪里挡得住,小心了,同志们,今明两年,要对房价上涨做好心理准备,我反正无所谓,因为我压根就没想过买房……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8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5.6%,增速比1-7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这是这个数据近一年来第一次出现回暖态势。自5月份以来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持续增加,个别城市高价地再度出现。而房地产企业买地的动作和规模,也越来越大。有媒体观察到,就在9月5日——7日,7家大型房企3天内斥资88.68亿元在一二线城市抢地。其中,万科击败中海等强劲对手,两天内以46.71亿元连拿合肥和广州两地块。万科大手笔拿地后,华润、路劲等房企拿地动作也开始加快,7日当天就分别在成都和上海成功摘得地块。大型房企集体出击圈地,这是今年房地产行业首次出现的现象,市场预计四季度还将再现抢地热潮。
在就业率没有恶化,出口形势过得去,同时房地产与基建投资带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四季度加速的情势下,中央再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应该是不可能的。
今年不大可能看到开闸放水的动作啦 【同意~】
四季度中央不可能再出台刺激经济政策 - 徐斌 - 徐斌的博客

以市场引领研发 让企业转危为安

日本产网站 2012年8月7日
http://www.ribenchan.com/news_info.asp?id=413
中田顺二是在2005年出任杭芝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开始的两年,公司运转得挺好,但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到来后,以往一年70亿日元的销售额,顿时下降到了2008年的46亿日元,2009年更跌倒了不到30亿。“公司那时确实危在旦夕。”中田说,那时他的体重也迅速下降,半年时间里,10公斤体重消失得无影无踪。
图片
中田顺二总经理
不仅是总经理中田的体重在减,杭芝公司的生产内容也有了很大的变化。1991年刚成立的时  阅读全文

时间节点逐渐明朗

时间节点逐渐明朗
  
时寒冰

众所周知,中国股市是政策市。

政策决定走势。

在此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王立军“出走”美领馆事件后,开启“潘多拉魔盒”,将很多“力量”吸引到了“相关领域”,导致出现政策真空。使得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力量,被欧债危机等外部因素主导。


那么,这种真空状态在什么情况下结束或者具备结束的前提?

8月28日,我在《欧元·美元·农产品·股市》一文中分析认为:股市真正可以全力做多的时候,最起码,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时间点(仅为前提之一):十八大会议日期的确定。这个日期的确定将意味着各方“统一认识”达成,意味着,决策层将有精力并且也有意愿做出能够对中国经济当然也包括股市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政策。而且,十年股市归零,给公众留下的将是什么?当即将离去的那些长期控制权力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做空者迅速收手甚至反手之时。但在此之前,高层的关注点将无法顾及到股市,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因此,十八大会期的确定,是中国股市能否走好的最关键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十八大确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则是对薄事件处理意见的统一,相关重要人事安排的达成(两者具有内在联系)等等。


让我们做一下分析……(由于敏感,思虑再三,删掉了这一部分)

因此,在王立军被提起公诉的9月5日,我发了一条微博:

为什么王立军提起公诉与发改委放行大项目的时间如此巧合?

政治“稳定”而后才是经济,才能有精力关注经济。反过来看,也说明,政治方面的博弈已近尾声。

中国股市有一些可供参照的重要风向标:

比如QFII。9月3日,上海证券报对QFII做了如下报道:重拳出击三大板块,QFII基金7月加仓凶猛异常。QFII中国A股基金的增仓动作,和内地A股基金的做法恰好相反。根据相关的测算,内地A股基金的仓位在7月以来继续下降,目前已经基本接近历史低位。但由理柏和本报联合推出的最新一期“QFII中国基金月报”显示,QFII中国A股基金在7月份中整体出现加仓情况。亚系的基金加仓尤为凶猛。而欧美系的基金的仓位也稳中有升。保险、食品饮料以及券商股成为QFII中国A股基金的加仓重点。大部分纳入统计的QFII仓位在当月出现了明显的增仓,增仓幅度超过6个百分点。在过去1年中,这是QFII基金整体最大幅度的加仓。我在微博中也做了一点说明(如下):

再比如股指期货。股指期货是中国股市的重要风向标之一。

我们看一下股指期货最近几天前20名持仓的变化数据:
9月3日,股指期货1209合约,前20名多头持仓为51178手,前20名空头持仓为64572手,前20名持仓为净空13394手(见下图)

9月4日,股指期货1209合约,前20名持仓为净空10656手


9月5日,股指期货1209合约,前20名持仓为净空9886手


9月6日,股指期货1209合约,前20名持仓为净空9004手


即使考虑到向10月合约移仓的因素,前20名持仓的净空单的降幅依然是非常迅速的,说明获利已经非常丰厚的空头主力正在主动快速减仓,假如这种情况接下来继续,说明空头主力已经开始调整策略。

为什么?

做空者担心前所未有的政治风险。我在《欧元·美元·农产品·股市》一文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十年股市归零,给公众留下的将是什么?当即将离去的那些长期控制权力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做空者迅速收手甚至反手之时。”

在资本市场,仅从技术层面来看,无论做多做空,都属于纯粹的投资行为,本无可非议。但问题是,目前的这个时间点是极其特殊的——十年换届。决策者非常清楚,股市下跌,10年归零,投资者财富大幅缩水,引发的是愤怒而不是赞美!这何尝不是高层的一块心病。尤其在投资者范围非常大时,投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相当的民意。一旦决策者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将会把做空行为视为故意挑起民众仇恨的恶意行为。毕竟,没有任何一个执政者愿意站在公众的仇恨之下,在今年这个10年换届的敏感点,谁不想给民众留下好的印象和回忆?这意味着,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做空,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政治风险。赚钱重要还是自己的身子骨重要,做投资者的,谁都能算得清楚。

一旦十八大开会日期确定,这些做空者就会“迅速收手甚至反手”。

而18大的日期正在明朗化。一些重要人事的任免、王立军被提起公诉,都意味着,博弈正接近尾声。

另一方面,最近发改委突然狂批项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前者的博弈接近尾声了,这边的摇滚乐才得以顺利地在喧嚣和疯狂燃烧的激情中展开,而发改委无疑在担任主唱:

不妨看看9月6日的这则题为《发改委两日密集批复交通项目,投资或超万亿》的消息:发改委继昨日(9月5日)批复总规模超8000亿的全国多个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后,今日再次批复20个项目,其中包括13个公路建设项目,总里程超过2000公里。另有多个集装箱码头和航道获批。

这说明,上层在解决政治问题之后,开始将重点转向发展经济方面,而中国发展经济的模式就是投资拉动,再简单点说,就是上大项目、大工程。

这些其实此前已经轰轰烈烈展开了,只是,前期的主唱是各地的诸侯。

9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做了题为《中共“十八大”会期明朗化》的报道,详见: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418

至此,时间节点日渐明确了。再多说就是废话了。

于2012年9月6日深夜

国税总局对房产税态度太暧昧

国税总局对房产税态度太暧昧

2012/9/7 南方人物周刊

8月的最后一天,国税总局对于房产税作出公开说明。

其要点有三:第一,房产税扩容方案及细化的征收标准、办法尚未最终确定;第二,房产税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投机行为,但作用有限;第三,决定房价的是供求关系,调控房价、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运行需要财政、金融等经济措施与行政措施相互配合。

如此暧昧的回复不会让争论消失,反而会让争论更趋激烈。很显然,国税总局不愿意单独面对巨大的压力,而希望把相关部门拉进这场关键性的改革之中。但从国税总局对房产税的回复来看,存在着认识不清的地方。

国税总局认为,房产税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投机行为,但是作用有限。不知道国税总局认为的“一定程度”到底是多大程度?是依据什么标准得出的结论?房地产市场作为主要的投资市场,遵从资本与货币市场的规律,投资者对风险与收益的考量是决定市场冷热的主要因素,供求关系退居次要地位。

房产税在多大程度上抑制房地产市场,语焉不详。从目前已经推出房产税试点的上海与重庆看,可以说效果确定并不算大,由于房地产政府较多,叠加于市场,很难做出总体的精确评估。不过,我们可以从其他市场得出相反的推论。

据上海税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包括商业、办公楼和住宅在内,今年一季度收得房产税30.6亿元,上半年房产税税收入达67.3亿元,2011年上半年上海房产税收入约51亿元,全年税额约73.6亿元,相对于2011年1500亿元左右的土地收入可谓九牛一毛。同时,征收和范围也较为狭窄,2011年度全市应缴纳房产税的个人住房近2万套。截至2011年底,已有16283套住房的纳税人按规定缴纳了2011年度的房产税。今年一季度,上海已经对24433套住房完成了房产税征免认定;其中应征收房产税的住房有4419套,占比约18.1%。上海房产税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物业税,而是惩罚增量投资,对存量房不计征,并且征税税率较低,仅为0.6%。不过,从上海的住宅成交看,以刚性需求为主,说明房产税对投资性的增量需求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重庆房产税主要针对高端住宅,今年1月,重庆市政府主要官员表态: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近一年来,在政策推进和征收手段上均达到了预期效果,97%的缴税率收效令人满意。从去年的数据看,房产税实施后,重庆主城区多数高档商品住房项目访客量下降30%-50%,部分购房者改变了买大房、买高档房的消费倾向。去年1月28日至11月30日,重庆主城区高档商品住房成交70万平方米,占商品住房成交量的6.8%,同比下降4.1%。

重庆与上海的房产税并非广泛的持有环节的物业税,而是针对特定住宅供应的惩罚性税收,从重庆、上海的房产税轻易地得出房产税无效的结论是轻率的,这无异于剪去虎爪、将老虎关入铁笼而后嘲笑老虎的威力。

房地产市场遵从供求关系是个假象。正因为供求关系论肆虐房地产市场,各方才有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开发商认为供地过少,供地者认为开发商囤地、待价而沽。正因为土地、房产价格节节攀升,收益率上升,开发商才会囤地捂盘,供地者才会采用饥饿疗法,有了6年以上可供开发的土地还要继续囤地,只能说土地已经变成最好的套现投资品种。

2008年年底,房地产市场供在于求,但到2009年二季度后,房地产市场反弹,到下半年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入市者增加,当房地产市场投资收益上升到20%以上,没有抑制政策,投资者判断入市的风险将远远小于投资收益,面对相对确定的房地产投资市场,投资者的行为趋于一致,大量资金入市。如果住建部、国土资源部、国税总局继续抱着供求关系的老黄历不放,恐怕中国的房地产调控就会走入歧途。

当然,有的经济区域有了物业税,房价照样节节上升,比如次贷危机前的美国、中国的香港地区,在房地产价格中,物业税并非惟一的变量,货币政策与物业税双管齐下,才能收到效果。事实上,在房价大体稳定的经济体,既有负责任的央行,也有明确的、公平的物业税,如德国、加拿大。

国税总局并不是不明白——国税总局指出由于住房兼具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因而在扩围的同时,将在房产税改革试点问题中将充分考虑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对基本住房需求的部分予以一定税收优惠——之所以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因为兹事体大,遭遇的反弹力度大,并且一些地方财政岌岌可危。这时候,向社会公开信息,稳妥推进改革是最好的办法,而不是搅混水,让预期更加混乱。

房产税与土地财政孰优孰劣无需多说,很难想像一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地方政府远离正常的税收体系,依赖卖地为生。

……………………
不是太曖昧,是狗咬刺猬---無處下嘴!
二套以上制:需要的透明度和今後對應的力度,不是現在立馬能一蹴而就的;而放眼未來地去徵,現在的稅務官員們還不確定自己種了樹,誰會下山摘桃子呢~所以,沒人真動---
首套普稅制:呵呵,值此接班之際,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呢?
理由就這麼簡單~!

2012年9月6日星期四

民主党充其量只是自民党的附体转世

选民期待真正的变革
2009年9月,民主党在众参两院获得过半数的议席,鸠山由纪夫首相率领的民主党政权成立时,国民的期待顿时高涨起来。在自民党独揽政权的20年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的占有率从18%下降到8%。这实际意味着日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增长被完全抵消。在这一过程里,日本将东亚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拱手让给了中国。如今,中国成功实现了日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达到的10%的年增长率。这期间,面对少子老龄化、公共债务增加、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等国内问题,自民党并没有拿出有效的对策。日本“失去的十年”继续延长,这20年成了社会消沉乏力、行政功能不健全以及对政治失信蔓延的20年。
民主党自1998年成立以来稳步扩大了选民的支持,2007年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2009年又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了大大超过半数的议席,终于推翻了自民党政权。民主党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开承诺削减自民党政权时期在公共事业上造成的税金浪费,在“从混凝土到人”(指政府工作重心从公共设施建设向保障国民安心安全的生活转变——译注)的口号下重新分配预算。所以,选民们期待新生的民主党政权从根本上改革停滞不前的国政,引导他们走向一个充满经济活力的时代。这当然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的。

民主党政权启程:前路多险阻

然而,鸠山首相上任不久便提出让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冲绳撤退,于是遭到了美国国防官员的猛烈批判。随后又因为伪造超过4亿日元的政治捐款记录以及暗中接受母亲提供的巨额政治资金而受到媒体的抨击。不仅如此,鸠山政权下实施的事业甄别,仅完成了当初3万亿削减目标的四分之一强,燃油税减税的若言也未能付诸实施。
2010年6月继鸠山氏之后就任首相的菅直人也如出一辙。菅首相在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夕突然提出要将消费税增加一倍。这一发言让民主党的议席毫无悬念地跌至半数以下,其后果,造成了民主党要通过任何一项法案,都不得不取得自民党等在野党支持的被动局面。
3.11东日本大地震以及随后发生的海啸和核泄漏事故,将民主党在危机管理方面的无能暴露无遗。地灾后,国民和评论家们都希望政府拿出一个复兴东北的全面计划,并且期待着在这一过程中会展示出一个凝聚日本的全新国家目标。然而,时至今日也未能实现。不仅如此,地震之后的霞关(日本中央政府机关集中地——译注)和永田町(日本国会、首相府等的集中之地,政界的代名词——译注)丑态百出。各个省厅只顾维护自己的利益,没有为国家目标而通力合作。主要政党均为党的利益和政策争论不休,在二战结束以来单独发生于日本的最大的危机面前,他们依然拒绝暂时搁置争议一致应对灾难。
在分析民主党为何手握政治主导权却无力切实发挥领导能力时,可以让人想到有以下一些因素。例如,刚从自民党那里夺取政权的民主党经验不足,内阁大臣们对行政还不熟悉。此外,由于民主党上台大批特批官僚主导的政治统治,导致了对政治主导的过分追求,民主党领导层甚至对一些琐碎的事务都要进行毫无责任的干预,这也是原因之一。这三年来,在普天间基地迁移、尖阁列岛、福岛核电站事故等问题的处理上随意草率,应对不力,如果由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负责处理这类问题,并充满自信地和日本有能力的官僚通力合作,或许其中很多棘手的问题都能得以回避。
2010年之后,民主党没能在参议院保住过半数议席,形成“扭曲国会”状态,这也带来了政治决策的迟滞。而且311大地震的影响和危害太过巨大,无论是哪个政权,恐怕都会因为问题的复杂性而不知所措,不得不采取言行不一、相互矛盾的举措。不可否认的是,对民主党来说,这些不利条件无疑成为了推行新政策的障碍。然而与此同时,民主党所存在的问题,仅凭这些因素是无法解释清楚的,笔者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政治分肥”与“提高生产率”并存的自民党时代

从根本上说,民主党是由许多理念不一的政党和集团的聚合而成的,他们希求的是方向性各不相同的政策。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政党,摆在最首要位置的应该是什么?民主党内部对此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这种不协调最突出地表现在受到特殊对待的党内核心人物小泽一郎(注1)的立场上。小泽此前多次妨碍党内领导层指导部及指导部提倡的政策。但这不仅限于小泽一人。党内一直存在着反对势力,并且从未出现过一个能够以充分的权威(或实力)压制反对派并确保自己的指示得以执行的领袖人物。
党内的不协调正是给自民党带来灭顶之灾的主要原因。我曾在《政治分肥与生产率之间——自由民主党的瓦解》」(“Between Pork and Productivity: The Collapse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 36, no.2, [summer 2010] pp. 227–54)这篇论文里指出,从自民党成立那一刻起,自民党议员就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要素。一个是被称作“生产率”派的集团,他们最为重视官僚主导的产业政策和大企业的技术革新、以及通过积极开拓出口市场最大程度地创造日本经济的增长机会。
然而,重视“政治分肥”的议员们对自民党来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看重的是公共事业、邮政事业,中小企业和农业保护,以此在地方选举区靠预算分配确保有形利益。要把“政治分肥”与“生产率”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支持基础硬性结合在一起,就必须保证政府的要职由保守势力把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而结果,自民党和日本政府必须持续不断地扩大可供使用的预算财源。以上三点缺一不可。
自民党执政的前35年(1955-90年)里,这一模式十分奏效。日本经济的繁荣使自民党得以维续政权,自民党的统治同时又支撑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但是,日本飞速的经济发展却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社会。速度惊人的经济增长造就了一批比赋予自民党政权时的选民们更加富裕、健康、长寿,富于都市气息,消费欲望更强的选民。而且,那些过往在日本获益最大的企业中止了主要在日本国内进行的生产,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了东亚以至整个世界。
然而,自民党无意出台相应的政策来适应新的需求,没有向这类新型选民积极展示自己的意志。因为这样的努力意味着会遭到历来有望获得大量选票的选区以及占据党内多数要职的“政治分肥”型政治家们的反对。于是,许多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便获得了对自己反对的政策行使决定性否决权的权力。泡沫经济破灭后,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突出,自民党几乎变成了单纯的“政治分肥”型政党。政府增加了借款,并将丰厚的回报提供给有限的部分选民,其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持续增加。
虽然不受大多数自民党议员“待见”,但小泉纯一郎首相还是对一直受到保护的经济部门、建设及道路“族”利益集团、不良债权和邮政事业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果敢地对“政治分肥”型的统治发动了挑战。由于自民党内一致认为小泉对媒体的巧妙利用,以及由他来担任党魁有利于维持自民党政权,这使小泉能够省略传统的党内通气和政党间的意见协调等程序,得以直接与民众对话。
在2005年的选举中,小泉发挥他的战术才能,为自民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并在率领面貌全新的自民党推进改革政策、恢复重视“生产率”路线上,占据了无比的优势地位。这是一条和都市型的、崇尚消费的选民居多的日本现状相吻合的路线。然而,小泉未能巩固自己的历史性胜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自民党的领袖又一次换成了那些不谙经济的首相们。这些人费尽心机力图逆转小泉的改革,使“政治分肥”和保护利益团体的政治再度死灰复燃。

改革?还是维持现状?

民主党开始拥立选举候选人时,在城市获得的选票远比地方多。例如2003年和2004年的选举,虽然自民党在地方占据了有利地位,民主党却在城市的选区中击败了自民党。但是,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和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和自民党在地方和城市的得票率基本相同。最终民主党是靠着渗透 “地方”这个自民党的坚固要塞而并非通过提升在城市的得票率获得了过半数的议席。小泽和他的选举战略使许多“小泽派年轻议员”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成功获得了以往单靠城市选民无法实现的过半数议席。然而,作为赢得选举的代价,民主党一贯的经济政策被打破,并且失去了日本重新走上重视“生产率”路线所必需的政策转换的时机。
鸠山政权2010年度预算在转瞬之间被推翻,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原本计划冻结的200件高速公路计划中,实际冻结的仅有4件。报道称,前原国土交通大臣做出的冻结决定之所以被推翻,是当时的小泽干事长出面干预的结果,因为小泽在选举中响应了地方要求继续建设的诉求。当然,最高法院做出了参议院选举中有利于地方的一票之差 (每张选票的分量差异——译注)是不公平的裁决,如果能够按照这个结论进行制度改革,那么根植于日本地方的政治力量应会得到削弱。但是,修订选举制度希望渺茫,经济政策对谁有利由政党政治决定的状态仍在继续。
至少野田佳彦首相似在消费税增税法案、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等方面,力图积极推进政策的制定。在探论参加TPP谈判之初,野田首相承诺将采取措施恢复日本农业活力,提高国际竞争力。为平息反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KORUS)的韩国农民的愤怒,韩国政府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韩国的措施得以奏效,2011年农产品的出口比4年前增长了一倍。)增强日本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努力是合乎情理的。世界农业市场的规模2013年预计将超过2万亿美元(《日经周刊》2012年4月30日)。但是,农林水产省既无意改革一直以来集中于服务国内市场的日本农业,也不鼓励农户开拓利基市场扩大农产品出口。2009年日本农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5位(前四位是中国、美国、印度、巴西),而同年的农产品出口额却只有30亿美元,远远低于韩国,农作物的贸易赤字接近500亿美元(《日经周刊》2012年4月16日)。

改革工作尚待继续

野田首相提出了种种政策,试图削弱民主党内和社会上的反改革势力,然而与十年前小泉时期相比,阻力有增无减。民主党内没有形成“将野田推为党魁有利于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的共识。野田首相不像小泉那样能够得心应手地驾驭媒体资源,国民也不像支持小泉那样支持野田。
民主党的支持率跌破了25%,而自民党的支持率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媒体和国民最近对桥下徹和大阪维新会的也就不足为怪了。和小泉一样,桥下也对媒体了如指掌,展示出积极主动的决断力,营造出一种富于活力又充满都市气息的氛围。如果利用他与小泽和石原东京都知事的关系,维新会有充分可能成为新的全国性政党的核心。但是,即便这样的政党产生,党内也实现了团结一致,它会否将日本经济的重生摆在最优先的位置则还不得而知。因为目前来看,桥下的关心似乎主要集中在核电站问题与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如何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支配等方面。
今天的日本政治经济,最需要的是在这个竞争日趋激化的世界,创造出能够产生新的需要和新的工作机会的增长模式。妨碍这个过程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民主党的内部分裂。日本在过去25年间有18位首相陆续登场,恐怕除了小泉以外,没有一位首相有足够的影响力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凝聚议员的方法,或是用党内除名进行恐吓,或是以将来的回报换取忠诚,或是这两种方法双管齐下。只要能这样做的党魁不出现,日本的政治将仍旧方向迷茫,继续摇摆不定,反复无常。
不管是党内还是全国,民主主义中,利益冲突、权力斗争和反对势力都是现实存在的。而且民主主义必须时常保持多数派的统治和对少数派的尊重这样一个平衡。但是,尊重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和国内少数派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对一切不赞同的政策行使否决权。有效的政治需要适时的决断,而决断必然产生出赢家和输家。日本的政治能否向着有效的统治迈进,是今天的日本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课题。
(原文英语, 2012年5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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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就是給自民黨幹“臟活兒”的~每次,自民黨弄出來了亂攤子,輪到民主黨上來,自然是收拾唄,自然就是幹臟活咯~
日本政壇的絕大部分資源都掌握在自民黨人手裡,而自民黨又是世襲和公務員階層固定化了的,怎麼能搞好呢?
凡是靠人脈而非靠理念形成的大勢力,都不會有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