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1日星期二

林达:认识一个形而中的美国

林达:认识一个形而中的美国

● 林达     
渐渐,写作变成一个间接的生存方式:我思故我在,而写作成了理清思路的必经之途,那经常是个颇为平静的过程。但最初无意从写美国闯入写作,内心常有强烈撞击:是两个大国当时的显著差异,在普通新移民内心发生冲撞。
如此个人心情,折射了中国一段历史。
离开中国,是在1991年。之前,经历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动荡,直至“文革”,把中国推到崩溃边缘。1976年“文革”结束,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过一个迎合世界的方向急转。可是政府权力的合理退让和个人自由扩展的急切要求,并不同步,形成冲突焦点。最终在我们出国之前两年,再次方向转变。这一转折,瞬间扭转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也中断了自1979年中美建交始、两国度过的10年相对稳定期。我们就是在中国的一个低潮期、也是中美关系的冰河期,来到美国。

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

初到美国的落脚点十分偶然。这里平常而宁静,周围的美国人老老少少都在辛勤劳作,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至今我仍然庆幸自己落在这样一个地方,也选择了一个阅人无数的流动生涯。回想起来,那是无心而得的收获:疏离了精英情结,一开始就能直接切入美国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和他们有了从生活压力出发的共同语言,使得美国迅速从一堆抽象概念中走出来。再者,这里是南方。对北方主导的精英文化,很容易通过媒体等各种途径了解,而唯有身处南方,才可能身临其境、对美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有切实感受。了解南方文化,也是了解对主流叙述的争执和补充,南方视野使我们对美国的感受层次丰富起来。
我们和父辈经历的中国动荡,不论在哪个阶段,尤其是低潮期,首先被忽略和牺牲的,常常是民众的个人利益、个人尊严甚至生命。那不是抽象的“人民”,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甚至,是我们自己。基于这样的经验,自然会对个人权利的议题格外敏感。突然进入一个新国家,中美之间观念的差别、美国文化中的公民权维护意识,竟是通过和底层美国人的最初交往看到,由普通人的生活展现出来,它传达的意义,令一个新移民感到内心震撼。
上世纪末的新移民主体,几乎都有同样感受:我们在中国的平常经历,从美国文化的角度去看,往往不可思议,反之亦然。这种显著差异给了我们很大刺激,也诱发出探索它背后根源的兴趣。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寻求对西方文化价值的重新启蒙。然而,有一个规律:在个人自由尚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地区,对自由的呼唤往往是感性、文学性的。这条线索几乎可以追溯到中国最初引入西方文化的开端。
可是,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作为生活常识、可具体操作、以法律细节保障的“民主”和“自由”,却非常陌生。在新大陆发现,美国民主的背景固然是强烈本能的自由诉求,却不偏重“不自由,毋宁死”的文学化重复讴歌,而是冷静成熟的法庭辩论和一步步司法界定。
所以,想给自己的朋友们介绍美国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现实操作,是一个很自然的冲动,写得通俗,也是一个非学院生活的结果。

一个新移民笔下的美国

第一本书《历史深处的忧虑》始于1994年冬天。佐治亚州北部的冬天很冷,百年老屋没有装暖气,手指僵硬地敲打键盘,用的是叫做“下里巴人”的中文软件。这本书想介绍的自由概念是冷静的,可以陈述和理性讨论,个人自由是细节具体的行为,不同的“自由”之间会发生冲突,必须经常权衡,究竟保护哪一个自由更为重要。个人和个人、个人和政府之间,涉及自由,如何解决,都是非常技术性的事情,司法是独立的技术活儿,不干权势什么事。英美法系是案例法,严肃严谨。而一个个案子又如同活生生的律政剧。以案例故事为核心的普法教育,本是美国公民教育的常态,可这是写给中国的朋友,背后如影相随,是自己将近四十年在中国的生活和见闻。下笔时,希望自己是立场中性的甚至是笔调轻松的,让自己尽量站在二者之间,与两个国家都拉开不远不近的距离,而两国文化比较带来的感触,着实维持了内心的张力。
在这里必须提到,中美交流在中国,写作固然重要,出版一环同样重要。假如没有北京三联出版社的董秀玉先生,这本书绝不可能在1996年面世。而整个过程中,很多朋友鼎力相助,大多当时并不相识。写这一段,也想说明,“林达系列”,是一个时代契机。作者的写作冲动,间接反映了读者对了解美国的渴求,作者也曾是那个饥渴的人,只是有机会先走到河边、舀了一瓢水往回走。而当时的出版状况,令这瓢水并不那么容易抵达目的地。
这本书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正因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文化介绍,不是形而上,就是形而下,很少从宪政、法律制度层面切入的“形而中”,它讲的又是触及每个普通人生活的鲜活故事,谁都能够读懂。
现在回头去看,书中的“议”,确有自己的独特切入角度。重点不是落在对美国制度长处、对保障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单纯赞扬,而是如实记录了一个个新移民对眼前景象的难以置信:他们原本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是不同国家的国民,他们在不同时期移民至此,聚合在一起,被一个古典的人类自由理想所吸引,为坚持这点理想,他们两百年来,共同支付了沉重代价,居然一直没有放弃。
所以,最初这本书,写的并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代价。让读者看到,自由不仅是具体的,也必须仰仗他人和社会支付代价才得以维护。代价有时是金钱,有时是生命,有时候,是可能的国家利益。所以,当权利与代价形成两难困境,处理和抉择,充满纠结。认识代价之后,仍然选择以尊重公民权利、个人自由为最高目标,是需要勇气的,有时候,坚持是非常痛苦的;有时候,同样案例,在新的历史条件,社会可能无力再支付同样代价,权衡安全需求,个人自由可能被迫暂时退让。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有时候,甚至可以说,必须是有能力支付代价才能够得到的。”
强调自由的代价、强调唯有理解这个挣扎,谈论坚持个人自由才有意义。这一思路在动笔之前并没有预设,写作本身是一个学习和梳理自己的过程,随文字流淌,表达时才理清自己。
第一本书已经提到了正在讨论中的《反恐法》,在当时,绝不可能想到,几年之后,9·11事件发生。自由和代价的矛盾,立即变得尖锐而现实,逼到每个人眼前,直至今天,恐怖战争时代对“权衡安全和保障个人自由”提出的新问题,在美国还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当时强调“自由代价”的写作,无意中令读者对此后的不同形势,都预留了持续思考的空间。
关于权利法案的介绍,只是一个冲动,并没有考虑持续写作。为第一本书稿寻求出版去了北京,临别,朋友说了一句:美国快大选了,能不能介绍一下美国的大选呢?他提醒了当时读者希望更多了解美国的需求,似乎可以、也应该继续写下去。
不仅是大选,而是把上一本书的话题深入下去。个人自由、公民权利的保障,不仅是独立司法,背后还有一个完整民主制度的设计,这个设计其实是从希腊罗马一路下来的西方文化,到17世纪、18世纪的英国,制度层面的思考,已经很成熟。但是,论实践,英国是在旧制度中的逐渐演化,还有宗教派别之争的历史负担,线条并不清晰。到了美国,制度实践可以完全抛开旧大陆负担,有一个条理明确的蓝图。
第二本书《总统是靠不住的》,还是通过讲述相关故事,解释三权分立的理念变为有逻辑的制度设计之后,当具体发生政治危机,构建复杂的机制如何自行启动,一步步度过危机。制度设计背后的理念,具有超越国度的普遍意义:人是靠不住的,掌握权力的官员是靠不住的,政府是靠不住的,一个权力或力量,必须由其他的力量来制约和平衡。
在一个制度变革的国家,人们往往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旧体制的破解之上,而会忽略当制度变革来临,并非“一人一票”即能解决全部问题,民主、自由,还将艰难地、细致入微地在旧有文化历史遗留的土壤上生根和成长。所以,这本书介绍的还是着重于政治危机的处理细节。令读者理解,民主制度的运作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渗入全民血液的制度文化来支撑,这种文化应尽早通过公民教育来完成。
这些介绍,引入可能的借鉴,也希望更多消解不必要的文化误解。中美几十年隔绝造成长期文化陌生,是一个现实存在。可以想象,当两个大国两种文化突然解冻、正面遭遇,彼此间是多么困扰,说是危机四伏,一点不过分。
文化陌生可能引发的危险,可以举个极端例子:美国什么样的人都有。出来个非要公开烧《古兰经》的,偌大一个美国,就没人能够阻挡他,也没人能够阻挡媒体转播。警察总统,都无权阻拦。美国人都知道,这是制度保障的表达自由。而在一些权力高度集中的伊斯兰国家,民众必定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的纵容。否则,怎么可能?一个国家的权力,难道还管不了一个小民?如此误解带来的外交危机和潜在国家危险,难以估量,却没有解药。
在第二本书《总统是靠不住的》中,也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三权分立本是维护本国政治健康的设计。但是,在与不同制度的文化遭遇,也可能出现很大误解。例如,美国总统的对外决策,代表民意的立法分支,可以完全不同意,国会可能很高调地立即通过一个表态性的否定意见。而且,这种政府间的自相矛盾是公开的。在政府权力高度统一的国家,很难理解同为政府的两大分支,竟然表态相反,会认定这是出尔反尔、毫无诚意。经过多年交流,中美间此类误解已经明显减少。但在十几年前,类似误会产生的冲突,经常可以看到。
写第三本书《我也有一个梦想》已经顺理成章:既然已经系列介绍美国,还有可以谈的内容,就写下去。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赤橙黄绿青蓝紫,人种复杂,种族是个突出问题。一开始的想法,是写当下的种族问题,既然生活在这里,每天看到和接触的故事很多,觉得不难写,相关历史打算一笔带过。可是,在冬天坐下来,阅读历史资料,发现这段历史的发展更有意思。北美洲从英国殖民时期就开始贩卖黑奴,给新生的美国留下了奴隶制和种族纠葛的历史难题,但是,对奴隶制的反省、批判和制止,在殖民时期就同时萌生和展开。无意中发现,这段历史成为第二本书的一个重要补充:美国人习惯于不相信政府,相信制度的设计和监督机制,它固然始于对人类本性的深刻怀疑。可是,归根结底,一切制度,最终又要依靠人来设计和运作,这是一个悖论。正是人性另一面,人的精神追求、反省能力,在推动历史进步。于是,决定重新找资料,把书的主题改作了追溯美国废奴过程和解决种族问题的历史进程。这本书让读者看到,人性是软弱的,有着自私的天性和经常表现出来的卑下情操;而人因其天性良善的一面,是可以被救赎的,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基督教精神,在美国文化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忙于生计,大半年在奔忙于各州的流动小贩生涯中度过。三本书的写作,持续了三年半,多是在小贩停摊的冬天,只有第三本,因为变了主题、重找资料,写作一直拖到跑摊已经开张的第二年,拖到秋天,是在来回跑长途的每周间歇中完成。第三本写完,连续劳作加上写作的紧张,已经累瘫。介绍美国,该说的都说了,终于可以画上句号。去三联签约,很轻松地对编辑吴彬说,写完了,不写了,“回到原来的生活”。这是真心话。可就在写完第三本的时候,陆编的《万象》创刊,来约有关克林顿丑闻的评论,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总统在法庭誓言之下作伪证的问题,而当时在中国,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对个人丑闻的惩罚”,收到稿约,觉得很容易解释,就写了《在誓言之下》,这是写书之外的第一篇文章。写单篇故事不那么辛苦,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认识一个形而中的美国

在介绍美国的过程中,冥冥之中似有神助:第一本书正好赶上辛普森谋杀案的世纪审判,日裔法官一磊落,庭审全程录像转播,提供了诠释权利法案的一个扎实案例;尼克松的水门案的跌宕起伏,给第二本书提供了有关三权分立具体运作的最佳教材;开始写第三本书,又适逢新电影《阿姆斯特丹号》上映,提醒了对这个160多年前大案的关注,因此去找出相关历史资料,细细道出美国上上下下废奴正义力量的努力。几年后,尹宣在中国翻译出版美国制宪会议的麦迪逊笔记《辩论》,提醒了对制宪过程的介绍,这才有了后来的《如彗星划过星空》。尹宣是一流的译者和学者,在他回国之前,我们有过十分默契的交流。他突然去世,令人难以接受。
《如彗星划过星空》也希望提醒读者,民主的推行、实行过程,都并不简单。它是“一人一票”,又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既然民主是“多数人的决定”,就需要相应的社会文明程度去配合。而在美国文明的源头,它的国父们是一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历史命定的古典政治家。


  他们精理论、重实践,没有现代政治家普遍哗众取宠的天然倾向。他们对民众深切的同情,对“多数暴政”的警惕,同时存在。在书中,我提到自己阅读美国国父的一点体验:所谓知识人的道德勇气,一部分应该是表现在对强权的批判上,更难做到的是不取悦民众。只有非常少的人,才能具备这样的智慧和勇气,对二者都保持应有的独立和批判。这其实也是在提醒自己。 
  9·11事件以后,不仅美国、中美关系,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国际关系变得史无前例的重要。写国际评论,更多是个人兴趣,也和一个特殊经历有关。2008年,我去伊拉克作了一次实地采访,回来为《亚洲周刊》做了封面故事。此后,作了一系列国际评论,也在2011年写了对9·11事件的十周年回顾,试着描述世界进入这个新时代的两难困境。只有对国际政治关系有一个准确的事实判断,理顺其中看似错综复杂的内在逻辑,才可能减少国与国之间的误解和避免摩擦。 
  很多中国读者认为,美国人历来都对中国固有负面成见。实际上,在中国的“文革”时期,也正是美国青年学潮四起的反叛期,毛泽东语录在美国的学院氛围十分盛行。之后,十分天真的学院“左派”在许多大学文科占优势,一度“左翼”教授们把学生都教得十分仰慕“文革”中的中国,认为中国通过“文革”终于找到了通向真正公平和平等的社会道路。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怀着美国教授们引领的仰慕,才来到“文革”刚刚结束后的中国,领受被误导的后果。这也是“文革”中只作“报喜”宣传的效应。 
  中国从1949年以后,更有选择性“交流”。我最近整理父辈留下的书籍,发现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出版翻译了大量美国著作,厚厚的大部头,都是美国“左翼”对美国制度的痛斥,抑或对红色制度的理想化颂扬。美国的出版自由保障了对本国制度和本国政府的任何批评,不论多么偏激都可以。但是,当它们进入一个偏执交流的他国环境,不仅没有增进了解,还会导出更深误会。这是明白人说的:“美国左派害不了美国,却很可能把中国给害了”的原因。 
  偏执交流,不论偏向哪端,都非正途:在介绍美国时,也切忌走向简化的颂扬。偏颇的介绍不利交流,反而可能引出幻想,容易在幻境破灭后走向另一个极端,难以冷静客观地剖析对方国家发展中的各类复杂因素。这绝非交流之道。所以,介绍同一个理念和制度,在不同时间、条件、地点下遭遇的不同困境,强调美国制度在历史发展和现实运作中的复杂性,是现在正努力去做的事情。 
  每一个读者都深陷自己的文化之中,绝非简单阅读就能立即改变思维习惯。曾经有个长辈读者,看了《历史深处的忧虑》对我谈体会:终于明白,原来美国的新闻媒体是私营的、是五花八门、观点立场各异的。可是不多久,她又指着《参考消息》的一条新闻对我说,“你看,连美国人的报纸都这么说。”这时,她又因为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习惯,自动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切换回来,认定:美国报纸的意见就是官方意见。所以,消除文化陌生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近距离看美国的系列写作、出版,适逢中国逐渐转而开始新一轮经济改革,以一个飞速成长大国的特殊姿态,大步走向世界,中美再次走近,却仍然陌生。一开始,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在中国产生激烈反应,更不要说一些偶发冲突,必然引发民族主义情绪反弹。中国对美国的理解经常处于大起大落中。大起和大落都是偏颇的。对我们这代人,民族主义一点不奇怪,因为我们成长在一个极端反帝反美的年代,非常理解民族主义的来源。这也让我返身去看美国,它始终处在一个各种来源的反对中,你却很难令美国人产生同类的“民族主义情绪”。两百多年坚持下来的宪政文化,铸成一个有恒长一定之规的国家,也使得看上去散散乱乱,一盘散沙的国民,其实内心自有他们的定力。 
  这样的背景自然更提醒了交流的意义。而介绍宪政和司法,介绍一个形而中的具体制度,是既有理念又极具操作性的一个落点,今天,仍是中国最需要深入细致去了解的美国文化。万分庆幸的是,不经意间,新一代具备常识、也具备极佳专业训练的新学人,勤奋睿智,早已在默默耕耘,他们远远地、远远地,走在了前头。 
   
  来源:《看历史》2012年8月号

国务院提出建立大病保障制度

一项正在中央多个部门间进行会签的文件,有可能成为今后减轻大病患者医疗负担的重要制度。

7月19日,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审议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指导意见》,并提出要“建立大病保障制度,要把基本医保与商业保险结合起来,相互衔接、功能互补”。

业界人士从中解读到的信息是,此前已经在部分地区试点的“利用基本医保基金购买商业保险,作为大病补充保险”的模式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这也意味着,我国医保体系覆盖13亿人之后,要从“普惠”迈向“普惠+特惠”。

据了解,江苏省太仓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旗下的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在太仓合作运行了一年多的大病保险模式与官方认可的方案最为接近。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特赴江苏太仓对这一模式的效果进行调查。

向大病患者倾斜,报销超过80%

8月17日,记者在太仓市第三人民医院见到正在陪护妻子的王建刚,去年春节的一场车祸让他和妻子都摔成了重伤,王先生断了左侧的锁骨,妻子顾女士由于严重的脑外伤至今仍瘫痪在床。这个不幸的家庭早几年为给有肾病的儿子治疗,已是家徒四壁,这场车祸无异于雪上加霜。

伤还没好利索,王先生就急忙出院找活干,妻子的抢救费用已经花了30多万元,命是捡回来了,但还需要做一个颅骨的修复手术,至少还得花七八万元。

去年12月的一天,正在工地干活的王先生突然接到了太仓市社保部门的电话,他被告知,由于当地实行了大病保险制度,顾女士12万元自费的医药费中,可以报销将近8万元。

王先生回忆说,那一刻,他真觉得是天上掉了馅饼,他正发愁上哪儿去筹钱给妻子做下一步治疗,现在有了着落。拿了这笔钱,王先生很快为妻子安排了颅骨修复手术。术后,顾女士的病情有了较大的好转。接下来的好消息是,顾女士住院期间,只要医疗费自费部分超过1万元,社保部门和保险公司就会启动补偿机制,根据自费额度进行不同比例标准的补偿。

据太仓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陆俊介绍,2011年医保资金使用年度,太仓有2604名住院的大病患者像顾女士一样拿到了大病保险的补偿,占当地医保参保人员的千分之四。受益最多的一位患者拿到10.4万元的大病保险补偿。

陆俊提供的另一组数据是,2011年医保资金使用年度,太仓市住院费用超过15万元的有207人,由于实行了大病保险制度,这些大病患者的报销比例几乎都在80%以上。而在此前,由于不少大病所需的药物都是自费项目,大病患者报销的比例只有50%,甚至低于当地医疗费用报销的平均水平。

在陆俊看来,通过大病保险提高大病患者的报销比例意味着医保要在普惠的基础上实现特惠,向大病患者倾斜,减少他们因病致贫的风险。

7月19日,在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表示,大病保障是衡量一个国家医疗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准。

业界认为,这次会议的标杆意义在于,提出了医保的新方向:实现保基本之后,要谋划建立大病保险制度。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总裁李玉泉早已洞悉到这一变化,他说,今年年初出台的国家“十二五”医改方案就已经提到,要建立由政府主导,商业保险机构承办,为参保群众提供重特大疾病和大额医疗费用保障的大病保险制度。此次中央层面拟出台开展大病保险的文件,意味着大病保险制度要全面推开,而且商业保险机构将扮演重要角色。

大病医保,钱从哪儿来

经济学中有一个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命名的帕累托改进原理,其核心意义是制定一个政策要至少有利于一个利益相关方,而同时不会对其他利益相关方造成损害。这个理论也成为当下不少改革所秉持的出发点,在中央层面,也认可大病医保要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原则。说到底,就是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如何推进大病医保?

太仓市副市长周文彬说,事实上,在推行大病医保之前,太仓市也试点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减轻大病患者的医疗负担,比如,对一些重大疾病放宽保险赔付的比例和范围,或是对交不起住院押金患者由医保基金进行担保,但相比大病患者高额的医疗费,这些帮助只是杯水车薪,所以当地也一直在考虑通过什么渠道来救助大病患者。

一系列的制度需要设计:哪些人群需要被大病保险覆盖,能不能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盘活现有医保资金的结余,能不能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引入商业保险机构之后如何约束和监管……
陆俊说,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太仓市首先确定,对住院的、自负费用超过1万元以上的患者开始启动大病保险,根据自负费用数额的不同,再设定相应的报销比例,自负费用越高,报销比例越高,最高可以报销82%,而且在金额上没有封顶线。

有了对大病报销的比例,社保部门又根据医院提供的三年的数据,算出了太仓大病保险报销需要的金额一年大概在两千万元。

钱从哪里来?太仓市决定,政府和老百姓都不用新增投入,从医保结余中筹集。2011年年度,太仓社保部门从医保资金中筹集了2168万元,以城镇职工每人每年50元、城乡居民每人每年20元的标准,为全市所有参保人员购买了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陆俊说,这只相当于全市当年医保资金累计结余的3%,差不多是累计资金的一个利息钱,丝毫不影响医保资金的安全性,却在当年使2604名大病患者获益。

根据一些学者的测算,以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医保资金的结余额来看,太仓模式完全可以复制,老百姓和政府无需再投入,靠医保结余的统筹完全可以覆盖大病保险所需金额。

找到了钱的出处,又该怎么运作?按照传统的模式,就应该在社保局下面设立一个新的机构,专门负责大病保险。可增加机构、增加人,政府都需要投入。太仓的方案是,用筹集到的资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服务。一旦大病患者的自负比例达到报销标准,社保部门和保险公司的联合办公室就启动大病保险程序。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董事长吴焰就曾建言,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有利于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他看来,运用现代金融保险工具,发挥“经济杠杆”效用,可以做到政府不多花一分钱、老百姓不多出一分钱,但保障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商业保险公司,近几年,中国人保和旗下的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都在寻找与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合作的可能,进行了多方面、各种形式的探索实践。
在一些学者看来,太仓的模式,比较符合帕累托改进原理,政府、老百姓以及商业机构都没有增加投入,却通过商业模式的运作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商业保险公司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去年刚毕业的临床专业女生陆丹,目前受聘于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江苏分公司和太仓市人社局保险基金结算中心大病医保联合办公室。她和其他7名专业背景相同的同事的工作就是奔波在太仓的27家医保定点医院,一面向住院患者宣讲大病医保的政策,一面核实住院病人的真实性,同时也巡查医院有没有挂床等现象。

而且她所服务的这个联合办公室,定期还要聘请医疗专业委员会对医院的病例、处方进行抽查,看看有没有过度治疗的问题。

陆丹说,据她所知,在法国等医保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保险公司的员工必须经常出入医院,检查医院在医疗费的使用上有没有“跑冒滴漏”现象。而在我国,保险公司监督医院是否过度治疗才刚刚开始,所以陆丹绝大部分的工作还只是宣讲政策。

如果仅从2011年的收益来看,接太仓大病保险的活儿,对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来说并不是笔挣钱的买卖。按照当时招标的条件,太仓市社保部门对保险公司定下的原则是“保本微利”,允许保险公司有4.5%左右的成本,收益不超过5%,折算下来也就是100万元左右,这笔钱刚刚够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

如果今后太仓模式要在更大范围内推行,那么如何吸引保险公司来参与这项不太挣钱的买卖?

李玉泉认为,大病医保不同于其他的商业健康保险,具有准公共服务产品的属性,因为不允许进行风险筛选,实际上风险管控的难度更大。但对保险公司来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空间,如,可以发挥保险公司在精算、理赔和健康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实现保本微利,另一方面可以有针对性地研发与大病保险制度相配套的保险产品,为参保群众提供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服务。

在一些学者看来,保险公司未来的空间是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服务,帮助参保人群提升健康水平,帮助其预防疾病、少得病,同时也利于减少基金支出。

也有学者预测,国家如果推行“利用基本医保基金购买商业大病保险”模式的话,一定会要求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遴选优质的保险机构经办大病保险,那么未来大病保险是否也会成为各家保险机构非理性争夺的领地?对此,也有业界人士建议,国家层面也应该同步出台大病医保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并加强监管。

本报北京8月20日电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


散户不要对中国股市抱有幻想

作者:ruik | 评论(1) | 标签:财经看点

A股的投资者必须清醒地认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一个有双向盈利机制的市场里,只认一个死理是行不通的。比如,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买入股票,然后上涨,最后卖出赚钱的运作模式,但这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市道了。为什么呢?因为更多的大机构在做空,而且乐此不彼长达数年,他们做空也能赚钱,何必劳神费力地去耗费大量资金拉抬股价?

这就是为什么不限制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做空的话,A股永无宁日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做空者眼里,估值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如何理解呢?我们常说,一只股票估值很低,所以有上涨的需要与潜力,也就是说,估值只是股票上涨的一个因素,但它并不是股票下跌的支撑。在目前的做空机制下,资金只会注重阶段差价,不会管你的估值。简单地说,如果工商银行目前股价只有3元,估值不足10倍,那按正常的估值20倍,它应该涨到6元;但如果有资金融券或者在股指期货做空需要打压工商银行这个权重股,那它只需要把差价打出来就可以了,打到2元买回来还券就搞定,管它2元的工商银行估值如何。在做空者眼里,没有价值投资这个说法,因此他们根本不会考虑估值。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如果不限制做空,再便宜的蓝筹也永远是“蓝愁”的真正原因。我们说,998点的时候,蓝筹的整体估值也没这么低呀。对,那时候没有做空机制,只能把股票价格拉上去才能赚钱,因此有估值这个东西来兜底,比如市盈率跌破10倍,那就是说理论上的年化投资收益率达到10%了,肯定有价值,这个价值的基础是靠股票的收益(如果完全分红)10年就可以把成本抹平。但是,现在有做空机制以后,资金只需要把差价打出来就可以了,3元打到2元,2元可以打到1元,1元还可以打成仙股,越便宜越好,因为融券者最终是要把股票买回来还给证券公司的,差价越大越好。而且做空者知道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无论是炒作资金还是产业资本都不可能逆市去拉抬股价与它作对,就更加肆无忌惮。想想看,有几个公司有能力把股票买回去注销?

最近两三年,A股因为各种原因跌跌不休,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很多国有上市公司的市值也就是国有资产也损失惨重,但仍有人赚得钵满盆满,最典型的就是国泰君安和中证期货这两个股指期货的空头司令,可以说是典型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在这种情况下,我等平民百姓都看得到做空对A股市场的危害,管理层却一直无动于衷,让人匪夷所思。限制做空就一定是破坏市场公平和市场秩序吗?这完全是扯淡!放眼全球资本市场,管理部门用限制做空来呵护和缓解市场恐慌是经常用的手段——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华尔街金融股遭受空头力量的猛烈轰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马上宣布“临时禁止卖空保护”;2011年8月,欧债危机深化,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马上宣布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从8月12日起禁止股票卖空操作,而此前希腊、韩国和土耳其已宣布禁止卖空,欧洲股市12日马上全线上扬,金融股大幅反弹。

看到没有,禁止做空,并不是简单的破坏市场秩序,也不是随意更改市场规则,既然成熟发达的资本市场都经常使用,为什么跌跌不休的A股就不能用?最让人意外的是,管理层倡导价值投资,呼吁大家投资蓝筹股,而所有可以用来做空的标的物股票都是典型的蓝筹股。这完全是自己抽自己的耳光,一边喊大家买蓝筹,一边对疯狂做空蓝筹的恶劣行径不限制,于是买了蓝筹就被套。如此管理水平,怎么驾驭市场?

其实这不是管理水平问题,这是利益决定的。散户赚钱证监会的官员们不会得到任何好处。但新上市的公司和赚钱的机构却能为证监会的官员们输送利益(可以想象利益之大)。中国股市的乱象他们不是不知道,只是证监会的官员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装聋作哑罢了。散户们,别再对中国股市抱有任何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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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

周其仁:面对中国经济 有的时候心肠要硬一点

    8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月份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PPI同比下降2.9%,环比下降0.8%。而从历史均值来看,7月份向来是PPI涨幅较高的月份,这让市场紧张不已。

政策加码的呼声再起,降息、放松信贷等成为不少市场人士的期待。

PPI的下跌,显示了企业的盈利进一步下滑,同时,连续几月PPI下滑亦显示实体经济的市场需求疲软。特别是以外向型为主的企业在受国内经济影响的同时,汇率的变动亦成为影响其盈利的重要因素。

对于肩负融资重任的银行业而言,应该如何纾困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如何解决?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在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

 人民币对美元的真实汇率升值是挡不住的。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5‰扩大到1%。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升、降问题,市场争议不断。对此,您怎么看?

周其仁:我们先来看真实汇率。真实汇率就是把两个国家的通胀折算进去,目前,美国的通胀率还是很低的,而我们的通胀率是比较高的,把通胀率折进去看,我们的真实汇率对美元是上升的趋势。

所以我们不如把名义汇率升得快一点,减弱国内的通胀。你不主动升,真实汇率会升。绕一圈之后,国内的通胀,人工、土地价格都大幅上涨以后,最后汇率还是要升。

多年来,我们走了一条舍不得让名义汇率做大幅变动的路。但经济规律不可阻挡,这使得央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只能多发货币。2002年的时候,我们M2(广义货币)不到19万亿,但是8年之后的2010年达到72万多亿。经济规律里面,你想躲这个,就会来那个,这就要去权衡,怎么选择。

在一般的认识里,会把经济问题中的汇率问题看做“升得对”还是“升得错”,但是经济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轻重的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我们和美联储调的不是一个“息”

《中国经济周刊》:央行最近的一次降息是非对称性降息,同时允许商业银行在一定区间内决定存款利息,市场有人认为这是中国银行业利率市场化的开始。对此,您怎么看?

周其仁:什么叫市场化?央行调的息和美联储调的息不是一个概念的息。

美联储所谓的降息、升息,是指美联储借给商业银行的钱的利息,而我们央行直接管着商业银行与市场的存款、贷款利息。在我看来,这离利率市场化还比较远。非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是两回事。

  通过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

《中国经济周刊》:汇率的上升会不会影响外贸型企业的生存?

周其仁:在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的情况下,我不认为中国的外贸压力会一直持续下去。

当然,过去我们主要用了发达国家的销售系统和需求,所以,发达国家一遇到问题,我们也会遇到问题。但是,目前我们的人工成本和其他的要素成本比发达国家还是要低一些,有比较优势。同时,跟越南和印度比,我们有配套优势,虽然它们的单项要素比我们便宜,但它们没有配套设施。

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中国的外向经济和外贸会好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外向型经济的打法要做一些调整。与过去主要出口到发达国家不同,现在对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并不一样,一些国家,五年、十年看,是经济不错,但其基础设施却不好。但是发展基础设施,它们现在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中国可能要通过对外投资来带动对外贸易,我们去做基础设施,带着钱去做,借钱给它们买我们的东西,相当于卖方信贷。其实,早些年发达国家对中国也是这样。

改变外向型经济的打法,简单讲就是通过对外投资来带动对外贸易。

 中投的投资通常投不好

《中国经济周刊》:在欧债危机以及西方国家经济没完全复苏的情况下,我们的外汇投资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改变?你怎么看资产多元化?

周其仁:就是要资产多元化。用外汇到这些国家去投资,比单一地买美国国债和欧债要强。

当然,在对外投资方式的改变上,是否要通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则需要国家把外汇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不应该央行把钱都变成国家外汇,然后再给中投一个任务让他去投,这种投资通常不容易投好。

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够用的,不用怕。我们需要藏汇于民,把外汇留在企业,留在民间,让市场去投。

  我们的调控太灵敏了

《中国经济周刊》:您对刚刚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怎么看?市场有一些紧张。

周其仁:紧张什么?现在有一种在我看来不大容易接受的经济观点,即把经济变成每一天都是一样的,然后拿这个标准来要求经济。这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怎会弱不禁风呢?

现在市场上呢,只要这个变量一动,就想去拨另外一个变量,让它变平,这种变法其实是越弄越乱,市场的力量是要给它时间的。经济的结构变化和转型需要时间,现在并不是很糟糕。

现在我们的调控太灵敏了,出一个数字,马上就开始调。作为政府负责人担心:这么掉下去,收不住怎么办?过热的时候又担心:压不住怎么办?

所以有的时候心肠要硬一点,给它一个时间,要相信政府着急的事,市场里面也着急。相信我们的地方企业,经过30年的发展,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只不过有一些板块,实在撑不过去的,而且过不去以后后果非常严重的,政府要处理一下。比如小微企业,这个时候要强调减税,政府要支持它们一把,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降下来。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现在很多公司倒闭就是因为撑不到那一天。

  地方政府的投资连着乌纱帽

《中国经济周刊》:虽然今年经济增速的指标下调至7.5%,但在经济出现下滑的趋势下,还是有地方政府出台大的投资规划,如近日长沙宣布一个投资规模超过8000亿的计划。您怎么看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

周其仁:这个东西你要仔细听一听:它做一个大的规划,它是要用几年的时间?5年?那么本届政府还干几年?你去看很多政府5年前做的规划,现在怎么样了?我们所有人都不看以前的,就看今天说了什么。它5年前说过的话多了,如果它过去5年讲的话平均都打了70%的折扣,那8000亿就剩5000亿了。

它如果投不到8000亿,有人追责吗?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投资决定,是财政开支吗?是预算内吗?还是一个看法?

而且你怎么落实?现在很多天文数字,就是因为没人推敲过,而且这个文件的性质就不具有强制力的,投不到怎么着吧,投不到乌纱帽拿下来?没有。

地方政府是但凡能多投,就不会少投。否则它GDP不会增长啊,这里面有一个乌纱帽机制在里面,全省互相点名,排名。在我们这套考核干部的规则没变之前,他的行为是不会改变的。

  收入分配改革不是重新分配收入

《中国经济周刊》:收入分配改革也是当前公众关注的热点,您认为应该如何改?

周其仁:收入分配改革,在我看来不是对“你拿几块钱,他拿几块钱”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最后会越干预越糟糕。

对于收入分配,你要理解收入是哪来的。收入是资源的产出,劳动力产生工资、土地产生地租、资本产出利润、银行的贷款产生利息。

很重要的一点是,产生收入的资源要用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权利安排机制。比如,如果我们规定不准在街上摆摊,那么摆摊的那一部分人的收入就没了。但摆摊就会影响交通,比较好的办法是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摆摊,高峰过了就可以开放。

你研究收入分配就要研究摆摊的人、买东西的人、通行的人、政府这几个角色,你权利怎么定,收入就怎么摆。

所谓收入分配,就是重新界定权利。谁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是说,老百姓看到“有人收入低,有人收入高”不高兴,就把后者的收入拿来。这不叫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改革是要重新界定权利。

因为收入是资源在确定的权利框架下产出的流量。你如果诠释错了,这个收入分配更不合理了。想让人收入一样,这本身也不合理。【因此,國家壟斷可以帶來收入的資源性產業,也就造成了P民手中握有辛苦掙來的RMB越來越多了點兒,從而衝擊物價(CPI);而國家只放開了房地產這麼一個口子,於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不抬高怎麼可能?!相對的,幾百個家族卻壟斷了其他資源性產業。。。現在的狀況就是如此~】

美联储推QE3也因为中国?

                    美联储推QE3也因为中国?

博主按:

        非常有趣,今天在《华尔街见闻》网站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作者是James Rickards ,纽约对冲基金经理,他判断美联储是否会推QE3的决定因素是——中国,这与本人昨日的基本逻辑不谋而合(在刚刚——北京时间8月21日傍晚,欧洲央行的德国执委Jörg Asmussen表态全力支持欧洲央行印钞购买危机国国债后,中国就成为决定美联储如何做出QE3决定的最重要因素)。不过,两者的结论却截然相反。James认为,美联储要继续推动人民币升值,因为它的预期升幅是30-40%,而2007年8月迄今才升了17%(这个统计时间挺奇怪的,为什么不是2005年7月至今升了24%呢?);而本人倾向于认为,人民币升值的目标价格不重要,重要的是逼人民币升值要达到的目标——中国经济已经在严重危机的边缘,美联储这时候更可能通过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避免QE3),将中国向悬崖下推关键一把。

       坦率而言,我并不能说James没有道理,个中的差别或许是我们对于中国现状判断不同。当然,我们两个人每个人的判断都不能代表美联储。美联储也要做出权衡,如果他们认为中国楼市泡沫还不足够大,经济还不足够虚,可能就推QE3再助涨一把;如果他们认为中国楼市泡沫已难再起,经济已近崩溃边缘,就会避免QE3,让中国的大量热钱流出中国,把中国向悬崖下推一下。
       故此,对于金融市场的实战投资者而言,逻辑固然很重要,分寸和次序尤为关键。由于本人也无法确认这个微妙次序的分寸,甚至不能完全排除再调整对QE3的看法。因此把James的文章在这里贴一下,供投资者自己抉择。
     
        美联储永远不会告诉你的一个QE3动因——人民币
                          2012年08月21日 15:14   
  本文作者James Rickards ,纽约对冲基金经理,著有《货币战争:酝酿下一次全球危机》  张澄翻译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总需要人们从伯南克讲话中字字斟酌才能真正的理解。比如说“a few members said……”到“several members said…..”的转变就能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对一项政策的支持倾向,由此判断该政策推出的几率有多大;再比如,“prepared to take”到“will provide”就意味着进一步宽松真的要来了。
        但是自从各个联储主席时常产生激烈分歧的言论之后,连这种“暗语潜规则”都不那么灵了,美联储的真实动机隐藏得越来越深。
        美联储总是告诉人们他们正在做什么,却不会讲清楚为什么这么做。同样,远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央行和欧洲各国央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如果按现在的势态发展下去,接下来的两周可能会成为央行行动与重要经济数据频出的最重要时段。
8月3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及各国央行的高官、各位大牌经济学家以及顶级金融记者将在杰克逊·荷尔(Jackson Hole)聚首召开一年一度的央行会议。
此后不到一周,9月6日,欧洲央行就将宣布本月针对欧元区利率所做的决定。
9月7日美国也将公布月度就业报告。
最后,在9月13日,市场将迎来又一次美联储FOMC会议。
        但更重要的是,这两周内将有可能影响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政策决定的驱动因素既不发生在美国、也不发生在欧洲,而是发生在中国。今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创下19年内新高,但最近有所回弱,过去三个月内下滑约1.5%。虽然降幅并不大,但代表着四年来承压升值的人民币走势出现了反转。
        2007年8月至2012年4月,人民币升值17%的确可观,但还远未达到美国设想的30%那么多。而就连这17%都是在美联储两轮QE的背景下发生的。
         两轮QE都给中国以巨大压力:要么就得接受人民币升值,要么就要印更多的人民币来防止大量美元流入中国,从而面临国内通胀的难题。
        而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降低其实是驱动美联储再一次推出QE的强有力因素。QE3一旦推出,中国也将再度面临要么人民币升值要么印钱的局面。如此循环往复。
        当然,人民币并不是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唯一驱动因素。美国的高失业率、欧洲的债务危机都是重要动因。
        美联储永远都不会解释清楚,人民币和美元间的汇率,因为汇率政策是美国财政部的独家武器。但是正如文章开头所说的,美联储有“暗语潜规则”,你可以通过毫无关联的数据来看到背后的秘密。美联储推出QE是迫使中国接受人民币升值的一个关键步骤。
        所以,预计接下来两周内的事件进程将会是这样:
        8月31日,预计美联储将强烈暗示,如果经济状况没有实质性改善,将会推出QE3。
        9月6日,预计欧洲央行下调利率25个基点至0.50%。
        9月7日,预计美国就业报告显示弱于预期的结果,给美联储推出QE3 一个合适的理由。
        9月13日,QE3?
        ………………(该文完)
……………………
也不排除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兲朝的財政和金融政策讓米國佬和華爾街看不清楚了,為了偵查下火力,他們需要來這麼一篇東東,也可能剛好見到張的文章判斷說QE3不會出了,因此,要採用迷惑的方式來一下子,反正又不需要成本,而且還有稿費拿,何樂而不為?!

重要的是,別管蝲蝲蛄怎麼叫,關鍵是決定因素起作用。。。牢記米帝的SmartPower哦!

2012年8月20日星期一

人民币:美元主攻新目标?

          QE3或正渐行渐远
     人民币:美元主攻新目标?
                                  
                                 张庭宾

    被全球投资者【是投機者吧?!】翘首以盼一年多的QE3或许正渐行渐远,这一次可能是因为中国。 
    在2011年4月的时候,本人曾认为,美联储在当年6月份QE2结束之后,在9-10月份有再推QE3的可能,那是因为2011-2012年度是美国旧国债到期的最高峰,分别超过8000亿美元和1万亿美元。然而,进入8月份后,鉴于疯狂的黄金市场显示越来越明显的调整信号,本人调整了预判,美联储将会采取相对强势的美元策略,8月11日,本人发出了“国际金价将迎来中期深幅调整”的预警。9月6日,美联储正式推出了扭转操作,黄金、铜、石油等商品大跌。 
    进入2012年,尽管市场屡屡预期QE3的推出,但本人一直认为,美国已不必美联储直接印刷钞票购买美国国债(QE3)——其副作用大,会导致美元通胀贬值,威胁美国数百万亿美元规模的利率和外汇衍生品的生存。而有了更好的办法——通过强化对欧元的攻击,制造更加严重的欧债危机,使得欧元区更多的资金流入美国,购买美国国债【受衝擊最大的當屬瑞士了,包括它的和外存於它的大量資金~】。果不其然,今年以来,欧元区债务危机不断,巨额国际资本流出欧洲,买入大量的美国国债,前不久,竟然将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压低到1.42%的不可思议低价。 
    在三周前,本人曾再次做出判断:即7月底的美联储会议不会推出QE3,但9月份推出的概率较大。这个判断的前半段已经得到了验证,但现在反思,后半段可能是考虑不周的,即在此做出调整:9月份,甚至到今年年底,美联储推出QE3的概率都不大。【QE是對付外邦和流動資金的;真心要命的是非農就業率~】 
    为何做此修正呢?前一次判断的基本逻辑是,虽然德国、法国等国与危机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仍在讨价还价,但在欧元区崩溃的压力下,欧元区达成通过欧洲央行印钞票购买危机国国债的妥协几成定局,即欧洲央行版QE。倘若如此,欧元区将至少稳定2-3年。届时,美元的攻势无法再挤压欧元区资金流入美国,则美国国债的购买缺口将重现,美联储推QE3概率增加。 
    这个逻辑并没有错,但是它可能不够完整。因为虽然欧元区暂时稳定【這是因源頭---米國金融界暫停波動,正在判斷和甄別奧黑和羅姆尼誰勝誰負,以便做出最合算的對策,人家都是不看芝麻,要撿西瓜的主兒~】,不会再有大量的热钱流入美国,但是中东、东亚以及其它新型市场国家仍有大量的热钱可以流入美国。同时,2012年,美国将有多项减税政策到期,其财政缺口将会减小,到期国债的数量也会下降,美联储QE3的压力相对减小。 
    在以上决定美联储是否推QE3的三要素中,欧元区稳定是QE3的推动力;而国债缺口在2013年收敛是QE3的阻力,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将是第三个——美元势力对中东和新兴市场国家输出风险是否足够有力。倘若如此,美国将把在欧元区攻势的经验,复制到中国、印度、巴西以及中东各国身上。 
    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有足够的向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转嫁危机的能力呢?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上述国家经济体的健康程度是否足以抵抗来自美元势力的进攻呢? 
    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相对肯定的——美国拥有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针对中国软肋的三种武器——粮食、石油和战争。 
    中国有13多亿人口,民以食为天,在当今中国大豆、玉米等主粮的对外依赖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如果国际粮价暴涨,将成为激化社会矛盾;当今中国石油的对外依赖度已经接近60%,而中东石油占到全部进口超过40%,中国石油战略储备大约为30-40天,若波斯湾被封锁75天以上,将打乱中国经济正常运行;如果周边出现地缘政治危机,将对中国房地产泡沫造成重创,楼价将雪崩,或将造成中国金融系统危机。 
    与2008年相比,今天的美国可以更加自如地使用上述三种武器:1,美国大力推广粮食转化为乙醇汽油,已经使全球供食用的粮食供给大为减少,操纵粮食价格将更有力,今年的美国大旱中国水灾又是最好炒作借口,粮价已经在过去2个月内大涨;2,随着美国开放近海石油开采、油页岩技术发展、增加天然气供给、生物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推广,美国对中东的石油依赖度大大下降,现中东进口石油仅占美国石油消费量的8%左右,若波斯湾被封锁,美国人可以正常使用石油420天。加上奥巴马选战情况不妙,他孤注一掷发动对伊朗战争的概率正提高;3,中国周边和东亚的危机,只要不威胁到美国本土,它很可能会火上浇油。 
    与2008年美国刚刚爆发金融危机后相比,如今中美情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在过去4年中,美国不断向外转嫁危机,而中国因人民币升值、四万亿救市等举措,制造了中国楼市的巨大泡沫,严重透支了国家潜力,严重削弱了国民财富积累;随着既得利益不断扩张,国际热钱在国内兴风作浪,贫富分化和社会冲突更加严峻;中国的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被深深套牢在美元等债券资产中,国内富裕阶层正将大量的财富向海外转移;加上劳动力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欧债危机的扩大化、美国再工业化等外部环境恶化,中国既有的 “政府投资主导的对外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盛极而衰。 
    以上诸多问题集中折射在了中国A股孱弱中,从2008年的A股最高点上证指数6124到上周末收盘的2114点,跌去了65.4%,这个跌幅远超过同期其他“金砖三国”——印度SENSEXZ指数的16.5%、巴西BVSP指数的20.07%和俄罗斯RTS指数的43.1%   
    更麻烦的是,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放任本币对美元的贬值(2011年的高点至上周末收盘,分别下跌26.62%、7.86%和9.9%)不同,中国央行在人民币贬值预期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人为阻止人民币贬值,致使更多热钱在人民币最高价被换成美元离场,这无疑将增加中国的外汇损失,甚至可能造成未来的美元汇兑危机。这同时也让中国制造在与其它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此外,国内某些“市场化”改革,比如去年12月1日起推出外汇看跌和外汇看涨两类风险逆转期权组合业务;今年8月份开放的券商转融通业务;加之最近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开立额外特别银行帐户,投资股指期货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客观上为国际热钱做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手段。 
    因此,本人对于未来1-2年的中国经济金融形势相当不乐观。也因此而修正预判:在全面做空中国之前,美联储不太可能推QE3,如果那样,等于在最后的关头,美元势力放中国一马。 
    一言以蔽之,QE3或许已经成为传说。(作者为中华元智库创办人,仅供参考,投资者决策风险自负,智库联系电话010-88556989,联系邮箱cny@cnyuan.net)

中国股市真的出问题了吗?

-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010

股市正在从很贵转向贵。但是,大家竟然要求政府救市。政府救市非常危险,只能延缓痛苦的调整,必要的调整。救市只能给股民不切实际的,不能持续的期望和幻觉,实际上是怂恿股民当炮灰,前赴后继。那是不厚道的做法。我们可以自私, 但是不能没有良心。

中国的股市为什么跌跌不休?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笔者认为, 它的运转很正常,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那些发牢骚的人们只不过拿错了温度计而已。股市涨跌和估值高低都不是股市健康与否的标准。

首先,我们来看看出租汽车的牌照。如果政府紧紧地卡住起初发行牌照的数量,但对未来即将发行的新牌照数量含糊其词,那么,起初的牌照价格会很高(由于供不应求),而随着新牌照的不断面世,牌照的价格会下降。

沪深股市如果长期只有几十只小股票,那么股价肯定一直很高。但是,二十年来,我们发现,股价竟然也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这二十年来的市盈率虽然波动很大,但是大趋势十分清楚:向下,再向下。当然,股市里出现的欺诈和伪劣产品的横行也不断摧残着股民。

笔者认为,二十年来政府对IPO发行通道,增发以及配股的控制和发行节奏的调节是中国股市长期寻底和探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从一开始就把股市“大门”打开,让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股价,那么我们就不会受到股市长期下跌的折磨。我们现在依然在为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思想和政府的控制欲付出惨痛的代价。

现在的股市好吗?对于亏损累累的股民来说,它糟糕透顶。但是,对于以前没有参与,现在正准备进入的人们,这个股市也许没有那么坏。有些人成功地完成了高价集资(和超高价集资),甚至实现了胜利大逃亡,他们也许正在弹冠相庆呢!

难道股市的估值越高越好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虽然高估值对于卖出者有利,但是对于买入者却蕴涵着较大亏钱风险。如果全国人民都参加击鼓传花,越传越高,那么,谁来最终接棒?当音乐停下来时,总会有人成为冤大头。
我们的官员和大众把股票上涨当好事,把股价下降当坏事,把支撑股市当作任务。这非常可笑。你想想,一个价值10元的东西被卖到20元,难道不是敲诈和剥削投资者吗?他如果不能用20元以上的价格卖给下家,那不是让他做了冤大头吗?如果他能够用28元卖出,那不是让他的下家做了冤大头吗?在买卖股票的过程中,对于买卖双方而言,从静态来看,它是一个零和游戏; 如果考虑到税收和交易成本, 它是个负和游戏。

股市并不创造任何价值。实际上,它摧毁价值(因为它有交易成本)。股民作为一个群体,如果想赚钱,必须靠股票背后的公司。所以,股民和监管机构不应该在股票价格上(或者指数上)做文章,而应该在企业层面做文章。股票为什么跌?
看看咱们的企业和经济! 不要怪镜子。

对股市进行估值从来就很困难。究竟1000点合理还是3000点合理?也许,合理的估值是一个区间(一个很宽的区间),而不是一个数值。而且,这种区间不断随着各方面因素的变化而波动。另外,股市变得超级便宜或者超级昂贵都有可能(over-shooting)。长期来看,政府不应该也没有能力改变市场。这些年,我们的官员有很大的进步,不再怂恿股民去股市当炮灰。有些报纸也不再通过社论给股民灌迷魂汤。这是大家醒悟的表现。可喜可贺。

我认为,衡量股市好坏, 要考虑如下6个方面的问题:

(1)在一个真正的好股市,任何一家想上市的企业(包括前景黯淡和江河日下的企业)随时可以上市,完全不受额度限制。在上市和增发过程中,公开的成本和隐性的成本极低。

(2)不管一家企业前景多么黯淡,管理层如何无能,只要它们如实披露,并且有人愿意买它们的股票,那么,政府没有道理阻碍它们上市。上市跟获取银行贷款和非上市企业的股权融资没有任何区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3)我坚决反对强制退市制度。不管企业多么糜烂,它都有翻身的可能。况且,即使糜烂到烟消云散也没有关系。这是成年人之间的事情,跟政府无关。愿打愿挨。大家请不要说,"你看!美国也有退市制度..."。美国也有很多愚蠢的政策。当然,如果企业主动退市,政府要任其自由,不要干预。强制退市所伤害的正是小股民。他们炒作垃圾股是他们的自由。他们自负盈亏,招谁惹谁啦?

(4)一个企业可以在十年内,甚至三十年内不分红,但是,从长期来看,分红的能力,分红的意愿和分红的现实可行性是股票估值的基础,但是我坚决反对政府强制企业分红,因为是否分红,分多少,何时分红,这是企业的权力,不是政府的权力。【這條真心不同意,因為兲朝上市公司的董事局都是兲蛋~!不強迫永遠不分紅~!又或者財務透明公開,強制監督下,不強迫,但保留不分紅情況下監察機構強行查賬權利!】

(5)股票交易所跟农贸市场,期货市场,产权交易中心,和大豆交易所并无实质区别。只要信息披露恰当,欺诈行为得到合理的镇压,每个省、市甚至每个县都可以有一个股票交易所。条件是,交易所必须办成企业,不能浪费纳税人的钱。那些没有规模和质量的交易所必然会自生自灭。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抱怨蔬菜价格太低,或者下跌。为什么大家抱怨股价下跌呢?

(6)股价,期货价,蔬菜价格和大豆价格的高低都不是衡量交易所好坏的标准。而交易的公正,方便和交易成本低廉才是实实在在的标准。

中国现在的股市真的便宜吗?当然不便宜。尽管无数人天天拍着桌子大叫,但是,大家完全不顾这样几个让人奇怪的事实:

(1)太多的企业依然打破脑袋想上市。众所周知,上市IPO就是把公司的一部分股权卖给别人。

(2)多少企业愿意大幅回购自己的股票?多少大股东愿意大幅增持自己的股票?哪些董事长和高管在领取工资和奖金时,愿意拿自己企业的股票而放弃现金?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和大股东们除了偷偷地感谢股民的执迷不悟和财经演员的热情奔放以外,只顾埋头不断地减持,增发,配股,辞职和套现。

(3)多少企业嫌自己的股票太便宜,愿意退市?

人们大叫股市便宜,只是因为自己已经被套牢,或者在股市更贵的时候一直叫好,现在不愿意改口。人们忘记了"专业人士要独立于自己"这样一个宝贵的品质。

考虑到未来几年的经济放缓(利润下降和企业现金流的压力),考虑到银行股和两桶油以外的众多公司的高估值,考虑到实际的民间高利率和理财产品的高收益率,再加上"投资者的安全边际",我个人认为A股太贵。

大家不要沉溺于过去的股价,那是IPO上市发行管道控制时期股票供不应求而逼出来的价格,是人为的价格,是虚伪的价格。现在,虽然政府暂停新股发行和实施其它救市措施也许可以在短期内抬高股价,但是结果是延缓痛苦的调整。那等于拔苗助长。

我的结语:中国的股市基本上运转正常,正在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股价高低或者指数的高低根本不是它健康与否的标准。

目前中国股市仅有的两个缺点是:

(1)政府对新股发行,增发和金融创新的限制还太多,因此,市场的交易成本还太高,还不够方便。

(2)政府对欺诈行为的打击还有改善的空间。但是,我认为政府的努力很显然。对此,我充满信心。


(作者是慢牛投资公司董事长,他的新书《避开股市的地雷》将于本月底出版。)