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出来~

呃。。。久违了，我滴blogger呀！

在这么个朝秦暮楚滴墙国里，神马时候又不能直接上了，分分钟滴事儿！安全感与自由、权利都是浮云~

为了纪念，特发此文吧~

哇咔咔滴~！阿喵偶又重回Blogger啦，翻翻成功！小庆一下咯~~~~

话说，前些天就在捉摸“新型大国关系”是个神马东东？

首先，N周前就赶脚老刁本次要亲自出马袅。。。理由是：要“苦”几年了（据说是刁本人语）说明经济情况真心不乐观袅！本次不是闹着玩，也不是谦了个虚神马的，看看眼巴前的严峻现实吧：国际贸易上---用金融危机切断欧洲以及其他地区对天朝廉价品的购买需求；国际政治上---重返药粥并建立“东亚包围圈”的步步紧逼；国际金融上---逼迫升值然后热钱滚滚一浪接一浪滴淘走软妹笔的含金量（购买力）；国际投资领域---纷纷转走工厂/加工厂，同时撤资和裁员。。。

这几管齐下，大天朝真心顶不住袅，更何况上千亿的外储被牢牢滴套死在美债上，安倍再雪上加霜滴断了软妹币的投资后路。。。这两天，米/日俩东东又开始了非洲大陆的投资争夺战。。。唉，老刁不容易混啦~

在这咩严峻的逼迫下，想站着把钱挣了，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那是跪啊还是跪啊？现在看这个新型关系，咱就知道啦！

老刁还是学了老射击师的“韬光养晦”、以期突围~

那么新型的新旧体现在---“内整”上了，承诺的期限不会超过第一任期，当然希望能宽限到第二任期。。。

本次非正式的最大优势就是---非公开！可以跪一人不可跪天下。。。哈哈哈哈！

气死喵！

好不容易爬上来了，这得拜不走邪路，也不走老路的新君之福呢？还是托了一贯光荣伟大的XXX的斗腐呢？一句话---狗屎！

刚巧看了卢麒元在某网站上的一篇引发盖高楼的帖子《宪政与限政》（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44830.html）真心搂不住郁闷了，翻出来嘚吧几句，公知们就这水品啊，就这立场啊。。。呵呵呵

文章看上去很“猛”，其实恰恰暴露了作者的封建大一统意识！他心中眼里的都是汉唐的国威疆远，可你有米有看到在其老大帝国的辖下百姓如何呢？

不否认你，和你的明君想要“国泰民安”乃至复兴至世界强国，但是，这是用你的强硬的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能做到的吗？！

时代它就不同了，如果人民都愿意这样，那好，就这样吧；可如果人民要求更自由和平等，在自己付出劳动和努力后要求更幸福和富足，你打算肿么办？是要你的老大帝国而置老百姓们的幸福富裕于“稍后”呢？还是要先顾及老百姓的幸福和富足而缓称王呢？别tm告诉我可以兼而得之，这60多年证明了不能！别说以后就能了，你拿神马来证明呢？明君？明君现在只能10年的有效期，还不说更短的保质期！

所以，归了包堆，还得靠制度！如果你说那60年难道没有制度嘛？那是矫情！还真就等同于没有！你拿神马制约D呢？制约最高权力人呢？就拿你那明君？！你愿意糊弄自己，我还不愿意让你糊弄呢！

所以还得是民选，还得是利益均沾，还得走共和和宪政之路，你甭想再用任何历史也好，现代史也好，忽悠人了！

2013-1-29

ps：给了链接，原文就不附了，可别脏了咱的一亩三分地呢！

经济改革的突破口是土地制度改革 | Brookings Institution

這個說法的根本性錯誤在於：用經濟利益掩人耳目---真正的突破口是解決一黨制，施行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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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的突破口是土地制度改革

         上半年GDP"破八"，使各方对政府接下来的宏观政策方向格外关注。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年中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对当下经济下行的趋势，陶然比较悲观。
      "我认为这种下行的形势还会持续下去，何时见底难以预测，如果不推动改革，中期内则存在硬着陆风险。"陶然对本报记者表示，政府通过短期宏观调控来应对经济下滑仍有一定政策空间，但空间已经不大，而且潜在负面效果不小，必须加速实体部门改革，通过带动经济增长，然后再逐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
        陶然认为，要应对中国经济的风险，就要实施增长和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变，为未来中国5-10年甚至更长时间保持较高经济增长寻求新的突破口。
      "政府现在需要系统性的经济体制改革，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明确改革次序，设计整体性、渐进式改革方案和合理的改革步骤，从关键的部门与行业选择突破，逐步展开。"陶然介绍，就改革次序而言，实体经济领域的改革应该先行于金融改革。
        为此，陶然所思考的改革方案，是从土地制度改革开始，配合财税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推动房地产行业发展和完全城镇化。陶然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公共经济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非常驻资深研究员。
         经济下行是长短期矛盾的集中爆发
        《21世纪》：今年以来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跌破了8％，您怎么看待当下的宏观经济形势？
        陶然：经济下行趋势确实非常明显。一直到今年初，民间借贷利率仍然很高，反映了借贷需求依然很大。但到5月份之后，不少银行发现突然钱贷不出去了。为什么？这是因为很多民营企业家心态出现了明显转折。起初，不少企业还想通过贷款，将苦日子撑过去就好了。但5月后，他们才意识到苦日子可能才刚刚开始，短期贷款救急也不是什么好办法，还不如限产或干脆停产。
        目前，除了垄断行业以外，几乎所有竞争性行业日子都不好过，即便是原来利润较高的房地产行业，由于中央政府的调控也难以维持。这种下行的形势还会继续持续下去，何时见底难以预测。但现在的形势与2008年之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不大一样。
       《21世纪》：具体而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形势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何不同？
        陶然：和三年之前相比，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没有好转，但国内经济形势却更加恶化， 政府调控空间和手段有所缩减，整体形势要更加严峻。
       中国在面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本来是政府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好时机。因为2008年时中国房地产虽然有一些泡沫，但还不是全面泡沫，银行体系还有很多现金，政府财政也很有钱。但是，4万亿财政和10万亿信贷刺激政策， 虽然短期内防止了经济下滑，但不仅没有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相反还加剧了某些问题的严重性。现在的经济下行，是经济体制内部长期矛盾和短期矛盾的集中爆发所致。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风险加大
      《21世纪》：您认为，经济下行不仅仅是短期现象，更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您如何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陶然：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沿袭着类似但又不完全同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子，可以说是传统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放大版和极端版本。相似之处，都是在威权式体制下通过增加投资，压抑消费和劳工来增加出口。
        但中国却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极端版本，投资比例更高， 消费比例更低，其中的一个关键，是中国特有的土地征用和出让体制，它使地方政府可以运用土地政策工具，一方面推动了以大规模低价供给工业用地为基本特点的一波波开发区建设，另一方面，它也让地方政府为获得垄断利润，限量少供商住用地，推高房地产价格。正是因压低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形成了过剩产能，政府就不得不通过压制人民币汇率而向国际市场倾销产能，结果是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人民币超发，过剩流动性压在限量少供的商住用地上，催生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上述发展模式的形成，是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地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制后，地方之间开始了区域间以低价土地、压低劳工和环境成本为主要工具的招商引资竞争；其次，是1998年住房改革后地方政府发现商住用地出让可以赚钱， 但一个地方的商业、住宅业发展需要制造业发展为基础，因此地方政府就更有动力通过压低生产要素价格来推动本地制造业发展，这样增长的成本由社会来承担，但地方反而可以内化制造业对服务业的财政溢出效应。 第三，1994年分税制后中央的财政集权，并没有压制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其根本原因，是虽然地方制造业财政分成的比例下降，但制造业税率却上升了，一般而言，税率上升会抑制经济增长，但税率上升对经济的负面作用被中央压低汇率和地方压低土地、劳工、资本、环境要素价格等措施抵消掉了。
        上述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催生了中国目前的这种"竞次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它给中国过去十多年带来强劲增长。但代价也很大，不仅内外经济失衡，房地产泡沫，而且有很高的社会、环境成本。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并没有对这个模式及时进行重大调整，应对措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固有矛盾。
       《21世纪》：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的对策，具体是如何加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部矛盾？
         陶然：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对策是马上实施大规模财政、货币宽松政策，钱主要借给了两个主体，首先是地方政府，他们负债进一步大规模推进工业开发区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是央企和一些房地产企业，其中部分企业借货币政策宽松时机参与地王炒作，结果不仅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泡沫进一步吹大，三四线城市房地产泡沫也开始全面出现。
应该说， 2009年前后，政府和银行体系都有大量资源在手，但刺激政策后很多贷款现在已经、未来还会进一步形成大量不良贷款，成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调整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此外，过度刺激与宽松政策已消耗了相当部分的财政与金融资源，而近年预算内外财政的超高速增长也给中央乃至地方带来了财政幻觉，政府财政支出迅速增长。政府在如保障性住房建设、医疗体制改革、养老保障、农业与农村发展，扶贫等多个领域持续迅速增加投入。虽然这些投入增加确有一定必要性，但考虑到未来经济下滑可能带来的财政收入迅速下降，以及目前公共财政体制不健全必然带来的支出低效率，财政支出过快增长也透支了中国未来财政政策空间，降低政府应对未来经济风险的能力。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宏观调控虽还有一定空间，但如果不能通过切实的实体部门经济改革为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创造空间，短期的宏观调控将于事无补，甚至还会进一步加大资产泡沫，并最终损害政府、企业、银行、个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最终引发经济和金融危机。
        改革的时机与顺序

       《21世纪》：现在大家都在讲改革，问题在于从哪里开始改，如何设置改革的次序？
        陶然：改革当然需要系统性方案，但系统性改革方案不是面面俱到，特别要讲究改革的次序，找到好的改革突破口，让上一个改革有利于下一个改革的进行。否则，处理不当，反而可能导致更糟糕的结果。比如，良好的金融体制当然有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但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我觉得时机未必合适，或者说至少不能金融改革单边突进。
        我一直强调实体经济改革要先行，或者至少同步进行，就是这个道理：必须要通过实体部门改革， 给社会中的过剩资金流向高回报部门并促进增长的机会。待经济增长出现，金融系统因增长逐步稳固后，那时全面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才更有意义。否则，不放开那些受到管制的高回报部门，在传统竞争性行业全面出现严重过剩产能的情况下，即使进行金融改革也不可能带来有效增长。而单方面推动金融改革反而会有害。
        《21世纪》：在实体经济领域改革，有观点认为，能源资源价格改革，目前共识基础比较高，是改革的突破口，应优先改革，并以此推动其他市场要素的改革。对此您怎么看？
        陶然： 我国能源资源价格偏低， 确实需要通过能源资源税制改革来加以扭转，这种改革在经济高速增长，能源资源价格高企的时候推动，最为合适。 但现在经济下行，能源资源价格加速下滑，所以目前我看不到政府和企业界推动这种改革的动力何在。
       《21世纪》：那么您认为当前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陶然：目前的改革的突破口，我看还是要从中国既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逻辑和关键矛盾中去寻找。最大的问题我看还是土地问题。如前所述，我国既有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虽然导致过去的经济和出口超高速增长，但也同时带来经济、社会失衡。
        而带来最近10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各种内外部条件都开始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比如，虽然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美国10%左右，而即使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官方城市化率也才刚达到50%， 但中国在这个较低发展水平已出现了严重房地产泡沫，阻碍了城市化过程中大量流动人口的永久性迁移；又如，虽然中国目前仍有三成半左右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但城市过高房价和阻碍永久性迁移的户籍制度导致中国在农村有不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就开始出现工资较快上涨，低端劳动力无法有效地从农村转移出来，直接损害了经济中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和经济国际竞争力等。
        这些问题， 都和目前的土地制度有关，必须要改革土地制度， 抑制工业开发区的进一步建设，大大增加住宅用地供给。
        未来改革的突破口，可以选择土地制度，并配合财税和户籍制度改革。最需要推动的，就是城中村和城郊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在具体改革措施上，可以考虑逐渐地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逐渐地让小产权房经过一些改造和达到一定基础设施和规划标准之后合法化，相应的土地也可以国有化然后转为大产权后政府开始抽税。这个过程可以逐渐地进行，就不会对房价形成很大的冲击， 但它可以对房地产投机者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房地产炒作没有前途。 一旦这个信号释放出去， 政府就可以马上全面取消房地产调控政策， 让房地产市场活起来的同时， 房价还不会进一步上升。
       目前进行上述改革，地方政府可能会反对，因为他们还希望以后调控政策放宽后，通过商住用地土地出让金来获得高额预算外收入，但在房地产泡沫如此之大、中央不得不继续调控，经济又面临下行的情况下，上述希望根本难以实现。 目前房地产调控已使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无论是毛收入，还是纯收入，都没有很好的增长前景，甚至还会下降。而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允许本地的农民给外来农民工，包括城市低收入者盖房子，或者是允许农民直接将土地出让给开发商，政府完全可以从中抽税，包括建设过程中的大量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税费，以及建成后抽取长期可持续的物业税。如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增加住宅用地供给，不仅可以逐渐消除房价泡沫，而且可以带来经济增长。这种改革为将近两亿的农民工和3-4亿家庭成员提供可支付住房的同时，还可以让政府大幅度节省保障性住房开支，甚至政府还可以在房地产行业的大发展中抽取各种税费。
        上述土地改革方案还有助于解决户籍制度改革中最大的农民工住房问题，政府只需要使用房地产行业发展过程中所抽取税费中的很小一部分用于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的就学问题，户籍制度改革也就因住房和就学问题得到解决而实现了全面推进，中国当前城市化模式扭曲、住宅用地不足，乃至内需不足等问题也就可以逐渐得到扭转。
        还要强调的一点，是当前地方债务的化解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土地着手。我前面提出的改革，实际上意味着地方政府不再征地，而只是抽税。
        《21世纪》：在土地领域的改革之外，您认为当下还有哪些突破口？
         陶然：国有垄断行业改革一直很艰难，但确实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而且也有改革空间。
         首先，要改革管理这些垄断性国企的政府机构，如果政府目标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是保持垄断，那么这个目标本身跟这个社会财富最大化、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目标相矛盾。
        其次，要垄断性国企主动进行改革比较难，需要政府渐进推动。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改革方案中，设定一个过渡时间，并给现有垄断部门的一定利益补偿，让他们在激励和压力之下逐步放开垄断。有些行业，如石油行业，可以考虑在进口配额方面为民营企业开一个口子，逐步增加竞争； 而其他一些行业， 比如电信部门，可以制定措施推动企业之间先开始进行价格战，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国有企业竞争力，而且可以提升本行业就业，推动全社会通讯成本降低和经济增长，之后，再逐渐放开行业准入，那时引起的震荡会小得多。
        总之，中国当前的局面相当严峻，改革不仅要和时间赛跑，要和危机赛跑，更要选择好改革的突破口，在改革中切实实现中国增长模式的转换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From 新獨立觀察

危险的实体经济

次贷危机剧痛在前，大部分中国问题的观察者，也将中国危机的关注点聚焦在金融环节以及房地产问题上。但如细查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中短期内，中国最为脆弱的环节不是其金融机构，而是其实体经济。所以，如果中国注定要出现一场大型经济危机，其爆发的顺序可能是先实体后金融，这与美国次贷危机恰好相反。

次贷危机之所以在短期内无法重创中国，乃是因为中国金融的防火墙所致。不幸的是，中国实体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却是异常紧密的。这就是说，次贷危机所反映所加深的全球实体经济危机必然会通过实体层面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这是一个缓慢的，但却长期的危机。不具有夺人眼球的震撼力，但却可能比金融危机更加致命。可以大致描述一下这个链条的基本线索：全 球实体危机—次贷危机—加深的全球实体危机—中国的实体经济危机—中国的金融及其他危机。

中国以国有银行为绝对主力的金融体系之所以不太容易首先爆发危机，首先是由于他们的高集中度，一旦风险出现，政府可以迅速出手救助几家大银行而稳定局面。其二，中国的银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在过去若干年中积累了大量的利润，短期内经得住消耗。其三，金融监管部门出于对1990年代金融坏账再现的高度警惕，在最近两年督促中国银行业及时补充了大量资本。这一切，让中国的金融系统看上去似乎固若金汤。反观中国的实体经济，情况就远没有那么让人放心了。

虽然不能否认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在不断提升，但中国大部分企业的主要盈利模式仍然是低成本优势。这实际上也是被有些人搞得神乎其神的中国模式的核心部分。然而，一面是经济增速的下降，另一面是不断攀升的各种成本、通货膨胀及资金成本（利率）这种中长期条件，对中国许多企业盈利能力所构成的打击将是摧毁性的。这种低成本盈利模式在中国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中尤其普遍。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这些企业的转型上，但只要不是书呆子，就应该当知道，这种转型不仅极其痛苦而且充满不确定。任何转型都是过去路径的某种中断，而这种中断必然要以一部分经济主体的死亡作为代价。

作为中国过去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中国众多企业对低成本模式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这也是为什么天天喊转型但却收效甚微的关键原因。特别应当提醒的是，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这不是短期的流动性危机，而是由于盈利能力被摧毁而导致的债务危机。短期的流动性危机，可以通过中央银行释放流动性而获得舒缓，因为在未来这些企业还可能盈利，因此债务可以得到偿还。但盈利能力被摧毁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形，因为这些企业不再能够恢复盈利，任何新增贷款非但无济于事，而且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坏账。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关门倒闭，恐怕别无他法。

各种迹象都在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种趋势，眼光独到的中国经济学家王建先生统计：“在剔除通胀因素后，工业企业的实际利润增长率2003-2007年是31.1%，2008-2010年是10.3%，而2010年当年就只有6.6%了。”在贷款不断创纪录增长的同时，中国企业盈利能力却在不断下滑。在老板纷纷跑路的2011年，这个趋势则更为显著，2011年三季度， 中国上市公司利润除去金融股之后，环比下跌8.9%。在国有企业方面，截止2011年11月，“央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6%、净利润同比增长3.6%，增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12.1和46.5个百分点。”看来，我们已经非常逼近无利润扩张的时代，而这种性质的扩张和增长随时都会戛然而止。

很容易推测，随着低成本和高增长时代的终结，这种盈利能力的丧失，将是中国企业界非常普遍的现象，而由此引起的债务危机也将是普遍的。（虽然由于议价能力及管理潜力的不同，企业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对于一个对高速增长已经习以为常的国家，无论银行还是企业本身都有一种思维惯性，他们总是将过去的经验简单套用，误以为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流动性危机，高速增长很快就会重新回来，咬牙挺过去，前面就是艳阳天。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时代真的变了，高速增长已经弃我们而去。需求的萎缩及成本的上升，意味着这些企业盈利能力的彻底丧失。

显然，这种盈利能力丧失的危机根本不是通过所谓货币政策的调整可以挽救的，也根本不是增加所谓流动性可以修复的。在中国货币紧缩刚刚开始半年多之后，为数甚多的扯淡经济学家就开始呼吁放松货币，理由是中小企业资金极为紧张。然而，这几年的经验证明，这大概不是事情的真相。事情的真相是：这些企业根本不是缺钱，而是完全丧失了盈利能力。对此，一位在东莞灯饰企业工作的普通网友简介而精辟的论述到：中小企业缺的不是钱，缺的是利润。真是一语道破。对比那些捧着神秘的货币学问混饭吃、赚眼球的荒谬专家们，这位企业的普通工作人员实在是睿智得多。

在过去几年货币政策超宽松时期，大量企业拿着钱去炒股票、炒房子，炒一切可以炒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他们的主业已经完全丧失了盈利能力。对于一个盈利能力健康因而现金流充沛的企业，完全无需贷款也能够运转。在这个时候放松货币，不惟中小企业根本拿不到贷款（要么拿到极高价的贷款），反而会推动通货膨胀，最终让那些健康的中小企业也陷入灾难。货币扩张所带来的通胀绝对不会有利于那些有盈利能力的中小企业，而只会有利于那些吃利率饭的特殊垄断公司及其内部人，只会助长全社会普遍加入高风险投机的浪潮。2009年中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的事实，非常明确的证实了这一点。

有趣的是，强烈的贷款需求会让银行以及宏观管理当局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实体经济仍然强劲。殊不知，这种贷款需求早已经不是企业盈利能力良好时期，需要扩大生产规模的那种需求，这种贷款需求完全是为了占有现金。其目的要么是去从事高风险的各种投机，要么是以为坏时光会很快过去，要么干脆就是准备卷钱跑路。一位从事商业地产的年轻商人告诉我，他亲眼目睹一些商业地产商为了卖出商铺，承诺给购买者10%的年租金回报。事实上，商铺根本无法产生这么高的回报，但老板自有妙法，他将卖房子得到的现金去放高利贷，然后返还给购房人。不仅如此，这些老板还在不断向银行贷款甚至借高利贷高价购买第二块土地进行开发。他们赌的是总有一天会解套。完全无法盈利的企业却在不断产生贷款需求，其背后不是什么实体经济的强劲，而是盈利能力的丧失和普遍的高风险操作。在扩张末期，如果出现为占有现金而变得强劲的贷款需求。那我们最好将其理解为泡沫破裂的明确信号。

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高度集中在部分受到保护或者占有独享资源的大型企业之中，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十分脆弱。如果通胀恶化并刺激利率飙升，中小企业大规模的突然死亡，就可能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了。据对1105家非金融类中国上市公司的统计，2010年被统计公司的存货显示出异常增加的趋势，其存货净增量4157亿，为2008年的2.5倍。这些企业显然是受到了2009年之后虚假繁荣的迷惑，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反弹，使得许多投资者和企业家真的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可以脱离地球引力，永不落幕。在新旧时代的转换时期，总有一批企业因为误判形势而成为旧时代殉葬的祭品。

就我们所观察到的迹象，中国实体经济层面已经显示出与2008年极为类似的征兆。这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一季度，中国上市公司虽然表面上 仍维持利润增长，但其现金流却急速恶化。统计表明：“除去金融行业，A股所有上市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由去年末的4685亿下降到268亿，……甚至低于金融危机时的2008年时单季度数据。” 如果再剔除巨无霸的垄断公司中石油和中石化，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则为负数。同一份统计数据继续告诉我们：在2011年一季度，代表中国中小企业的创业板和中小板的每股现金流更是急 速降至-0.18元和-0.48元。这不啻于表明：在GDP仍然保持在9.6%的繁荣表象之下，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岌岌可危。我相信，在没有最后崩塌之前，中国的GDP依然能够维持高速增长的表象，但 微观企业盈利能力的丧失却将日甚一日——这是一幅典型的无利润高增长的图画。而它也往往暗示，高速增长的戏剧行将落幕。

中国企业这种现金流困境，完全是企业基于过去的经验盲目扩张造成的。然而，过去盲目扩张却不断受到奖励的时代已经过去。成本上升，需求萎缩的未来图景告诉我们：明天可能真的会卖不出去了。世界已经今非昔比。以为这一次还能够像过去一样，恐怕过于单纯。换句话说，这种现金流危机将不是短期的。如果这个时候放松货币，只会鼓励他们的盲目行为，导致更大范围的产能过剩。中小企业如此，那些受到保护的企业也大抵如此。在2011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煤电企业亏损面已经达到半数。而在那些几乎完全缺乏财务约束的各种政府投资中，这种情况则更为普遍。据 报道，2008年开始运营的京津高铁在一年中亏损就达到7亿元。
总而言之，在未来若干年中，由于经济增速下滑，成本上升、通胀攀升，中国大量企业的盈利能力将陷入逐渐下滑乃至丧失的趋势之中。然而，这不是唯一的风险，在盈利能力不断下滑的同时，中国大量企业同样面临重大的短期流动性风险。

正如热恋会让情人们智商降低一样，繁荣也可以让人迷狂。长久的繁荣更是特别容易推动普遍的幼稚预测：明天还会像今天一样繁荣。于是，在繁荣时期大量借贷，杠杆化操作，以推动利润 的最大化，就是诸多企业和个人流行的盈利模式。而一旦利率上升，就会在各个领域出现大面积违约，导致普遍的流动性危机。这就是所谓“低利率陷阱”。次贷危机，日本地产泡沫都是在因为央行扣动了利率这个扳机而几乎在瞬间爆发的。中国中央银行在明显负利率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大幅度提升利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害怕激发这个流动性危机。中国由于没有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对利率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但是温水煮青蛙，一旦利率提升在幅度与时间上超过阈值，其效果也会一样。这对于那些在泡沫时期大量借款的机构和个人，将是致命的。

现在，我们已经处于这个进程之中。我们看到那些房地产投机者正在为不断高企的利率和还款额而眉头紧锁，看到那些往昔盲目扩张的企业高喊资金异常紧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无论以任何标准来 看，中国到目前为止的货币政策都是相当宽松的。这大概只能说明，中国企业对外部资金流有多么大的依赖性。以房地产为例，有人曾经统计，包括行业翘楚万科在内的中国主要40家开发商在2010年负债已经超过6000亿，比上年大幅上升六成。而2010年仍然被公认为是中国房地产业的丰收年。随着房地产销售的持续低迷以及接踵而至的资产重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负债率将在未来继续快速攀升。

在这种情况下，利率上调几个点，就可能引发房地产开发商普遍的流动性和债务危机。显然，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正在步步逼近资金链断裂的困境。不过，这种高负债因而对利率变动十分敏感的公司，远远不止房地产行业。在《2010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报告》中，中国民生银行测算：中国铁道部资产负债率将超过70%，每年利息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容易 想象，如果利率在现在基础上快速攀升，其资金链的断裂也是高概率事件。中国大量企业的盈利模式是以经济的快速扩张为条件，并建立在不断融资的基础上的，一旦这个条件不再，其盈利能力模式就会瞬间崩溃。

实体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其遭遇危机的时候，远不像高集中度的金融机构那么容易实施救助，而且它不仅仅是短期的流动性危机，而是流动性危机与盈利能力的危机综合。显然，这是需要时间加以修复的。在过往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中，实体经济的调整压力已经积累太长时间，其修复过程也可能相当漫长。在中国，中小企业的羸弱，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和强势集团的代价。说来也是历史的报应。

面对遍地开花的实体经济危机，任何经济管理者都可能束手无策。事实上，目前情况已经置中国经济管理者于生死抉择的两难之中。不放松货币，大量企业的资金链会断裂，从而引发信用风险的急剧上升，并触发利率的进一步飙升，开启经济的下降螺旋；如果放松货币政策，虽然可能短暂舒缓大量企业的资金紧张，但并不能挽救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反而会给已然炽烈的通胀 预期及资产泡沫火上浇油，迅速引发恶性通胀。人们会认为，政府不再准备控制通胀，或者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控制通胀。而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抢购一切可以抢购的东西。这方面，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可供参照。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放弃房地产调控。结果，不仅以前的调控成果全面丧失，房价反而在其后的一年中翻倍。目前这种形势，对于一直顺风顺水的中国决策者而言，的确是三十年未见之困局。

从2007年货币政策的紧缩开始，期间经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政策几经摇摆，方向变化之频繁，幅度变化之激进，已经远远超过过往任何时期。因时而变，虽是无奈之举，却也将中国 经济管理者痛苦挣扎的现状刻画得淋漓精致。而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危机的绳索已经捆得越来越紧。以我个人之推测，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将会采取一贯的渐进策略：维持现状并相机抉择，然后坐等再一次降临的好运气。然而，即便维持货币政策现状（似乎他们手上也只剩下这个看上去有用实际上无效的工具了）实体经济将会延续目前一路下滑的趋势，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处处听闻资金链断裂的声音，而中国的资产泡沫崩溃也就近在咫尺了。

《向斋藤William浩幸先生提问如何解决日本的问题》第一话：日本人对付不了突发问题的真正理由

译者 阿chang

齋藤さんは国会の東京電力福島原子力発電所事故調査委員会、国家戦略会議フロンティア分科会と国の仕事に携わりました。そういった議論の過程で、内容がおとなしいことに驚いてしまったほどだと聞いています。齋藤さんが見る日本組織の問題点とは何でしょうか。

记者：斋藤先生在日本国会参与过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调查委员会及其国家战略会议。在这些委员会的讨论过程中，对于讨论的氛围相当低调，你说感到非常惊讶。在斋藤先生眼里看日本组织有什么隐患？

齋藤：1つは失敗を恐れ過ぎて何も言えない、実行ができない状況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です。国家戦略会議でもスタート時点からその点について疑問を呈しました。実は会議が始まる前に、事前にメールでいくつかの問題が提示され、どう解決するかについて、前もって答えを提出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が、私はそれに反対しました。

斋藤：首先是因过于在意失败反而将自己陷于不敢说话和不敢行动的情况。在国家战略会议的启动的阶段上，我对此问题表示疑问。其实，在会议召开之前收到了电子邮件，在其中写道对邮件中提示的几个焦点提前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自己的解决方案，我对这样的方式表示反对。

問題を提起して、それに対してソリューションを出すことが大事なのではないと。日本人は既に何が問題かはほとんどの人は分かっているんです。場合によっては、解決策も分かっている。本当の問題は、なぜそれが実行され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です。実行の方法について、ほかの参加メンバーと議論したいと申し出ました。

斋藤：我的意见是，先提起问题，然后对此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才更重要。日本人的大部分早就抓到问题在哪。有时候，还甚至找到了解决方案。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何执行不了早已找到的解决方案。对于如何执行方案，我表示与其他成员共同讨论。

齋藤ウィリアム浩幸（齋藤・ウィリアム・ひろゆき）氏 1971年ロサンゼルス生まれの日系二世。16歳でカリフォルニア大学リバーサイド校に合格。同大学ロサンゼルス校（UCLA）医学部卒業。高校時代にI/Oソフトウエアを設立。指紋認証など生体認証暗号システムの開発で成功し、2004年会社をマイクロソフトに売却。日本に拠点を移し、ベンチャー支援のインテカーを設立。ドバイなど世界3カ所にオフィスを持つ。1998年アーンスト・ヤング主催のアントレプレナー・オブ・ザ・イヤー米国大会でヤング企業家賞を受賞。2012年に国会の東京電力福島原子力発電所事故調査委員会の最高技術責任者と国家戦略会議フロンティア分科会「繁栄のフロンティア」分科会委員を務める。著書に“An Unprogrammed Life:Adventure of an Incurable Entrepreneur”。近著は『ザ・チーム 日本の一番大きな問題を解く』（写真：的野弘路、以下同）

斋藤William浩幸(Saito·William·浩幸)，是1971年出生于美国洛杉矶的日裔二代。16岁就考上加利佛尼亚大学河滨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毕业于该大学洛杉矶校区医学系(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在高中开设“I/O软件”公司。在指纹认证等生物识别加密系统的开发领域得到成功，2004年将公司转让给微软。之后，将工作地点转移到日本，为扶持风险企业而开设“In Tecur”公司。该公司在迪拜等国际地区拥有三所地点。1998年在安永主办的“年度企业家(Entrepreneur Of The Year)”美国大会中获青年企业家奖。2012年在日本国会的东京电力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调查委员会及国家战略会议新领域分科会分别担任首席技术负责人和“繁荣的新领域”分科会委员。著作为“未编程的生活：一个无可救药的创业家的冒险(An Unprogrammed Life:Adventure of an Incurable Entrepreneur)”。近作：“The Team——解决日本的最大问题”(由的野弘路拍摄，下同)

それに対して反応はどうだったんですか。

记者：那么外界对你的提议有什么反应？

齋藤：日本の政府で仕事をするのは初めてだったので非常に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が、アメリカと違うなと思ったのは、英語で言う「バイトサイズ」、個々の問題提起をしたほうが話しやす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斋藤：在日本政府首次工作，因此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与美国不同之处在于日本较适合提出细节的问题而展开讨论，用英文可表达为“数据单位(Byte Size)”。

問題の本質は問題提起から解決方法に至るプロセスにあって、問題の定義の仕方、議論の進め方、そして、法案に落とし込んでいくという政治プロセスを今一度見直したほうがいいと主張しました。しかし、なかなか難しいことなので、具体的な問題をいくつか出して、それについて議論しましょうという話に結局は戻りました。分かりやすいキャッチフレーズに落として話をしようということです。

斋藤：问题的本质在于从提出问题到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因此我表示需要再次检验一系列的政治过程：先界定问题，之后进行讨论的流程，最后将讨论的结果反映到项项法案。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终究总括到原来的讨论方式——提出几个具体的问题，以此为议题展开讨论。就是将问题转移到易懂的标题上而进行讨论。

なぜ、そうしないと議論が進まないのでしょうか。

记者：讨论的时候为何需要这么做？

齋藤：結局、参加している委員の方も、皆さん何らかのステークホルダーなので、農業だったら農業、文化だったら文化と、英語で言うところの「ペットプロジェクト」を持っています。それを守りたい、むしろ売り込みたいということもあると思われます。

斋藤：归根到底，委员会的人们都跟某些利益有关系的人，比如农业是农业利益相关者，文化是文化利益相关者，用英文说，他们都持有“深受重视的项目(Pet Project)”。依我看，这之所以，是因为他们都要守住并各家看重如何扩大手头的项目。

もちろん、そういう気持ちは分かります。僕にもアントレプレナーシップという守りたいテーマがあります。でも、それは脇に置いておいて、もっと俯瞰して考え、提言することが私の役目だと思いました。それもグローバルな視点で。

斋藤：当然，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感受。我自己也有捍卫创业家的个人原则。可先将自己的意见放在旁边，从高瞻远瞩的角度来俯瞰分析问题并提议，这是我的首要任务。甚至要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なぜ、日本の組織は、問題も、問題の解決策も分かっているのに実行に移せないのでしょう。

记者：问题所在及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明白，为何日本的组织执行不了？

齋藤：減点主義の社会の在り方に慣れて、失敗を恐れているからです。何をやるにしても、リスクをできるだけ少なくしようとして、自分の評価を下げないようにする。それはイコール、何もやらないことになります。

斋藤：那是因为组织习惯于“扣分制度”的社会并且害怕出错。不论做任何事情，人们都先将风险控制到最低水平，以防自己的评价跌落。这样的作风等于干脆什么都不做。

結局、議論のプロセスが変わることなく報告書を出す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ちょっと残念でした。Aという問題に対して、いくつかの実行案は示されたので、それは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が、どう実行するかという議論まで踏み込めなかったことが心残りです。

斋藤：当时，委员会没有改变讨论的方式而发布调查报告，这给我留下遗憾。对于A的问题，周围提出了几种行动方案，这本身没有什么错，不过讨论的内容没有加深到如何执行这个层面，这是我留下的唯一遗憾。

日本の組織の前では、イノベーターである齋藤さんも歯が立た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か。

记者：照你这么说，在日本特有的组织文化面前，斋藤先生没有起到作为创新者的作用？

齋藤：誰とは言わないけど、わざわざ議事録のしゃべった時間を計算した人がいたのですが、それによると私は結構しゃべった方でした。パッションを持っていろいろ提言したのですが、実際にそれが報告書に反映され、外部にお伝え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まだまだ力不足でした。ただ、すごく勉強になったので、これから政治家や官僚の方と話をする際には役立つと思います。

斋藤：我不提具体的名字，可有人特地算出会议记录上的说话时间，据那人的计算结果显示，我算是讲话比较多的人。虽然我持着激情的态度来提出各种事情，可实际上在将这些内容反映到报告里面，从而传递给外界的人们这方面，我还是没有百分之百地做到。不过这个经历给我印象很深，对今后与政治家或官僚谈话的场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吧。

国だけでなく、組織が問題解決できないことの原因に、チームの不在があると齋藤さんは言っています。何かを解決したり、何か新しいことを生み出したりするためには、チームが必要だと。そして、日本にはあらゆる面において、チームがなくて、そのことが問題解決ができない、イノベーションが生まれない原因だと言います。そもそも、齋藤さんがおっしゃるチームというのは、どういうものなんでしょうか。

记者：斋藤先生，你说不仅仅是国家，组织无法解决问题的原因在团队的缺乏。要解决某些事情或者创造新的东西，团队是不可缺少的。在此基础上，在日本的任何方面，不存在团队导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成为阻碍创新的原因。话说回来，您所提起的团队是指什么？

イノベーションは失敗の積み重ねの末に生まれるもの

创新是由失败累积下来的结果诞生的

齋藤：最近、世界経済フォーラムや、サマーダボス、OECDといったところでいろいろ話をする中で、チームの考え方も広がってきました。また、なぜチームづくりがイノベーションにつながるのかについて話してくれと頼まれることがすごく多くなりました。

斋藤：最近，在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谈话当中，对团队的了解也逐渐普及。同时，受人之托而而演讲团队的组建为何能够诞生于创新，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多。

イノベーションがいきなりぽっと生まれるということは、今までの人間の歴史上なかったことです。イノベーションというのは、いろいろな研究や失敗の積み重ねの過程で「たまたま、運よく」生まれるものであって、いきなりイノベーションが「できた、生まれた」ということはありません。長いプロセスにおける数々の失敗のおかげでイノベーションは生まれるのです。

斋藤：自古以来的人类历史中，创新不会无缘无故地诞生出来。创新是在各种各样的研究或重重失败积累下来的结果中“碰巧地有幸地”诞生出来，而并不是立刻“发生或诞生”。在漫长的过程中发生的重重失败才能做到创新。

だから、国家戦略会議の会合でも、イノベーションという言葉は失敗という言葉と一体として理解されない限り使ってはいけないと強く提言しました。失敗ということが許されなかったら、イノベーションはあり得ません。イノベーションは必ず失敗と隣り合わせで、失敗したとき、どうやってほかのメンバーに助けてもらうか、どのような役割分担で助け合えるかが大事で、それができるのがチームなんです。

斋藤：因此，在国家战略会议的会晤中，我强调指出，不可使用创新这个词语，除非大家能体会到创新与失败是硬币的正面和背面的关系。在允许失败的前提下，创新会有可能存在。创新是与失败有一纸之隔的距离，失败时，如何得到其成员的帮忙，通过分担任务如何实现互相帮助才重要，只有团队才能实现这些东西。

失敗したときに、失敗をカバーし合うのがチーム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か。

记者：做失败时，互相弥补是团队，是这个意思吗？

齋藤：もっと言うと、アントレプレナーシップというのはアイデアを実行するプロセスです。よくアントレプレナーシップはリスクテイカーと言いますが、私はリスクテイカーと言うと、わざわざ好んでリスクを取ることのように捉えられて誤解されると危惧します。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

斋藤：再进一步解释，创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指实现创意(idea)的过程。虽然我们经常将“创业家精神”当做“冒险者(risktaker)”，但依我看，“冒险者”这个词语会容易误导别人并给他们留下“偏要冒险”的印象。完全没有这回事。

本当のアントレプレナー、あるいは本当のイノベーターというのは、わざわざリスクは取らない。リスクをはかって、そのリスクをどう防ぐかを考える存在なんです。

斋藤：真正的创业家或真正的创新者不会偏要冒险。他们可以说是既反倒估计风险的严重性又思考如何预防风险的存在。

齋藤：ただ、そのリスクを完全に防ぐことは難しい。時々、想定外の問題が起こる。全てのリスクについて、前もって手を打てるかどうかと言うと、それはできない。そこで、リスクが発生する度に、微調整したり、対策を打ったりするのがチームなのです。いろいろな人の意見を聞き、議論し、完全ではないけれどもベストソリューションを探すプロセスです。イノベーションはこういったプロセスそのものを指す、ということもできます。

斋藤：虽说如此，百分之百地预防风险是很难做到的。偶尔会发生突发问题。至于对所有的风险我们能否提前执行对策，我可以断定地说完全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每次发生风险的时候，进行调节或执行对策的就是团队。听取各种各样的人的意见而进行讨论，就是那种寻找虽然不是完整的但可谈得上最佳方案的过程。换句话说，创新可以说是指这样的过程本身。

これまで数多くのアイデアを見てきましたが、1人でイノベーションを実現しているという例は世の中にほとんどありません。必ず2人とか3人で始めている。最近はノーベル賞も1人で受賞するケースは少なくなっています。お互いの意見を聞きながら、お互いの意見を足し算したり、掛け算したりして、リスクを分散して、対策をたて、具体的な成果につなげるプロセスがチームの一番大事な部分なんです。

斋藤：截至现在，我过目了许许多多的创意，可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仅靠一个人实现创新的例子。所有的创意都是由两个或三个人开始的。最近，连诺贝奖的获奖者也有很少由一个人获奖的案例。倾听彼此的意见，对彼此的意见算加法或算乘法，分散风险，商量对策，研究对策，从而连接到具体的成果，这个过程是团队的最核心的部分。

チームにはダイバーシティーがとても大事

团队不可或缺多样性

いろいろな意見とか、いろいろな人がいるというのがチームには重要なのでしょうか。

记者：对团队而言，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或各种各样的人很重要？

齋藤：そうなんです。ダイバーシティー、つまり多様性というのがチームには不可欠です。日本は残念ながら、多民族国家であるアメリカに比べてダイバーシティーが非常に少ない。個々の頭脳レベルは高いけれど、組織の在り方は、ダイバーシティーに欠けていると思います。年齢や性別に関係なく意見を普通に伝え、お互いに普通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できる組織もめったにないし、そのような組織・企業風土もない。悪いことは悪い、間違っていることは間違っている、リスクはリスクと、誰もが自然に言える環境にしないとまずい。そういっ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まともにできない結果が今の日本の閉塞感を招い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斋藤：没错。多样性是团队的不可或缺的东西。很遗憾的是，与多民族国家的美国相比，日本的多样性非常少。虽然个人的知识水平很高，可为了实现理想的组织还是缺乏多样性。跨越年龄和性别差异而交换意见，在同等的立场互能够相沟通的组织罕见，再说，几乎没有这样的组织也没有这样的企业文化。不好是不好，不对是不对，风险是风险等，要塑造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敢说意见的环境，这是不可回避。依我看，实现不了我上述所说的基础沟通的结果导致现在日本的停滞感。

同じような経歴の人ばかりとか、男ばっかりとか、女ばっかりとか、同じような人が集まってもイノベーションが生まれないのはなぜですか。個々の人はみな、優秀だと思いますが…。

记者：具有相同经历的人聚集或只有聚集男人抑或只有聚集女人等，为何只有相同背景的人们做不到创新？虽然每个人都很优秀.....。

齋藤：同じ畑から出た優秀な人というのは、グループ構成員としては合っているんです。同じ人が1ミリずつ物をこつこつと良くしていく。改善という言葉がありますよね。英語で言う、インクリメンタルイノベーションをやっていくという面では合っています。

斋藤：来自同样背景的优秀的人在小组成员方面特别合适。同样的人携手一步一步地提高产品质量。你知道“改善”这个词吧。用英文来表达，如果争取“逐渐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的话，最合适不过了。

グループという概念、グループという組織は悪くはないんです。例えば、高度成長の時代にはグループはすごく合っていました。ただ、時代が変わっていくとき、グループの目標である改善という概念は使えません。グループの場合は、今までのやり方を守る力が強くなりますが、ちょっと変わった人が新しい目標設定について考えるイノベーションには合わない。しかも、時間軸がすごく短くなっていて、イノベーションの方法が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る中では、改善の結果イノベーションを生むことを待っている暇はもうないんです。

斋藤：小组这个概念或小组这个组织也可以。比如说，在日本高速发展时期，小组是最合适的。不过在趋势变化的时候，我们已经用不了小组设置目标进行改善的概念了。用小组就可以加强守住原有的方式，但有稍微不同的思想的人思考新的目标，就是思考创新时小组的概念不合适。再说，在时间轴变得非常短，同时创新的方法快速改变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等待这改善的结果带来创新。

時間軸が短くなっただけでなく、世界のあらゆるところでいろいろな変化が起きている。そんな中で、ゆっくりと微調整していく時代ではもうなくなったのです。

斋藤：不仅时间轴的缩短，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时代已经不是逐渐进行调节的时代了。

これまでの方法を踏襲するためのグループではなく、イノベーションを生むチームをつくるためには、女性の登用がカギだ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すね。

记者：不是为了重蹈原有方式的覆辙而是为了创建产生创新的团队，你说如何聘用女性是非常关键的，是吧？

齋藤：OECDの中でも日本は、女性と一緒に仕事することについて遅れています。女性がキャリアをつくるのがシステム的に難しいんですね。女性がもっと活躍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だけでもGDPが15％も伸びるというデータもあります。

斋藤：在加盟OECD的国家中，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落后于女性的工作参与度。再就业体制方面，女性难以开拓自己的职业生涯。据有些数据显示，只要改进女性能够大显身手的空间，GDP会增长百分之十五。

日本の学生と話していて思うのですが、男性は、大学に入って、卒業して、就職して、課長になって、家を買って、結婚して、部長になって……という、エスカレーターに乗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という社会的ルールがあるようですね。

斋藤：通过与日本学生的对话中，我感到日本社会有潜规则大家要走上别人走的路，比如男性应当进入大学、进入公司、在此当科长、与伴侣结婚及当部长等。

一方女性はそういったルールに基づかない生き方ができる自由が男性よりあるようです。結婚相手を探して専業主婦になるのがいいという雰囲気も最近感じますが、そうではなく、海外で勉強をしたり、冒険したりして自分の世界を広げている女性は多い。本当は男性もそういう経験をするべきなんですが、組織に縛られていると、そういう余裕がない。

相反，我觉得女性比男性多于打破社会的潜规则并生存的自由。最近略有感觉日本社会更倾向于女性找结婚对象并成为全职太太，但与此相比，很多女性通过国外读书和去旅游冒险的方式开拓自己的世界观。按理说，男性也像日本的女性要体验，但身在组织的枷锁中，心里没有空间顾上这些事情。

齋藤：もう1つ大事なのは、日本人の人口に女性が占める割合は51.4％なんです。わずかながら男性より人口も多いんですよ。結構、財布を握っているのは女性です。消費行動の主役は女性です。なのに、女性向けの物を作るための会議に女性がいなかったら、ちょっと変です。いくつかの会社の経営会議に出席した中で、この製品を女性に売ろうと言いながら、その会議の中に女性が1人も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が時々あるんですよね。女性のマインドセット（気持ちのあり方）を経営とか製品・サービスに反映しないと意味がありません。

斋藤：另外，重要的是女性的比例在日本人口占据百分之五十一点四。稍微多于男性的人口。大部分的女性抓住家庭的财权。消费行为的主角是女性。虽是如此，可如果在为女性专用东西的会议中没有女性的参与者，那就有点奇怪。其实我曾经参与过几家公司的经营会议，并且会议里有意见将某某产品卖给女性，可在该会议中没有任何女性的参与者，我偶尔面对这样的事情。假如真的卖给女性，只有将女性的心态投入到经营或产品·服务中才起到真正的作用。

女性自身がダイバーシティーを身に付け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记者：女性自己要学会多样性，是这个意思吧？

齋藤：はい。それに、女性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考え方とか価値観とか問題の処理の方法とかも違わけですが、今までそれを経営ストラクチャーに反映してこなかったことはもったいないと思います。

斋藤：是的。再说，女性的想法、价值观及问题处理的方式都不同于男性，可迄今为止，很多企业将这些差异没有注入到经营的基础层面，这是非常可惜的，我觉得。

先ほど、チームでは率直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できることが大事だとおっしゃいましたが、女性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面でも重要な役割を担うのでしょうか。

记者：刚才你说团队需要能够坦白沟通这点，那么女性在沟通方面会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吗？

齋藤：チームを言い換えれば、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言ってもいいというぐらいで、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はチームにはすごく大事な要素です。

斋藤：换句话说，团队可以换成沟通，沟通对团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チームが動く根本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することなんです。遠慮なく、ちゃんと言うことを言うというのが基本です。新入社員や大学制のインターンが企業の会長に向かって「これは違うんじゃない？」と言えるぐらいのことです。

推动团队的根本就是互相沟通。基本的沟通是直言不讳地说该说的事情。进入公司的新手和大学实习生向实习公司的老总可以说，“这点好像不对吧？”，是这个程度的沟通。

女性はそういっ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が高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记者：你的意思是女性在这方面的沟通有优势？

齋藤：アメリカでもよく言われますが、女性のEQ（心の知能指数）は男性より高いそうです。ただ、男性社会の中に、たった1人の女性を投入しても、なかなかうまくいきません。

斋藤：在美国人们经常说，女性的情商(EQ)好像高于男性。不过，在男性社会中，仅投入一位女性是起不到什么作用。

私は世界経済フォーラムの特別委員をしていて、女性の雇用問題を話し合うグループに入っていました。メンバーのうち14人が女性で私だけが唯一の男性です。これはすごいプレッシャーでした。相手は実務経験もキャリアも豊富な女性たちですから。

斋藤：在担任世界经济论坛特别委员的时候，我参与关于女性的雇用问题的讨论小组。在小组的成员中，14名是女性，我则是唯一的男性。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压迫感的。因为讨论的对象都是阅历相当丰富又职业经历非常耀眼的女性。

世界トップクラスの女性が集まる会議で出た結論とは…

世界顶级职业女性参与的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何物？

そこで、女性役員がいない上場企業は上場を廃止させてはどうか？という提言について話し合っていたときのことです。では、何人女性役員が必要かという話になりました。1人でも女性役員がいなければだめだ、というメッセージにしようと言ったら、「それはだめです」と、ある企業の女性副社長が言った。女性が1人だけだと、しゅんとなってしまって、言いたいことも言えなくなるから効率がよくないと言う。

斋藤：我们在此就没有女性高管的上市公司是否取消上市资格进行讨论的时候。经过展开讨论，我们进入了需要几名女性高管的话题。我提出“最低门槛是1名女性高管”的意见，对此意见，某位公司的女副董事长就反驳说，“这不行。”她的意思是仅有1名女性的话容易感到怯场，并且说不出想说的话反而会影响到决定公司的运营。

じゃあ、2人ならどうかと言ったら、ノルウェーの女性が「うちも10年前ぐらいに女性官僚を2人にしたけれどもだめでした」と言う。なぜなら、女性が2人だと女性同士でけんかしちゃうからだという。

斋藤：我接着女副董事长的话说，“那么两名行得通吧？”，之后挪威女性称：“我们10年前将女性的官僚名额增加到两名，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女性名额为两名会导致互相闹矛盾。

結果、3人が最少人数で、ベストは4人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た。世界のトップクラスの女性が集まった会議でダイバーシティーの議論ができて、ファクトとしてこういうことが分かった。これを日本で日本人の男性だけの会議で議論していたら、こんな結論は出てこないでしょう。

斋藤：结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最少名额是三名，最佳状态是4名。在世界顶级的的女性聚集的会议能有机会讨论关于多样性的话题，从中我们得出了如上述所说的结论。对于同样的话题，假如在只有日本男性聚集的会议进行讨论，恐怕不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齋藤：日本の大企業のチームづくりを手伝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が、女性を入れたけれど、うまくいかないということが多い。私は責任を与え、女性を受け入れるチームの環境をつくってあげ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提言しました。女性、女性と言って女性をただ組織に入れるだけではだめ。日本ではその後のフォローがなさ過ぎるんです。

斋藤：我从前在日本的大企业参与过团队组建的工作，虽然我们把女性加入到团队里，可往往效果还是不太理想。我从中吸取教训而提出给女性交任务而且团队需要营造接受女性的环境。光靠将女性加入到组织里是不行的。在日本，女性加入团队后就不管，几乎没有什么后勤支持。

女性、女性と言って女性をただ組織に入れるのは逆効果で、なぜ女性を入れるのかの趣旨を分からせ、女性が活躍できる環境をつくら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ノルマを果たすようなやり方で女性を組織に入れるだけで終わってしまうのはよくない。

女性光加入组织反而会有反效果，首先让团队的成员明白女性加入团队的意义，从而要营造女性可以在团队大显身手的环境。让女性完成工作定额并让他们参与组织，这样的方式也发挥不到本来的效果。

日本人は「WHAT」が好きなんです。女性を入れるなど、これやれ、あれやれと言われるのは好きで、みんなきちんとやりますが、「WHY」を知らない。なぜやるのかを考えないのです。

斋藤：日本人较顺从“具体的什么(WHAT)”。公司高层叫他们将女性加入到团队或做这个抑或做那个，大家都完成任务，但不懂得“为了什么(WHY)”。他们不去思考为了什么而要这么做。

チームは「WHY」を引き出すことがポイントなんです。グループは「WHAT」を聞いて、はい、分かりましたと言って1ミリ削る。チームはなぜ1ミリ削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かを考え、チームのメンバー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しながら、「なぜ」を見つけていく。つまり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密にとって解決策を見つけるのです。

斋藤：团队的核心作用是如何挖掘出“WHY”的需求。小组听从“WHAT”并且说，“行，明白了”，然后他们做叫做的事情，如同削厚度为1毫米一般。团队则思考到底为了什么而要厚度削一毫米，跟队友沟通，从而逐渐寻找“为何而做”的答案。总之，通过浓厚的沟通找到解决方案。

その「なぜ」を見つけていくプロセスがイノベーションにつながるのですか。

记者：你所说的寻找“为何而做”的过程为什么连接到产生创新呢？

齋藤：イノベーションにもつながるし、問題処理にもつながります。

斋藤：因为通过这个过程能连接到创新，还甚至会促进问题的处理。

想定外とか例外処理に日本が弱いのは、「WHAT」はみんな知っているのに、「WHY」を知らないからです。何をするかではなく、なぜそれをするかを考えれば、どんな問題が起きても柔軟に対応できる。何をするかだけだったら、ただチェックリストの通りにしか行動できない。なぜを考え、知らないと、ちょっとでもマニュアルと違うことが起きると困ってしまう。

斋藤：日本之所以不擅于突发问题或以外问题的处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WHAT”，可不知道“WHY”。不是思考做什么而思考为何要这么做，只要这么做，不管发生什么问题，都能够发挥灵活而处理掉。只做别人叫做的事情，那就意味着只按照核对表处理做事。不思考为什么，也不懂得为什么做，假如遇到稍微脱离工作手册的事情，自己就不知所措了。

日本製の携帯電話が売れないことはみんな知っているんだけど、なぜ売れないかを知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すか。

记者：换句话说，虽然大家都知道制造日本的手机在市场不好销售，可都不知道为什么不好销售，是不是这个意思？

日本人は「なぜ」を見つけられない人が多い

有很多日本人不擅于找到“为了什么”

齋藤：なぜうちはiPhoneのような製品ができないのか、って、例えば品川の会社とかは思っているでしょう。でも、それは「WHAT」なんですね。何が売れないのかしか分かっていない。根本の「WHY」については考える余地がありそうです。

斋藤：比如，位于日本品川的某家公司感到懊恼：“为什么我们创造不出像i Phone那样的产品”。不过他们懊恼的原因是出于只顾“WHAT”。只了解到什么是不好出售。我们还是与很多空间去思考根本性的“WHY”。

「WHY」である「なぜ」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そうです。でも、それは多様性のあるチームによって見つけられるのですか。

记者：作为“WHY”，找到“为了什么”看起来难以做到。不过这些由多样性的团队能否找到？

齋藤：そうです。日本のマネジャーは優秀なんですよ。「WHAT」をやることについては、誰にも負けない。でもマネジャーが管理職になって社長になると、それはマネジャー社長でしかなくて、「WHAT」はできる。けど「WHY」が分からない。

斋藤：能找到。日本的经理非常优秀。至于执行“WHAT”，他们凌驾于任何人。不过经理才晋级到管理层再被提拔到董事长，那意味着这个人才只是具备经理能力的董事长，并且只能执行“WHAT”。不过不懂得“WHY”。

方向性を決めるのはリーダーの仕事ですが、日本人の社長はそういうふうには育っていないんです。「WHY」を部下から聞き出せない。ほかの国ですと、「WHY」を聞き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そして、その「WHY」に対してどう答えるかを決める人たちが社長になる。そうすると、世の中が方向転換しても、柔軟にリーダーシップを発揮できるのです。

斋藤：决定方向是领导的任务，可日本的董事长好像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们从下属那听取并挖掘不了“WHY”。其他国家的人能够听取而挖掘出“WHY”。并且对这些“WHY”如何回答并决定对策的人才自然而然地成为董事长。这样的话，就算世界趋势转换为另外个方向，他们也灵能灵活地发挥出l领导力。

特级教师蒙冤 | 神仙居住的地方

原文地址：神仙居住的地方作者：山不转水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