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6日星期四

长篇连载:谁在统治着日本(一)(二)

一.官僚的日本
上世纪20年代,世界规模的大恐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急速扩大,这种马克思主义影响扩大的地区当然也包括了日本。实际上由于日本民族的教条主义特性,日本知识分子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更加左倾一些。在林林总总的各种左翼思想中,除了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曾在二战结束时撕毁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出兵中国东北而在日本没有什么人气之外,包括毛泽东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在内的所有左翼思想日本知识分子中都有不少信徒,所以日本知识分子经常使用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和分析历史,即使在很右倾的日本人写的东西里面发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稀罕。
但是著名日本历史学家木坂顺一郎在论述日本近代史的时候却用了一种古怪的分类方法,他把昭和初期的权力集团分为1.资本家(财阀),2.地主,3.政党,4.宫廷集团,5.军部,6.官僚。
这种把阶级,身份和职能集团混淆在一起,而且把“官僚”作为一个独立集团的分类是很少见的,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所以不少学者从理论上对这种分类提出过疑问。但实际上这种分类方法很实用,能够很方便地解释日本现代史上的不少问题,所以现在使用这种分类方法的日本学者很不少。
明治维新使得日本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变,而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所带来的美军占领又使得日本成为了一个现代国家。但是无论是战前,战中还是战后的现在,“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个话题一直在被人讨论。
不要说战前的日本,即使现在的日本也不能说是一个真正民主主义的国家。虽然日本具备了完整的民主制度,而这些民主制度也在有条不紊地运行,但从国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养来说,就是日本人自己也承认日本离开真正的民主主义国家还有一些距离。
但日本也不是什么独裁国家,甚至在战前战中的那些政治上极端黑暗的法西斯年代日本也都不是独裁国家。因为日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独裁者,就连权重一时的陆军大将东条英机也因为塞班岛的失守就被人很简单地赶下了台。
那么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呢?应该说日本是一个官僚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直是被官僚掌握着大权的。即使是日本被“军部”统治着的年代,构成军部的那些军官们从根本上说也还是一群武官官僚们。那些以参谋的身份活动着的武官官僚随着大日本帝国的覆灭而销声匿迹了,但另外一支曾经被称作“帝国高等文官”的文官官僚队伍还存在,只要注意到在明治维新之后四十年日本就从一个荒凉落后的岛国成为了世界强国这个事实就没有人会低估这支官僚队伍的能力。
从明治维新之后,就是这群被称作“官僚”的,由特殊选拔程序所选拔出来的人们代表着天皇在运转着日本的国家机器。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正确的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话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决定任何社会形态中的所有社会集团是否能够存在并得到发展的的最重要因素都是干部队伍的建设,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就是是否能够建设并且维持一支有能力的官僚队伍的问题。
“官僚”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常常带有负面意义,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辞海》这样的权威汉语工具书中居然没有“官僚”这个词条,只有“官僚主义”,“官僚政治”和“官僚资本”,这好像也就给“官僚”定了一个性。可能是因为当年有人把“bureaucracy”这个英语单词译成了中文的“官僚主义”的缘故,赶上“官僚主义”还正好就是官僚所特有的习气之一,于是这种高高在上,闭门造车,不懂装懂,瞎指挥等等这些官僚主义的特征反过来成了官僚的特征,弄的现代汉语不得不在谈到“a government official;a bureaucrat”再创造出一个“行政官员”的字来。实际查阅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就可以知道,所谓“官僚”指的就仅仅是“官吏,官员”,是一个完全中性的词汇。
而日本的《广辞苑》中对“官僚”的解释是这样的:“①官吏的同僚;②官吏;③行政的执行者,特别是指对政策决定过程有影响力的一群高级公务员。”
同样对比一下中日两国对“官僚主义”的解释也是很有意思的。
《辞海》中对“官僚主义”是这样解释的:“国家工作人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知发号施令的坏作风。表现为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独断专行,压制民主,以至于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等等;还包括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层次繁多,互相扯皮人浮于事,虚职过多,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
而《广辞苑》则是这样解释的:“伴随着官僚政治的一种倾向,态度和风气,其特征是专制,秘密,繁琐,形式和划一。不仅是官厅有这种倾向,政党,会社,工会等大规模组织都有这种现象。”
可见《广辞苑》的解释比较中立,解释清楚了所谓“官僚主义”的来源,所以更为合理。
在中国有一段时间曾经完全把“官僚”和“官僚主义”混为一谈,在文革中这种倾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从1966年到1969年那段最混乱的时代,大部分行政官员被打倒,甚至一部分行政官员在肉体上被消灭以实现建立一种理想社会的愿望。当然这是注定了无法成功的,到最后也只好把那些已经被打倒了的“走资派”,也就是行政官员们解放出来,请他们重新出山以整理已经被弄得千疮百孔的国家。
社会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代国家是极为复杂的综合体,维持着这个综合体运转的就是那些官僚们,离开了官僚,管理国家就无从谈起。
而之所以有日本人把官僚分类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是因为官僚在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比任何国家都更加有影响力,以至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谈到日本的成功经验时直接就归功到了“日本有一支最优秀的高级公务员队伍”。
这些日本高级公务员,也就是官僚们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是怎样被选拔出来的?他们的特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二.从武士到官僚
日本人有个不管干什么都会将其进行专门化或者精英化的特性,无论干哪行到了日本都会有一个“资格”问题。比如互联网刚普及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使用ISDN上网的阶段,那时的日本甚至有一个专门为用户安装ISDN调制解调器的资格。在连简单地安装一个调制解调器都需要专门资格的国家,在“做官”或者“从事行政管理”这样一个范围极广而且其中不少专业确实需要很专门的知识的时候,资格当然就更加重要了。
何谓资格?资格又是从何来呢?
在现代社会里,资格是指为法律或是社会常识所公认的从事某项工作或者活动所需要的技能或能力,这种资格一般是经过某种公开的竞争考试(merit system)而来。实际上在现代之前的社会里也有同样的资格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采用的最简单,同时也是最广泛的方法就是——世袭。全世界都用过这种方法并且还在继续使用中,特别是在一些手艺领域中,“子承父业”是当然的归结,俗话中所谓“木匠的儿子会使斧”就是对这种世袭制资格最形象的描述和认可。而日本的世袭范围则比别的任何国家都要广得多,不但打铁抓鱼这些行当是世袭,就连茶道花道,写毛笔字演歌舞伎这些明显需要艺术天才的行当在日本都是世袭的。
当然在古时候的日本,行政官员也应该是世袭的,而且确实日本古代行政官员就是世袭的。
中国虽然有长达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但是行政官员却没有“世袭”一说。中国人认为行政官员需要具备某种资格,因此中国在世界上最早采用了公开的竞争考试(merit system)也就是科举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并且现在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世袭官员现象,但那并不是合法的存在,那只是一种腐败而已,从不被任何统治集团所公开认可的。所以当中国人听说行政官员也能世袭时可能会觉得意外,但古代日本的行政官员确实是世袭的,那些世袭的行政官员就是所谓“武士”。
日语中的“武士”这个字很容易给人一种“武官”,“武将”,“军人”,或者是西洋文化中的“骑士”那样的印象,实际上古代日本的“武士”要比这些角色都要复杂。
武士在日本是一种世袭的社会地位。虽然武士们能跨着刀满街走,但他们并不完全是真正的职业军人。虽然武士们有时候也为领主们去打仗,但武士们的职业并不是从事战争。实际上在更多的时候,武士是一群帮助领主管理庄园和财产的官吏,日语中表示武士的另一个汉字是“侍”(サムライ、samurai),这才表达了武士和领主的真正关系——侍服。所以日本武士并不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打手,而一般都会打几下算盘,背得几首汉诗,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家学渊源,所以在明治维新刚开始时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出身于武士家庭的不少,那不是考试时有人开后门,而是因为当时包括陆军士官学校在内的大部分学校的入学考试考的就是四书五经,那玩意武士家的孩子背得滚瓜烂熟。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就是那种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绝大多数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所谓“行政管理”也就是收一下租税,处理一下邻里纠纷,夫妻吵架,处罚偶尔抓着的小偷强盗,和老时候中国那些在县衙门里面的知县老爷所干的那些事一样,凡正常人没有不能干的。据说李鸿章曾经说过一句“官是最好当的,如果有人连官都不会当,这人也就笨到家了”的话,估计这句话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说“当官”就是“行政管理”的话,那时候比现在可要容易多了。
不管是叫“当官”还是叫“行政管理”,主体都是人,没有人来当官,行政管理就玩不转。但刚开始的明治政权就是没有人。因为那么多年来所谓天皇也就是有个“天皇”的名义而已,没什么真的需要他去过问的东西,其实要较真的话,就连幕府政权自己所管的也就是江户,现在的东京而已。其他地方的行政都是各个藩自己在管,和幕府政权没什么关系,当然也就更没天皇的什么事了。可现在说起来是天皇亲政了,要管事了,这就要有办事的人,如果没有就得去找。
一开始,明治政府的找人方法也很简单:直接向各个藩去要。这样明治政府的第一批官僚是由“贡士”和“征士”所组成的一批人,所谓贡士,就是各藩自发地进贡来的人,而征士则是明治政府指名去向各藩要来的人。天皇一声号令要人,当然下面的各藩都得给,但是下面的各藩也都打着小算盘,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以后的明治政府会有“废藩置县”这一招,都以为所谓“维新”也就是从幕府换成天皇而已,没什么其他变化,以后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天皇来要人当然得给,但是不能给好人,给完了自己以后就没法过日子了,所以最后各藩给明治政府的几乎全是些所谓“豪杰之士”。
要是对“豪杰”这个字认真追查一下的话就知道那不完全是正面名词,这个字来自《水浒传》,指的也就是梁山泊上的那些好汉豪杰,翻成现代语的话就是“无事生非的刺儿头”,成天除了喝酒吃肉之外就是梦想喝酒吃肉,再不然就是打架,或是装作会打架的样子惹事生非,实际上没有什么正经本事,特别是在和平年代赖以谋生的本事根本就没有。各藩对这帮豪杰本来就烦透了,放在身边还要给他一口饭吃。现在好了,天皇要人,正好全塞给天皇去养。
结果明治政府收集来的这些贡士征士中不要说不懂怎么搞近代化工业,就连会打算盘的都没有几个。好在明治政府一开始也来不及搞什么近代化,主要就是朝令夕改地乱发告示,据说所谓行政管理工作的一半以上是抄写各种告示,当时又没有复印机,只好再次起用在江户的各种学校里受过很好汉文教育的那些旧幕臣们来当人力复印机,实际上没有用上那些豪杰们。

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 限制行政权力

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 限制行政权力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9月02日 13:04  财经杂志

  中国欲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最近三年来,这是《财经》杂志第三次刊发经济学家呼吁“重启改革议程”的文章。
  呼吁之声不绝于耳,表明改革遇到阻力,前行乏力。
  眼下经济失速,诸多政策工具腾挪空间有限,这与国内外总需求的下滑有关,也表明此前行之经年的增长模式确实已至穷途。
  尽快启动新一轮改革,释放新一波制度红利,为经济增长觅求新的动能,已刻不容缓。寻觅动能之余,亦须破除前行阻力,方能双向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运行之势。
  国内外的情势均表明,只有挥别狭义的经济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确保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要言之,欲解经济体制改革之困,功夫更多已在诗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非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呼应而不能竟其功,其中涉及的利益重组与上下互动,只有凭恃民主、法治才能框住而不致失序。
  回望过往的数十年,东亚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以主动之布局和坚定之决心,完成了民主、法治层面的艰难转身。中国的转型之路,已到新的十字路口,历史性决断时不我待。本刊将持续关注此一话题,俾以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前行力量,重启改革议程。
  ——编者
  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虽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分量也变得举足轻重,但在国内也面临重重问题与挑战: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破坏严重,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别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经济能不能平稳增长,社会能不能和平转型,都已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特别是在多方面的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现在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
  “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吴敬琏先生近日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显然,如果不能建立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但经济不可能平稳发展,而且难以摆脱民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一些激进主张开始萌动,如果某些枭雄式的人物利用这种情势,用“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极端“革命”的口号误导大众,就可能发生“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顾准语),危及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吴敬琏呼吁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全面推进中国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实行宪政。
  “最近30年,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了历史性进步,但是改革仍未过大关,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吴敬琏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作者:《财经》记者 马国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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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一個比一個明白,實事一個比一個不干!

伯南克一回合就能KO梁振英


楼市炽热,市场一直关心梁十招有没用,但其实另一项因素更重要更关键,就是联储局主席伯南克上周五在Jackson Hole央行行长年会上的发言。美国息口还要低企多久,是否尚有量宽计划,在在影响楼市泡沫的演变,伯老一有动作,梁振英再多虚招也无济于事。 
伯南克在演说中,表明须认真看待美国疲弱的就业市场,市场解读为为出招作准备,9月13日的储局会议,料会公布新的量化宽松计划,又或宣布延长低息环境,至2014年底打后。 

倘开零息期票 楼市勒不住
他又引述研究,指之前的两次QE及沽短债买长债行动,有效将国债息率拉低0.8至1.2厘,合共为今年经济带来三个百分点的刺激,并创造了逾200万份私人职位。 
话虽如此,但美国经济仍然脚步浮浮,最近的数据依然苦乐参半,楼市较佳,但制造业活动放缓,而失业率仍高企在8.3%,第二季经济亦是低速运行的1.7%增长。可是,储局自2009年印钞以来,已向市场注入了2.3万亿美元。 
即使量宽是叫好叫座的电影,但拍到第四五集,也会有开到荼蘼的感觉,票房只会一浪低于一浪。高盛的首席经济师Jan Hatzius预计,再公布一个5000亿美元买债计划,也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0.2%,及拉低失业率0.1个百分点。 
对非常规手法也有抗药性,便惟有创意思考,推出更加神奇更估佢唔到的招数。好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Michael Woodford建议,不如储局打开口牌,公开承诺可以忍受更高通胀,即使经济已开始复苏,也不会加息,直至计入通胀的名义GDP走势恢复至海啸前年代。这等于开一张没有期限的零息期票,如果伯南克够胆去尽,恐怕梁振英再出十招,都勒不住楼市。

副作用手尾长 储局反受害
伯南克晒冷之前,也要想想要否过共和党这一关,在11月大选前夕,任何大胆措施均会被视为帮奥巴马助选,绝对会招惹共和党的大分贝谩骂,若果罗姆尼上场,更可能秋后算账,叮走换人。 
即使余下17个月任期的伯南克,愿意放手一博,也不能不顾及措施的副作用会否更丑恶,又或撤出时手尾更长。 
就算是量宽,撤退时也充满不确定性,好像早前便有市场人士提出,储局会是自己加息行动的受害者,手上的2.6万亿美元资产实时贬值,这可能会限制储局出售资产抽回市场资金的能力,真个变成覆水难收。 
其实大家都明白,凡事太尽,缘份势必早尽,但放眼欧洲及中国都自身难保,加上年底税务宽免到期可能出现的财政悬崖冲击,伯南克要保住复苏的微弱火苗,明知可能徒劳无功都要有备无患。正如电影《那些年》中女主角沈佳宜常说的:「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

2012年9月1日星期六

政见 | 在华外企下一步:到农村去?

□“政见”观察员 陈磊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已有30余年的历史,它们活跃在许多行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外企在中国的投资和市场推广都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很少关注中小城市和农村市场。针对这一问题,最新一期出版的日本《商业与经济观察》(Business & Economic Review)杂志发表了日本综合研究所创发战略中心特约研究员菅野文美的文章,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新一轮发展支招。

文章介绍所说,近年来,在沿海市场近乎饱和的情况下,中国内陆地区的市场正在飞度发展,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将内陆地区作为中国市场的新战略的中心。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内陆地区市场的繁荣仅限于部分城市地区,农村地区购买力低下是不可忽略的事实。但这并不能成为外企忽视农村市场的理由,在“三农”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的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惠农措施,农村地区的收入普遍增加,在此大背景下,农村市场的潜力值得外资企业重视。

作为日本学者,菅野文美在文中专门分析了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活动。文章介绍说,迄今为止,虽然已有超过1万家的日本企业在中国开展经济活动,但很少有向中国农村市场进军的案例。其原因主要包括:

第一,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物流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备,企业开展经济活动的难度大、成本高;

第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的消费力度较低,企业要扩展农村市场,必须牺牲产品的部分功能使得产品价格降低,这对重视产品质量的日本企业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第三,农村地区的商业规则与经营环境还不够成熟,为了能够在农村地区取得发展,必须和当地建立良好的关系,投入额外的营销成本;

第四,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某些原因,许多农村居民对日本人和日本企业缺乏信任感,甚至仇视日本,阻碍了日企对于农村市场的开拓;

最后,由于中国近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大城市转移,在流失了部分潜在的消费群体的同时,也使得想在当地开展业务的企业面临也缺乏劳动力的窘境。

作者接着分析说,日本企业要目前社会化商业在中国还不是很成熟,将农民融入产业链的商业案例也还很少,但有一些例子值得借鉴。比如,达能等公司在和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的基础上,着重于对农民的培养和市场的推广,将农民纳入到产业体系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对于在中国进行社会化商业,作者也给出了建议:首先是通过在当地的商业活动,为地方政府在完成经济目标,增加就业税收等方面做出贡献,取得当地政府的信赖;其次,企业的工作人员个人要和农村居民多交往,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取得他们潜在的理解和信赖,为企业的营销营造良好环境;再次,企业要积极进行本地化,多招募本土人才,这会使企业的发展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注重和当地经验丰富的民间组织和民间企业开展交流,吸取他们在当地的经验,为企业做参考。

作者最后总结说,对于日本企业等外资企业而言,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开拓农村市场,企业必须对原有的资源分配做出调整,重新规划公司战略。在了解农村地区旧有的商业模式的基础上,同时应致力于商业模式创新、人才培养,并形成长期规划。中国的农村作为规模庞大的潜在市场,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开发进入到一定阶段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农村市场进军,企业提早布局将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伝統社会が残る農村部の攻略に有効なソーシャルビジネスの手法とは
【原文链接】http://diamond.jp/articles/-/1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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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比臘肉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還離譜啊~

典型的“何不食肉糜?”的高高在上之言!知不知道兲朝農村的真實情況啊?!以為都是南街村么?!

古代中国的个人尊严和自由

(宋石男 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专栏)

自春秋至近代中国,尊严一词多与权力有关。但在现代,尊严一词更多是与权利有关,简言之,尊严就是独立个体的权利被尊重。基于以下几种因素,古代中国人很难保障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尊严:等级秩序、个人本位缺失、权利意识匮乏、礼法与宗法约束、私有产权不受保护、公私领域没有界分。

【儒家思想与等级秩序】

当说,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等概念与尊严有交集,儒家崇尚道德,讲究修身,提倡节气,从中也能部分导向人的自由或尊严,但儒家思想决不能导出现代意义的尊严概念。
首先,儒家并非面对普罗大众的学说,尤其宋代理学,只是面对士大夫精英阶层。直到明中叶以降,王阳明心学行世,才有了变化,更加开放,商人、樵夫、工匠也可学理学。但究其根本,儒学关照的仍是信仰儒学的知识分子以及运用儒学的帝王。所谓儒家的民本观念,常被视作与现代人权理念合拍,其实多不过是“政本论”而已。譬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屡被津津乐道,然则还得注意其后的那句话——“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实际上,孟子这段话无非“执政为民”一类的套话在古代的初版,要旨只是论证政权得失之决定条件,警示政权转移之轨道,而非真正的权利学说。
其次,经由儒家学说而获得的自由或尊严,多是精神范围的,难涉制度保障或物质层面,因此仍是残缺或无根的。
最后,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所谓名教,无非“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谭嗣同语),其实质是“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陈独秀语)。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张从朝廷到家庭无所不包的专制主义的网罗之中。(李慎之语)
在这样一个等级秩序森严的网络中,你只要是臣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天子,只要是儿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父亲,只要是妻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丈夫,只要是弟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老师,又怎么谈得上自由意志和个体尊严?

【个人本位缺失】

古代中国缺乏与他人分立对抗的个体人概念,每个人的特性都由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来定义,换言之,人人都活在集团中——血缘集团是家族,地缘集团是同乡,政治集团是同科、同座主或同党同社,少有独立个体的生存空间。如余英时所言,传统文化里并非没有自我、自由的概念,但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中国却在群体和个体的关系之上考虑自由。
个人本位缺失,还有深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经济方面,个人从属家庭、宗族,在血缘集团中主要是依赖或扶助关系,而非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政治方面,古代中国从未有独立的公民身份,个体地位取决于三纲五常。文化方面,浸淫儒家和谐观念的社会,缺少与公权抗争的文化资源,个体更多是内省而非外扩,因此不能“拥有建立完整人格的期望”(马克思·韦伯语)。

【权利观念匮乏】

个人本位缺失,已经是个人权利的先天致命伤,何况古代中国又极乏权利观念。夏勇说,中国人的天理就是中国式人权观念,政府的责任就是人民的权利。西方的人权概念是政府不应侵犯人民的权利,中国则主张政府应为人民做些什么。西方人权是法律语言,中国的人权则基本是道德语言。道德语言产生不了权利,只能有义务的观念。因此,在古代中国,民众只有交纳赋税、服役之义务,而无参政议政之权利(这与西方近代形成的“无代议士不纳赋税”形成鲜明对比),更别说拥有马歇尔归纳的三大个人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
当说,中国传统政治中也有好的一面,如讲仁,讲义,尊重生命,尊重生存权等,但都是从责任和义务的层面讲,而非倡导百姓去争取权利。制约统治者的手段,主要又不是法律及分权制衡,而依托于儒家伦理和道德期待。伦理和道德不是没有约束力,但相当有限,而对“圣主”的期待,更是几千年中国政治的致命伤,无异于先将百姓的头颅放在铡刀之下,再期待来执行的刽子手忽然变成活菩萨。

【礼法、宗法之二元约束】

日人浅井虎夫指出,中国古代法律有二元性,那就是国家制订法外,还存在家族法,也即所谓宗法。
古代中国制订法律,讲究“出礼入刑”。礼与刑结合,大约在西汉,董仲舒等将说经与解律结合,建立所谓“春秋决狱”的传统,实质即礼刑结合。按瞿同祖的研究,中国法律之儒化是渐进的,萌芽于汉而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经隋唐后便成为法律正统。
礼的主要内容是确立尊卑贵贱秩序,本质上与法治的平等精神相悖。在礼法之下,道德和法律往往互相混淆,且常以法律的制裁,代替道德的制裁,浅井虎夫认为有两大弊害由此而生:“一以失法律公平之要义,遂至有不能适用之处,而完全丧失法律之效力;一以畏避外部之强制力,而其中心之服从苟免而无耻,遂至并道德而灭绝矣”。
申言之,礼法之弊主要有二:一是国家利益至上,而漠视个人利益。法只制裁异端,而非保护权利。中国古代法律始终以刑法为主,绝少见民法踪影,因此本是民事纠纷,也只能用刑事手段、道德观念来制裁或调节。自先秦李悝《法经》到清代《大清律例》,一直如此。西方早期也是诸法合体,但从罗马十二铜表法开始,就确立了法典中民法的主导地位,而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则已基本摆脱以刑法手段来调整民事关系。二是“保护不平等”,诸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友,地位都是不平等的,而礼法却要保护且强化这些不平等。事实上,家族和阶级正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家族以内,父权、夫权决定了尊者惩戒卑者的权力。社会上也是等级有序,不仅生活方式因社会身份不同而有差异,法律待遇也不同。譬如清代贱民,不但未有科举机会,甚至不能与良民通婚。
至于宗法,则是血缘集团内部道德规范、精神信条的法律化,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家族内部的礼法。一方面,族长借宗法对族人享有系统控制权,另一方面,宗法制度又为国家提供有效的基层服务,在皇权所不及的乡里,个人主要由宗法来控制。宗法对个人也能派生一些好处,譬如义学、义田等,可供家族内部的寒士得到教育机会或最低生活保障。但这只是血缘集团内部的荫庇,并非建立在全社会平等公民的政治权利及道德共识之上,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简言之,在礼法与宗法的双重约束之下,个人尊严如同绞肉机中的肉块,如果没被搅碎,那只是幸运而非必然。

【无产权则无人权】

在古代中国,私有产权难以确立及保护,人权至为重要的一角因此塌陷。
上古三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私有产权概念。战国以后土地渐渐私有,民土出现,但缺乏产权保障,常被侵占。譬如汉代王莽的王田制度,元代的夺田,宋代公田,明代皇庄,清初圈地,都充斥着对民土的侵犯。此外,政府长期向民间富户强征钱财,始于汉武,继承者代不乏人,尤其清代的“报效”、“捐输”,非常惊人。
与不尊重私有产权配套的,则是抑商观念及政策。据傅筑夫研究,发挥作用的主是三项制度:禁榷、土贡、官工业。禁榷把最有发展可能的行业从私人手中夺过,改为官营,商品经济自由发展道路由是堵塞。土贡则越过商业程序,把本为商品的物资,直接向民间索取,实质是把商品经济中很大的一部分直接取消。官工业制度与土贡相辅而行,将不愿从市场购买,土贡又不能满足的部分商品,改为官家通过盘剥民间劳动力的方式自行制造,从而又取消了商品经济中很大一部分活动。此外,杨联陞等人还指出强征强借、贱买(如唐德宗的宫市,宋元明的“和买”、清代的“采买”或“采办”等)、课重税捐等手段,其本质都是政府用行政手段与民争利,而无视私有产权。
不但私有产权不得尊重,与私有产权关联最大的群体——商人的尊严还特别没有保障。尽管早在西汉,司马迁就在《货殖列传》中表达了对商人的尊重及对经济独立以保障权利的向往,但直到明清以前,商人仍是四民之末,各种歧视性法令也层出不穷。如汉代规定商贾不得衣丝、乘马、为官,唐代禁止商人与工匠骑马,还得率先服兵役,且其子弟不得应试与出仕。直到明代,还有“商贾止用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等规定,不过未被严格遵行。
人的自由及尊严的一个极重要前提就是经济独立,而经济独立的最重要前提则是产权保护。但这一切,在古代中国却被忽视了数千年。

【公私领域无界分】

在古代中国,只有臣民、草民、子民的概念,而乏公民的概念。草民是命贱如草,臣民是匍匐在地,子民则直接当孙子,就是没有独立而且直立的公民。
缺乏公民概念,除了导致缺乏相应的公民权利外,也导致公私领域无分野。然而,个人尊严很大程度上恰建立于此种分野之上——私人领域中是个人最核心的自由与权利,不能被公权倾轧变形;公共领域则是公权与私人之间的缓冲带,私人借公共领域以聚合,进而与公权分庭抗礼。
在古代中国,私人领域始终为所谓“公”倾轧,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缺乏相对独立性,尤其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独立性。统治者借助“公”垄断政治资源及道德资源,形成所谓“代表型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语)。儒家之外,诸子学说也未给私人领域以充分的尊重与保护,法家以国家公利来淹没私人领域,把个人当作帝国机器运转的螺丝钉;墨家的兼爱更像宗教关怀而缺乏制度设计;道家的超越缺乏公共价值的追求,其小国寡民的理念也与构建公共领域的理念格格不入。
于是,涉及公私范畴的中国传统就形成了三种内在悖论:首先,统治者在价值观上高倡“公”,然此“公”只是帝王私人拥有的“公”,民众与之并无休戚与共的关系,更无参与或监督之权力。其次,由于“公”对私人领域的侵略性,民众对“公”常充满恐惧与不信任,积极的揭竿而起,消极的终老泉下。最后,“公”与“私”貌似截然对立实则频繁转换。私人一旦手握“公”权,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牟取私利。
古代中国的公私状况,大约可以“大公无私”概括。但这“大公”未必公,往往只是维稳的一种政治话语;“无私”也未必纯粹,往往只是私人对个体权利的放弃。

【结语】

自秦汉至近代的数千年内,类似西方16世纪以降的思想、政治、经济和社会四大革命,在中国一个都没出现。民众常为国家共同体的强大阴影笼罩,也为儒家思想及其渗透的礼法、宗法制度的约束,没有个人的自立、政治权利的平等、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很难保有个人尊严。古代中国人的尊严缺乏,主要还是权利的缺乏,如西哲云“一切贫困都是权利的贫困”。要让中国人有尊严地活着,也许还需要不短的时间。

消费税增税法案成立的意义及理由

经民主、自民和公明三党共同修改之后,“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相关法案于6月26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项法案是由野田佳彦内阁在3月向国会提交的。自6月上旬起,民主党与自民、公明两党共同协商了法案修改问题,并于6月15日就修改法案达成了一致。然而,在26日举行的众议院表决中,72名民主党议员群起造反,有人投反对票,有人缺席。民主党内部分裂,以前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为首的38名众议员及12名参议员于7月2日退出了民主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7月11日参与组建了名为“国民生活第一”的新党。

打破“扭曲国会”下的决策停滞局面

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分阶段提高消费税税率,即在2014年4月将消费税率由现行的5%提高到8%,在2015年10月再提高到10%。此外,还包含将计时工纳入厚生养老金(※1)对象范围(与强制性加入并单纯领取国民养老金相比,厚生养老金是加在国民养老金之上,需要额外负担,但能取得更多的养老金。按照现行法律,以公司工作人员为对象才能加入厚生养老金——译注)等针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方案。同时,三党还成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民会议”,在
进一步探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事宜上达成了共识。

在2012年度的90.3万亿日元预算中,有近一半资金来源于赤字国债,金额高达44.2万亿日元,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财政状况正处在危急关头,只有期待通过增税来改善这种情况。

众议院表决通过该法案具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表明民主党政权在增税这项不受欢迎的政策上做出了举动。第二,意味着执政党与在野党在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策改革问题上实现了意志统一。2007年7月以后绝大部分时间内,日本执政党在参议院中的议席始终未能超过半数,国会一直处在“扭曲”状态中,所以政治决策始终停滞不前。本次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表明了即便在“扭曲国会”体制下,仍然存在打破政治决策停滞局面的余地。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仅对民主党政权推进消费增税的原因以及执政党与在野党达成一致的理由进行集中论述,而关于民主党的分裂问题,笔者将留待其他机会再做分析。

自来奉行消费增税路线的民主党

民主党自来对消费增税持积极态度。在2004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就极力主张新增3%的消费税用于补充养老金。新增用于补充养老金的消费税也是该党在2005年大选中做出的一项承诺。

然而,自2006年4月小泽一郎出任民主党党首以后,民主党对消费税增税变得消极了。小泽调整了民主党的政策,于2006年12月提出了“政权政策基本方针(政策大宪章)”作为民主党的基本政策。当时,考虑到不利于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小泽收回了新增用于补充养老金的消费税增税诺言。2009年5月,小泽虽涉嫌不当获取政治资金问题宣布辞职,但民主党的方针没有发生改变。后任党首鸠山由纪夫在2009年竞选纲领中未提及消费税增税,并断言“未来4年内没有必要增税”。

然而,2010年6月就任首相的菅直人彻底颠覆了这一方针。菅首相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时,提出了将消费税提高至10%左右的想法。之后,菅首相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确保财政资金来源作为一项课题,从10月起展开了关于“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的讨论。此外,他在2011年6月又提出了“2015年前将消费税率提高至10%”的方针。

菅直人在出任首相之前曾是财务大臣。这段时期,希腊财政危机不断恶化,加重了他对日本财政赤字所抱有的危机感。他甚至曾向鸠山首相建议增加消费税。因此,菅直人在就任首相后,马上转变了方向,力图提高消费税。对增税持消极态度的鸠山已不在代表之位。另一个实权派小泽也因政治资金问题遭到强制起诉,政治影响力受到了削弱。

野田首相曾是菅直人内阁的财务大臣,在2011年8月的民主党党首选举中打出了消费税增税这一参选口号,最终赢得了胜利。野田在9月就任首相后便开始推进一体化改革相关法案的制定工作,并于今年3月向国会提交了法案。

执政党与在野党组成联合战线对抗“大阪维新会”?

促成此次执政党与在野党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自民党决定了要向民主党做出妥协。这包括三个原因。

第一,如果对增税表示反对,这种态度与自民党长期以来的主张之间的整合性将受到质疑。2010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在选举承诺中提出了要将消费税率提高至10%。它们的方针是,在下届大选中也要提出将税率提高至10%。

第二,期待民主党内部因增税问题而出现分裂。

第三个原因无疑是大阪市长桥下彻领导的“大阪维新会”的崛起。桥下市长提出“可以做出决断的民主主义”,鲜明地反映出他意欲领导“维新会”进军国家政治舞台的姿态。桥下市长一直批判的问题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在“扭曲国会”的局面下发生对立,导致了重要的政治决策停滞不前。

“维新会”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据每日新闻社在6月2日、3日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近畿地区,作为下届大选比例代表的投票对象,选择“维新会”的回答者竟然达到了41%。其在全国的平均支持率也达到了28%,大大高于民主党的14%和自民党的16%。

如果自民党阻挠法案获得通过,就会给国民造成一种更加强烈的印象——现在是“无法做出决断的民主主义”,“维新会”则有可能愈发得势。该党的谷垣祯一总裁一直要求野田首相提前解散众议院。如果阻挠法案通过,野田首相或许就不得不解散众议院了。然而,即使解散了众议院,也无法保证自民党在斗争中获得优势。谷垣总裁及该党中参加了执政党与在野党协商工作的伊吹文明两人的选区都是近畿地区的京都,应该不会没有意识到这种现状。

上述因素相互叠加,最终促使“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相关法案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
(2012年7月20日 撰写,8月1日为翻译用版本追加了部分内容)

(※1)^ 厚生年金是日本的一种保险,类似于中国的养老保险。根据《国民年金法》的规定,凡是20岁以上60岁以下、在日本拥有居住权的所有居民都必须加入国民年金。个体经营者、无业人员等每月需按定额交付,而企业职工加入的则是包含国民年金在内的厚生年金,保险费按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由职工和雇主各负担一半。

湾区房地产界的传奇 — Mary Gullixson

湾区房地产界的传奇 — Mary Gullixson
作者﹕

Mary Gullixson
【大纪元2012年08月23日讯】Mary Gullixson 为人低调从简、专业素质高、做事精益求精,不仅成为硅谷最具影响力的房地产经纪人之一,还跻身于世界顶尖豪宅销售专家的行列。
普罗旺斯的一座宅院,其精致的石灰岩墙壁爬满了藤蔓,墙角雕饰着工整对称的黄杨木花纹,两扇优雅的铁门缝隙未合。轻触电钮,随着铁门缓缓敞开,一条鹅卵石小径展现在眼前,直通一栋乡间别墅,设计精美绝伦,与周围的景致吻合得恰到好处。成排紫衫木下是炫目的白玫瑰,沐浴在午后的阳光,显得格外耀眼,与淡黄色的茉莉相间,清香阵阵,令人陶醉。
在这一处美丽的风景中间,一辆豪华轿车停住了,Mary Gullixson女士缓缓走出来笑吟吟地招呼道﹕“很高兴你们来了!”。随后,她带我们参观了这座庭院,并向我们讲述其设计理念,她的笑声极富感染力,散发着活力与热情,令人感到放松。同时,她对每一处细节的专业解读也体现出了她在雕刻方面的深厚造诣。
创造房产销售奇迹
Gullixson回忆起第一笔交易。那是在1987年,她以超过一百万美元的高价卖出了三处房产中的两处,那是Atherton地区首次售价超过一百万美元的房价。之后,在Park Lane地产对外开放期间,Gullixson又遇到了另一位买主,不久后就以超过一百万的价格买下另一座房子,再次的创造了房产销售记录。从那之后Gullixson共代表那户特别的人家完成了11比交易,一跃荣登华尔街日报,成为全国顶尖经纪人之一。
然而房地产并不是Gullixson最初的职业。她在宾夕法尼亚的 Beaver Falls 小镇长大,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的药剂学专业。Gullixson说,那时许多做护士的朋友都鼓励我离开宾州到加州来。于是我就来了。
当她搬到湾区,就在斯坦福医院做药剂师。记得当时我的一位顾客鼓励我考房地产证书,那时Gullixson家中的儿子还小,想找一份有弹性的工作,于是决定考房地产证书。
Mary先后加入了Coldwell Banker、Seville Properties、以及Alain Pinel等公司。
Gullixson的事业在1991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代表买家首次认购了Heller Estate,也就是今天的Faxon Forest。那时,1英亩的面积售价在120万到140万美元之间,但是由于原先的地理位置优越,房产以175万美元的高价转手。90年代末,当网络公司兴起,这正是Atherton开始呈上升趋势的时候。2000年,Gullixso在Atherton的一处地产以高于原价66%的价格出售。同年,又以高于28%的价格转卖了另一处房产,这最终使得该房产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以原价的113%出售。
2005年,Mary的儿子Brent在旧金山金融业的工作,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了她。两人搭档的非常好,已经卖出了超过25亿美元的住宅房地产。仅去年他们就销售了2亿5千万美元。

Mary的儿子Brent

成功要素﹕人际关系、耐心和坚持
Mary把她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客户、经理Mary Gebhardt、以及她的两个持证的助理。同时,她也把成功归功于那些和她一起共事的产权保险、验房、建筑、工程和金融业的“值得信赖、能力过人”的专家们。她表示,房地产事业全是和人打交道的。尽管我工作很努力,但我的成功离不开这些非凡的客户。许多人私下是朋友,我为他们取得了不少交易。我行事谨慎,顾客也很谨慎,他们知道我值得信赖。我尽全力为他们争取利益,他们也会给我推荐新客户。
然而事业的成功还不仅仅是由于良好的人际关系。Mary还恪守那些她称之为“交易的艺术”的原则。“一次不同时进行两笔交易”她说,很多销售都是秘密进行,有的非常复杂。它们往往需要耐心和坚持。但是我热爱谈判环节 ——寻找合适的买家或合适的房产的能力让这份工作充满乐趣。
这些“合适的房产”包括许多备受瞩目的房子,包括Larry Ellison的 Atherton 房产和the Heller 房产。也许最值得回忆的还是由Haas家族(Levi Strauss)的后代持有的价值数亿美元的Pine Brook 房产。12英亩的庄园里有1万1千平方英尺的Tudor(都择式)的主房,6千5百平方英尺的客房,一个看门人的小屋,乒乓球馆和一个游泳池。Mary说,这是一笔5,000万美元的交易。这笔交易一度成为美国各大报纸的头条。
销售房产 让我精力充沛
虽然Mary很享受这份工作,她也享受闲暇时光。没有顾客的时候,她就和两个孙儿一起,或是外出到Menlo Park的Jeffrey(最喜欢的餐厅)就餐。她还喜欢旅游,并说没有比和家人朋友待在夏威夷更好的了。
问及下一步打算,Mary计划继续和儿子Brent销售房产。“每天的兴奋感让我精力充沛。你永远也想不到谁会打来电话,或你会在招待会上遇见谁。虽然不是Hollywood 或Beverly Hills,但是我很高兴与这么多科技巨头打交道,包括硅谷的创建者、CEO和风险资本家等。销售房产是我真正挚爱的事业,热爱我的工作。我为什么还想要离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